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高层接洽的开始
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下层代表的接触也渐渐反映出双方上层进一步接近的可能性，鉴于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已日渐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谌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反邀周恩来外出晤谈。函称：“黄君（即张子华，化名黄续）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曾养甫致翔兄函》，1936年7月19日。
但是，此时恰逢蒋介石成功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CC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加派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一函邀自告失效。7月底8月初，根据曾养甫的吩咐，谌小岑分别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国民党方面联络电台的呼号密码，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立即与之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谌小岑致函周恩来，对周恩来邀请他“惠临苏土”表示感谢，说明他也有心前往，只因南京方面坚持统一军政组织问题须有初步之商讨，并希望中共方面能有高层代表，如周恩来等，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与国民党西北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适当地点，“作一度之会商”。《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8月6日。
大约在此前后，即7月底8月初，此前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十九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也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对于潘汉年此时的身份不能确定，因此潘汉年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故他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
潘汉年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专门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更加重视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7－568页。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批评中共不该继续实行“反蒋”方针的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前此的“抗日反蒋”方针，同上书，第575页。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进而更加努力地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公开地和秘密地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72－573页。
8月27日，张子华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带去国民党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谌小岑的信件。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
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称：
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唯……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周恩来致养甫兄》，1936年8月30日，见《团结报》1994年5月10日第2版。
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1936年9月1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页。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空气，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信胡宗南、陈诚等，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最所信赖之人”，“能力排浮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信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宗仁等，并附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曾养甫此时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问题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张子华关于与南京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1936年10月18日。同时，他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据曾养甫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
10月8日，谌小岑更进一步来信表示，国民党方面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信称：
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祛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於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於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行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榻以欢迎也。《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10月8日。
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蒋介石还专门关照陈诚，要他致电西北剿匪总部特别叮嘱为周恩来外出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电报只简单地说明了见曾养甫经过，和国民党邀请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谈判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
这时，中央红军与北上的第二、四两个方面已经会师甘北，正准备按照与莫斯科商定的接取援助计划，发动宁夏战役，东渡黄河，北上定远营，接取苏联方面经过外蒙转运来的军事装备。然而，由于尾随二、四方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紧紧咬住二、四方面军不放，使红军难以全力投入计划中的宁夏战役，甚至对整个甘北红军的生存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周恩来此时外出的安全，确信此时举行高层谈判尚不成熟，因此进一步致电广州，说明：
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中共中央致叶剑英电》，1936年10月14日。
17日，负责与南京联络的张子华，来到西安，进一步报告了从国民党方面带来与之通电密码、谌小岑信等。报告称：
一、 粤方请到广州会面，时十月底，我有粤行营护照六张，陈诚曾电西北总部；
二、 与曾订有密码，拟使用剿匪总部电台，待与晏道刚交涉，如不去粤即与伊另订地点；
三、 我可电伊派人来陕接洽会商问题，有无必要；
四、 宁方态度以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
与此同时，19日已奉命赶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有电报来，说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是：“决不能有对等地位的条约”，最好的解决办法即“照收复广西办法云”。而所谓广西办法，就是军队全部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虽然明知国民党方面条件苛刻，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仍决定先谈再说。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带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