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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躺在普拉岑山上，就在他手握军旗的旗杆倒下的地方，流血过多，不知不觉地发出低声而凄切的孩子般的呻吟。
傍晚他停止呻吟，寂然无声。他不知道，他昏迷了多久。蓦地他又感到自己活着，由于剧烈的撕裂般的头痛而痛苦不堪。
“它在哪里，那高高的天空，以前不曾见过、今天才看到的天空？”这是他最初的想法。“这样的痛苦我也不曾有过，”他想。“是的，以前我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我这是在哪里呢？”
他开始倾听，听到了渐渐临近的马蹄声和说法国话的声音。他睁开眼睛。上面还是那高高的天空和升得更高的漂浮的云彩，透过云彩是无限高远的蓝天。他没有转头，看不见人，只听见那马蹄声和谈话声，有人来到他身边停了下来。
骑马来的人是带着两名侍从的拿破仑。波拿巴巡视战场，下了最后的几道命令，要求增援轰击奥格斯特堤坝的炮兵连，并察看留在战场上的死者和伤员。
“光荣的人民！”拿破仑望着一个战死的俄军掷弹兵说，他俯卧在地，脸埋在土里，后脑勺发黑，一条已经僵硬的手臂远远地伸开。
“炮弹打光了，陛下！”这时一个副官说，他是从轰击奥格斯特的炮兵连那里来的。
“叫人从预备队里运来，”拿破仑说，他走开几步，停在安德烈公爵身旁，他仰卧着，军旗的旗杆扔在一旁（军旗已被法国人作为战利品缴获）。
“死得漂亮，”拿破仑望着鲍尔康斯基说。
安德烈公爵明白了，这是在说他，说话的人是拿破仑。他听见有人对讲话的人口称陛下。不过他听到这些话，仿佛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根本没有在意，随即就忘了。他的头火烧火燎地痛；他觉得，他的血就要流尽了，他仰望那高而远的永恒的天空。他知道这个人是拿破仑，他心目中的英雄，然而此刻，比起他的心灵与那高远、无垠的天空和天上迅速飘动的云彩之间所发生的感应，他觉得拿破仑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的人。此刻他完全无所谓了，不管谁站在他身边，不管怎样议论他；使他高兴的，只是人们停留在他身边，希望这些人能帮助他，挽回他的生命，因为他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他集中全身力气，只想动一动，或者发出什么声音。他的一只脚轻微地动了动，嘴里发出了引起他自己怜悯的微弱、痛苦的呻吟。
“啊！他活着，”拿破仑说。“把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抬起来，送到包扎所去！”
拿破仑说了这句话，便迎着拉纳元帅驰去，拉纳摘下帽子，微笑着祝贺胜利，来到皇帝跟前。
后来的情况安德烈公爵不记得了：他痛得失去了知觉，他被移上担架时的挪动，路上的颠簸，在包扎所的伤口处理，都使他剧痛难忍。他直到天色向晚才苏醒过来，那时他已和其他受伤被俘的军官一起，被抬往医院。在这次转移中他觉得好些了，能四面看看甚至说说话。
他醒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负责押送的法国军官的话，他急急忙忙地说：
“要在这里停下来：皇帝马上就到；他看到这些被俘的先生们一定很高兴。”
“今天俘虏这么多，几乎就是全部俄军，他大概都看得腻味了，”另一个军官说。
“嘿，真是！据说，这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军的总指挥，”前一个军官说，指着一个身穿近卫重骑兵白色军服的负伤的俄国军官。
鲍尔康斯基认得他是列普宁公爵，在彼得堡的社交界见到过他。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人是十九岁的少年，也是负伤的近卫重骑兵军官。
波拿巴疾驰而来，勒马停下。
“谁是长官？”他见到俘虏后问道。
人们说出了团长的名字，列普宁公爵。
“您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重骑兵团的团长？”拿破仑问。
“我指挥一个骑兵连，”列普宁回答道。
“您的团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拿破仑说。
