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 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 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 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 (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 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 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 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 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 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 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 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 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 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 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 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 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 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 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 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 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 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 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 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 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 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 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 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 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 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 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 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 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 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 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 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 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 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 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 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 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 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 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 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 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 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 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 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 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 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 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 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 青铜兵器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