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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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作为领导，作为中枢，从国家底的见地，要性急地，大胆地，并且透辟地决计来改革一国的文明文化。凡能辨别，略知批判，明是非者，都应该将那批判辨别之力，悉向以国家底见地为根柢的改革去。因为在当时，除此以外，是没有可加以批判辨别之力的对象的。总之，社会上却从此发生了批评；发生了可以称为舆论的萌芽。一切的批判，是时事评论，以国家底见地的改革为主题的时事评论。

这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但在这时代的时事评论中，看不见力的对立。至少，就表面看起来，力的对立，是不见于那评论之上的。也有不平，也有误解，也有咒诅，也有怨言，——但一方面，是站着作为主导力的君主，而且又是非凡的决行者，精悍的，聪明的，蓦进底的决行者。站出来和这对抗的，便是死。于是现于表面的时事评论，就不消说，是以这主导力为中心，而对于那改革的意义，加以说明，辩护。时代的聪明的智力，那时代的最高的智力，恐怕即以说明辩护那改革的意义，认为自己的本分的罢。不认改革的意义者，较之算作冲犯主导力的君主，大概倒是要算作反抗文明的自然之势，换了话说，是正当的力。不这样想，是对于那时代的最善最高的智力的侮辱。

总之，评论的对象，是国家。时代的最善最高的智力之所表明，是“君主的意志的是认”，是文明改革的辩护。在这里，是没有可以投进个人的心的影子去的余地的。大家应该一致，以改革为是。是对于时代的势力的顺从。

彼得大帝以后，文学是专为了文明和留心于此的君主的赞颂。并无真的社会底根据的当时的文学，自然只能为宫廷而作了。竭力的，分明的，毫不自愧的阿谀，在德莱迪珂夫斯基献给女皇安那的，豫言了和日本通商的诗里就可见。但这些阿谀的作品，并不怎样为宫廷的贵人们所顾及，却也是实情。因为文学或文学家，从那时的贵人们，是不过得到视以轻侮和戏笑的眼的。

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