“伟大统帅的赞扬是对士兵的最好奖赏，”列普宁说。
“我很高兴把这样的奖赏给您，”拿破仑说。“您身旁的这个年轻人是谁？”
列普宁公爵说，他是苏赫特伦中尉。
拿破仑看了他一眼，微笑道：
“和我们作战，他太年轻了。”
“年轻无碍于成为勇敢的军人，”苏赫特伦断断续续地说道。
“极好的回答，”拿破仑说，“年轻人，您前程远大！”
为了充实俘虏的人数，安德烈公爵也被推到前面，推到了皇帝面前，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看来拿破仑想起曾在战场上见到过他，对他使用了年轻人这个称呼——jeune homme，鲍尔康斯基第一次就是以这个称呼反映在他的意识中。
“是您，年轻人？哦，是您，年轻人？”他转头对他说道。“您觉得怎样，我的勇士？”
尽管五分钟之前，安德烈公爵能对抬着他的士兵们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他直视着拿破仑一言不发……这时他觉得，比起他所看到和理解的高远、公正、慈祥的天空，拿破仑孜孜以求的一切是多么可怜，他心目中的英雄本人以及他那渺小的虚荣心和胜利的喜悦是多么无谓——他不屑于回答他的话。
而且，同失血过多后的虚弱、痛苦和死亡的临近在他心里所引起的严肃、庄严的思绪相比，一切都显得那么无益，那么无足轻重。看着拿破仑的眼睛时，安德烈公爵想到伟大是何等渺小，生命是何等渺小，谁也不能理解它的意义，死亡就更加渺小了，活着的人谁也无法理解和解释它的含义。
皇帝没有等到回答，拨转马头，临行前对一个指挥官说：
“叫人关照这些先生们，把他们送到我的驻地，让我的拉雷大夫给他们检查一下伤势。再见，列普宁公爵。”于是他催动坐骑，疾驰而去。
他的脸上焕发着得意和幸福的光彩。
抬安德烈公爵的士兵们，本来已从他身上摘下了偶然碰见的金质小圣像，那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给哥哥挂上的，看到皇帝对俘虏们态度亲切，便连忙把小圣像还给了他。
安德烈公爵没看见，是谁又给他挂上了，而是在他胸前的军服上突然出现了细细的金链系着的小圣像。
“这样就好了，”安德烈公爵想，看了看妹妹那样动情而崇敬地挂在他身上的小圣像，“这样就好了，要是一切都像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就好了。那该多好啊，要是知道此生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死后可以期待什么！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多么平静啊，要是我现在能说一声：主啊，保佑我吧！……可是我对谁去说呢？或者它是一种力量——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力量，我不仅不能向它有所祈求，而且不能用语言向它表白，它是伟大的或竟是虚无，”他自己对自己说，“或者就是玛丽亚公爵小姐缝在这里，缝在这护身香囊里的神？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除了我所能理解的一切之渺小和我不能理解，然而至关重要的某种东西的伟大！”
担架动了。每一次颠簸，他又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痛；热病的症状加剧了，他开始说胡话。关于父亲、妻子、妹妹和即将出世的儿子的幻想，他在会战前夜所感受到的温情，渺小的矮个子拿破仑的身影，以及在这一切之上的高高的天空——构成他热病中的想象的主要基础。
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童山的安宁的生活和平静的家庭幸福。他已经在安享这样的幸福，突然出现了矮小的拿破仑和他那冷漠、短视、因他人不幸而幸福的目光，于是怀疑和痛苦开始了，只有天空能给人以安慰。黎明前所有的幻想都混在一起了，融为昏厥和忘却的一片混乱和黑暗，拿破仑的医生拉雷本人认为，这种现象的结局最可能是死亡，而不是康复。
“这是个神经质爱发火的人，”拉雷说，“他不可能痊愈了。”
安德烈公爵和其他康复无望的伤员一样，被交给当地的居民照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