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出人意料的成功
所谓《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指的就是8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开始起草的一个正式表述中共方面谈判条件的文件，原“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后因形势改变，改由潘汉年于10月上旬带去上海、南京。该草案很明显地是参考了中共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以及国共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 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争，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和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张国寿、徐向前等同志电》，1936年10月11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87—290页。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同上。
与前此中共中央历次所提的谈判条件相比，《草案》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直截了当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军事指挥机关中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而且接受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和苏维埃改制的要求。其作为谈判条件所坚持者，不过是要求先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考虑到蒋介石前此条件的核心就在于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不难看出，国共两党的谈判条件又有相当接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进一步突显。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明白告诉冯玉祥，对于同中共的关系，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但他同时也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由此也不难看出，如果关键的军队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服从其指挥，在蒋介石方面，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让步的。
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汉年由沪到宁，没想到陈立夫已由宁飞沪。后经张冲安排，潘汉年急忙于当晚乘车返沪。至11月10日，双方终于取得联络，确定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正式商谈。据潘汉年随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谈判结果与原来设想大相径庭。
据潘汉年报告说：他10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立夫晤谈，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致蒋介石的信亦顺便交他。陈立夫一上来就问：你是代表周恩来个人呢，还是代表中共？潘汉年当场回答说，我是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立夫紧接着要潘汉年先将中共方面的合作条件告诉他。潘汉年于是便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讲了一个大概，之后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立夫当场表示，既然中共方面表示要开诚合作，那么我也就好提任何条件了。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亦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三，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立夫特别强调，他的这个答复意见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并不是他个人的。
潘汉年听后当即提出异议，称：这怕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以后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会有如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怕不大合适。陈立夫对此解释说：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有所成就。但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商，保留军队数目的问题或还有商酌的余地，比如可以考虑从三千扩大为一万之数。
鉴于双方立场相差太远，潘汉年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之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对此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总之，他告诉潘汉年：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周)有电给养甫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之华带着护照一起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所提条件不致太苛刻也难说。
蒋介石一下子把谈判要价提高如此程度，根本上是受这个时候西北军事形势的鼓舞。从10月中旬开始，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而实施了宁夏战役。作战部队因国民党中央军由南向北的急速推进受到严重牵制，以致红军主力一部西渡黄河之后，大部队竟被阻隔在黄河东岸的甘北地区，并陷于与国民党中央军的激战之中。整个战役到10月下旬已告失利，不仅红军被截为两段，而且甘北红军主力因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步步进逼，回旋余地日趋狭小，粮食、被服、弹药均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眼看有被国民党中央军吃掉的危险。这一形势的出现，自然让蒋介石欣喜若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谈判，蒋介石当然会提高要价了。
对于西北军事形势的这一变化，潘汉年并不清楚，因此，他对国民党方面提高要价十分不解。11月11日，潘汉年将陈立夫的建议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也对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表示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刚刚得到从广州回来的张子华的报告，报告丝毫没有显示国民党方面要价陡然上升的情况。相反，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曾养甫所提这四点，与中共中央起草的那个《草案》相比，有一明显不合之处，《草案》坚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其党政组织仍得保持独立；而曾养甫所提，则必欲变更红军之组织。但是，考虑到目前形势，中共中央已明确表示可以就此做出让步，即“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甚至可以从《草案》再让一步，即“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中央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3日。但绝不能接受陈立夫目前所提条件，那就不只是红军改编、个别变更红军组织的问题了，简直就是要收编红军，根本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事情谈到这种地步，自然不可能再谈下去了。因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表示，照目前彼方所提，周恩来去也无益，因为即使周恩来出去也“无法接受”。《中央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22日。
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后，很快又与陈立夫进行了商谈。根据张子华转述的条件，潘汉年指责陈立夫等人出尔反尔，但陈立夫明确否认他们曾请张子华传达过类似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并说他自上次谈判后，已去洛阳见过蒋介石，希望蒋在保留红军人数上能够有所松动，但“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就此进一步报告说：陈立夫坚持，军队问题不先解决，无从讨论停战问题。潘提出，曾养甫先生转告我们的合作办法，有关军队一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陈立夫明确讲，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潘汉年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
鉴于谈判陷入僵局，热心于国共折冲的CC派骨干张冲，于当晚10时去找了潘汉年。对他解释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三千人的问题，可能理解上有误会。其实蒋所说的保留三千人，指的是将多数红军部队交南京方面编遣的同时，还可有三千人保留红军番号。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又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称：“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潘汉年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因此明白在这种条件下要想谈出结果也是枉然。因此，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中共中央即接连两电至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方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如不能达此最低限度目标，则只能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因在蒋介石尚有剿灭红军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东、天致小开电》，1936年11月22日；《中央致汉年同志电》，1936年11月28日。
11月21日，经过精心部署，在张学良东北军王以哲部秘密配合下，红军在甘北最后一块可供回旋之地终于找到机会给了国民党中央军一次沉重打击。在一个叫山城堡的地方，彭德怀指挥的红军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整旅。这一仗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了进攻，它显然也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想要乘机一举收编或者消灭红军的想法。12月初，陈立夫再度主动找与潘汉年谈判，开始明确表示红军大部目前可以不交南京编遣，仍实行改编，人数可以保留至三万人，但其他各点仍欲坚持。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显然，山城堡一役的胜利使中共中央相信，他们在军事上是能够继续打胜仗的，因而决心蒋不让步，我不妥协，“不惜以战争求和平”。《毛、周致李毅电》，1936年12月10日；《毛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9—620页。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中的大规模剿共计划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力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红军的人数等问题，但确定了通过红军改编的形式，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的意向，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解决中共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在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面中，他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周恩来对他的承诺。在周恩来承认“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的条件下，蒋亦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25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至此，自1935年底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于一夜之间达成了妥协。南京方面被迫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