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
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姗姗来迟。“改革者”所说的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必然性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苏维埃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效率和竞争力，但逐渐变得死板和僵化，必定崩溃，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许多有效和积极的方面都被埋在了它的废墟之下。
俄罗斯经济转型始于改革，这一转型的逻辑基于对经济的二元论。一方面，存在僵化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即“国家全面干预”，国家干预生产和分配的最细微差别，压制任何私人主动性并排除所有市场因素。这种结构僵化不仅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得繁琐、笨拙（因此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失败），而且也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有效参与经济进程的前提。马克思在其经济哲学手稿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堕落提出了警告，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下的异化”。
然而，对这种集中经济的批评很快就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即绝对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法则”、“看不见的手”、“自由贸易”等辩解。从过度集权开始，自由主义改革者（如果只是理论上）决定转向过度自由主义。如果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在其后期阶段在与对立的地缘政治集团竞争中削弱了国家的自给自足，那么市场改革真正破坏了这种自给自足，这只能被称为“背叛国家利益”。改革是必要的，但苏联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逻辑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平面上，因为争论变成纯粹理论性的，而对俄罗斯地缘政治自给自足的考虑被放到了后台。以芝加哥男孩计划和冯·哈耶克的理论为风格的自由主义改革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保守”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的恢复主义经济计划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这都是两个乌托邦抽象模型之间的争论，其中“俄罗斯国家利益”问题处于背景地位甚至处于第三位。
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苏联经济学家所受教育的特殊性，他们习惯于只处理两种经济模式，即（他们暂时捍卫的）教条式苏联社会主义和（他们暂时批评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以其研究和发展的形式来看，从未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样的标准相关联，因为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是军队和意识形态结构（尤其是格鲁乌特种部队和克格勃）的优先事项。改革的领导者将主要焦点转移到经济上把“民族及国家的安全与权力”的问题从括号中去掉。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该国就陷入了一个错误表述的问题的陷阱，任何解决方案在给定条件下显然都是死路一条。
严格来说，人民不是必须在自由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结合市场要素与计划要素、服从国家繁荣与国家安全主要需求的一种特殊经济学说（“第三条道路”），这三者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学中的这种“第三条道路”绝不是一种折衷，也不是融合其他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点，而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学说，其历史悠久，实践案例众多。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在公众争议中几乎没有被提及。如果顽固拒绝认真考虑这一选择，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国家被破坏、被削弱，经济遭到破坏，俄罗斯日益寄生依赖于海军和国际银行，经济和工业联系崩溃等等。目前，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市场，停留在解决最重要经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框架内，任何事情都不太可能被纠正。
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与瑞典模式或瑞士模式都不相同，这与一些开始意识到当前局势僵局的政客的想法相反。瑞典和瑞士都不是完整的地缘政治实体，也没有严肃的战略主权，因此，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确保真正自给自足所需的大部分国家级的、工业和军事部门。这些国家中，社会导向结构和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取得了某种妥协，但这是一种纯粹的人为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得以实现，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是完全非政治化的，并且在欧洲力量的地缘政治结盟中刻意放弃担当积极角色。俄罗斯在规模上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瑞典”或“第二个瑞士”，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地位上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参考这样的例子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幻想是那些靠直觉为俄罗斯寻求“第三条道路”模式的人所特有的，那就是中国及其改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种“虚幻的错觉”，原因是缺乏关于中国改革性质和进程的客观信息。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是表面上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模式。事实上，那只是将一个与苏联大体相似的社会转变为纯粹的自由制度，但政治上没有民主变革，即同时保持统治精英对政治局势的极权控制。我们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由共产主义官员任命制的政治极权主义，顺利地转变为同样是官员任命制的经济垄断极权主义。这种官员任命制从一开始就寻求切断任何自下而上进行经济竞争的可能性。一种“异化社会”模式顺利过渡到另一种“异化社会”模式，政治剥夺在不知不觉中转变为对同一社会群体的经济剥削。
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改革正是由“三边委员会”制定的，其代表从80年代初就已经同意中国那些被任命官员的意见，未来将中国纳入世界主义影响范围，并授予中国“区域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大西洋主义者的这一举动受到针对苏联的冷战战略的制约，但也受到另一制约，那就是希望支持日本在远东的传统竞争对手，同时又想限制其经济扩张。
经济学中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中找到了它的经典体现，他提出了“大空间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原则。这一理论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以及“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进行经济殖民化的逻辑后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对“富人”而言，是有利的，而对“穷人”而言，则是有害的。李斯特由此得出结论，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某些阶段，有必要诉诸保护主义、国家控制和海关限制，即在国际层面限制“贸易自由”原则，以达到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战略实力的水平。换言之，对李斯特来说，经济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任何诉诸“市场自治逻辑”的行为都只是为了掩饰富裕国家在经济上（随后在政治上）扩张到贫穷国家，损害贫穷国家，继而奴役贫穷国家。这种方法立即为“市场”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运作设定了明确的界限。有趣的是，德国“经济奇迹”的作者拉特瑙，以及维特、列宁，甚至凯恩斯，都完全根据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学说制定了他们的经济原则，尽管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纯粹资本主义词汇，或共产主义词汇。
