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
12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鲍格莫洛夫，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暗示说，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九卷，第35—38页，同前引，第227页。
两天之后，即12月21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文仪急急忙忙地乘苏轮经海参崴赶回了莫斯科。而三天之后，已被指定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也化名李融清，连同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悄悄地转道欧洲先往柏林，准备一旦对中共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即前往莫斯科，商定政治解决原则，并代表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两国间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
1936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其后，邓文仪又转托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帮助他与王明联络，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随即派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意图。
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邓文仪首先主动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文仪声称：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蒋先生认为，现在要抗日，非先集中起八十个师的人马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危险。而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都被红军牵制着。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假如能联合起来，像1925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可惜我们两党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故最近蒋先生看到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演和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中共有合作的意向，就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完全同意。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根本问题就是两个：一是统一指挥的问题；一是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我就可以代表蒋先生和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谈好后，双方再做进一步的请示。《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
继潘汉年与邓文仪接触后，1月17日王明与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开始了第一次商谈。在王明的要求下，邓文仪具体解释了南京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初步设想。据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也许不能接受南京政府派去的指挥官，但政府和红军应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逐步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红军目前的困难南京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当然，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向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如果两方面合作的问题能够解决，邓文仪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
和邓文仪转述的南京方面的条件相比，中共这时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中心内容却是要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平等参加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取消苏维埃和红军无疑是王明这时所不能答应的。但是，在日本步步蚕食，而红军又严重失利的情形下，国共停战谈判总是好事，故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王明在随后的谈判中对邓文仪提出：国共之间的谈判，必须回到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可以派遣一名代表回国协助进行，但正式代表须由中共中央派出。故王明要求：第一，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17日，原件藏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
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表示他已经就携同中共代表返回南京继续谈判问题请示了蒋介石，取得了认可。因此，双方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出发的时间表和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的解决办法。一切一帆风顺，想不到第二天事情就突然变了样了。
2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文仪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因为他必须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怒气冲冲地责问邓文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没想到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邓文仪特意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内容大致是：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信使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转而又透露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应当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23日，同前引。
邓文仪的种种说法，使王明和代表团对国民党的诚意极表怀疑。邓一会儿说蒋介石21日有电报同意去南京谈判，一会儿又说蒋介石根本就不赞成；一会儿说南京对谈判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急不可待，一会儿又表示国共谈判必须放在其他什么谈判之后再说。这种情况无疑使王明以及代表团怀疑邓文仪别有目的，因而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不过，这个时候的邓文仪实际上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因为他并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变了卦，他甚至压根儿也不知道，蒋介石要他去柏林其实也是虚晃一枪。直到他走了一遭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林谈判。这一切都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因为邓文仪随后到柏林后，也并没有见到陈立夫。参见邓文仪著，《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第70—71页。只不过，蒋介石自己也相当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受骗者。
何以会如此呢？原来，蒋介石对莫斯科谈判的进展最初还是满意的，对进一步来南京谈判也并不反对，因为他确信只要莫斯科在背后施加压力，这种谈判就不难取得成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批准邓文仪携中共代表回南京谈判的次日，即1月22日，鲍格莫洛夫就转达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几点意见。鲍格洛莫夫表示，苏联政府希望了解：第一，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南京政府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有具体的抗日计划和抗日准备。同时，苏联政府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据鲍格莫洛夫当天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报告说，就如何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双方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
……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话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历时两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九卷，第35—38页，同前引，第227页。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也只占次要位置。但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蒋介石本来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让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就范，从而顺利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方面竟一口回绝。这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意味着苏联仍没有放弃支持共产党的打算。蒋介石因此不能不立刻打消了走莫斯科路线的念头。因为，如果苏联方面继续为中共撑腰，让莫斯科介入谈判只会适得其反。这样一来，在莫斯科进行的秘密接触自然也就戛然而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