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1年：在激辩中酝酿突破
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发了又一轮争论。当时人们不知道，“皇甫平”文章正是透露邓小平上海之行的谈话精神。
邓小平十分关注这场争论。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①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讲了很多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强调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②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周瑞金等人敏锐地意识到，邓小平到上海不是单纯来过春节的，而是来为改革开放做鼓动的。从2月15日到4月12日，报社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达了出去。文章写道：“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直接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章鲜明地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①
①见《解放日报》1990年2月15日《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强烈，许多人打听文章背景，有的派出专人来上海打听，海外媒体也有种种猜测。对“皇甫平”文章，有感到鼓舞的，也引来不少责难。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这就把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而且把阶级斗争置于首位，有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在此前后，《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党报刊，以及《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刊物连续发表文章，呼应邓力群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强调改革必须问姓“社”姓“资”，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批评皇甫平“新的思想僵滞”的提法“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认为说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③
②邓力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人民日报》1991年6月15日。
③参见《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真理的追求》1991年7月号《重提姓社与姓资》、《求是》1991年第16期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10月23日《人民日报》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真理的追求》1991年7月号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等等。
这种思潮影响了高层。7月1日，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决不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匆忙行事、急于求成”。①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听取王忍之的汇报。江泽民说：谁也没有想到东欧变化这么快。和平演变意味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意味着历史大倒退。反和平演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②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1日。
②转见《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2008）》，第276页。
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原本的态度是从容等待。他在年初时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③然而，苏联“8.19”事件后，邓小平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当天，他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正在外地视察的江泽民紧急回京，第二天（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讨论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总结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改革开放上……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④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2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这次谈话后，最高决策层的关注点开始变化。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这表明江泽民有意为反和平演变的舆论降温。同时，江泽民酝酿召开系列专家学者座谈会，对次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的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座谈会于10月17日到12月14日在中南海召开，先后开了11次。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有关部门的专家，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都由江泽民主持，一些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
江泽民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第一，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第二，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第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说，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做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要求每个人发言只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
10月17日，座谈会从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刘国光、吴敬琏、王慧炯、张卓元、林毅夫、杨启先、郭树清、江春泽等人发言做了各自的解释。与会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做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面对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许多人的发言都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因为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同时，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江泽民插话说：“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江泽民在总结时说：“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真正吸取其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12月10日，座谈会开始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题展开，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江泽民强调说：“计划与市场是核心问题，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刘国光、杨启先、吴敬琏、蒋一苇等人不约而同地捍卫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认为中国改革有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应该恢复邓小平、陈云在改革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强调两者的结合。多数与会者也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一主题，与会者对于价格改革问题、企业改革问题、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库存问题、外贸问题、利用外资问题、投资项目审批问题，以及民营资本投资问题、出口信贷问题、发展证券业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讨论。①
①以上内容引自郭树清《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马国川：《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财经》2013年第25期。
从参与者的记述看，与上年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座谈会比较，这次系列座谈会的风向变了，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占了上风。张卓元总结说：“这11次专家座谈会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①江泽民后来也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②不过，由于这次系列座谈会材料当时没有披露，知情人甚少，对当时的舆论氛围并没有多大影响。中国政治仍然笼罩着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未来走向仍然不甚明朗。
①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酝酿—忆江泽民同志1991年冬主持11次专家座谈会》，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
②转引自马国川《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财经》2013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