李斯特所建立的经济等级制度可以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公式：经济生活中，在规模上与私人、个人利益相当的那些方面，应该受市场原则支配，并以“私有财产”为基础。我们指的是住房、小生产、小土地持有等。随着各种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形式必须具有集体所有制特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财产”和个人因素可能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必须有一个“合作”或“共同”的标准。最后，与国家及其战略地位直接相关的经济领域应该由国家机构控制、补贴和管理，因为这是高于“私有财产”或“集体利益”的权益。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决定社会的经济、产业和金融形象的不是精英，不是市场，也不是集体；这种社会形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国家的特定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原则上不能过于教条，随着国家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经济等级制度中三个等级之间的比例是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例如，在和平时期，在繁荣时期，私营部门和集体可以一起成长，而公共部门可以缩小。反之，在国家历史的困难时期，当全民独立性受到威胁时，国有部门的权力应当获得增加，而不得不牺牲一些集体经济形态，进而也不得不排挤一些私人企业。
非常有趣的是，历史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刻使用的正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模型。因此，即使是激进捍卫“自由贸易”原则的美国，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始时，也会周期性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并由国家补贴工业部门。新政的实施阶段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美国人几乎逐字逐句复制了李斯特的原则，尽管他们以“经济绝缘”理论的作者凯恩斯的软化版本提出这些原则，总的来说，无非是“大空间经济专制”理论的新名称。顺便说一句，李斯特本人长期居住在美国，观察了早期资本主义建设的过程。基于这些观察，他制定了适用于德国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但是，当然，最宏大的结果来自李斯特学说在纳粹德国的实施，他的思想在没有来自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完全付诸实践。
“第三条道路”经济学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金融要素与生产要素的比例。显然，早期的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的发展，将金融体系置于次要的、从属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倾向于金融资本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生产又成为次要因素。“劳动”原则的支配地位迟早会导致政治暴力，“资本”原则的支配地位迟早会导致经济暴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是自主的，脱离了特定的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金钱是自主的，也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变成了信用‑利息的假象。“第三条道路”坚持劳动与价值（例如黄金储备，更广泛地说，资源）的残酷联系，赋予消费和商品流通领域从属的、次要的、纯粹工具性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劳动和价值的结合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确保“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作为这种经济学说的整体结构。可以用“既不奢侈也不贫穷”、“对合理的最低限度的满足”这一公式简单地表达这一想法。这意味着工作方式比苏联社会主义下更灵活、更自由的，但个人致富机会比资本主义下更有限。这种模式使国家在战略领域不依赖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系，但同时剥夺了劳动过程的强制性质，并将其与物质对等物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经济版本是当今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它反对肆无忌惮的自由主义和新共产主义者的复辟计划，他们不想认真纠正过时且被证明是无效的教条。如果不是在某个瞬间曾经同希特勒政权有关，这个计划原本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类型”。在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提出李斯特理论（而由西斯蒙第、熊彼特、杜蒙等著名经济学家加以发展），这一事实就将是一项伟大成就，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解决最紧迫问题的答案，并能立即走出“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死胡同。此外，从社会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由改革和结构的积极方面都可以完美地参与到这个经济计划中。但是，要想使得所有这一切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必须有意识地加以研究，并建立起理论发达的教义主体，而不是仅仅根据个别案例或具体情况采取实用主义的行动。
“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必须有自己堪比“自由党”或“共产党”那样明确的政治表达。任何惯性很大的集中制、实用主义和妥协，显然都注定要失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他的思想应该成为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相同的符号。“第三条道路”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教条的载体，他们准备充分，信念和意识方面又可以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媲美。“第三条道路”经济的原则与其他两种意识形态的原则一样严格和明确。所有必要的推论和应用都可以通过自然和合理的方式由上述原则推导出来。
“第三条道路”的经济趋势、“大空间自给自足”的原则，都以应用这种模式的民族国家获得最大体量为前提。李斯特坚持认为，在人口数量、资源和工业不足的国家实施这些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只是一种幻像。在此基础上，他曾提出“关税同盟”、“海关一体化”是当务之急，旨在将德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和金融集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可以谈得上与英国和法国当时这些发达的殖民大国进行有效竞争。
现阶段，主权国家的标准是美国和门罗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即由美国控制的整个美洲大陆。很明显，今天只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对应者才能同这样一个跨大西洋的“大空间”并驱争先。因此，“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已经在其理论中预设了地缘政治一体化，其中主体不是“国家‑民族”，而是帝国的现代类比。否则，要么国家力量过度紧张（苏联解体的原因），要么依赖更强大、更独立的邻国（欧洲、日本等）。这种考虑表明，尽管该理论合乎逻辑自成一体，但能否成功实施却直接取决于更一般的地缘政治计划，即取决于新帝国建立之初。只有在这样的规模和数量上，经济中的“第三种道路”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此外，这种经济模式将是欧洲大陆所有潜在参与者都能接受的最佳理论，因为即使是自由主义作家（例如，《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作者米歇尔·阿尔伯特）也强调了“莱茵‑日本”模式（具有“第三条道路”经济的许多特征）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特征的根本区别。如果俄罗斯也⾛这条路，欧亚链将以最自然的方式闭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一个新版本的关税同盟，这是一个与当前地缘政治条件相对应的“欧亚海关一体化”项目，仅此一项就可以在今天与大西洋集团进行激烈竞争，并带领欧亚大陆人民⾛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