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平机运的再现
还在周恩来等撤离重庆之前，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已经对继续谈判失去足够的兴趣了，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甚至连《中苏条约》明确规定应由国民政府军队接收的东北地区，也成了国共两党进行军事较量的重要场所。由于苏联方面的暗中支持，中共一度在东北地区取得了优势地位，毛泽东据此甚至断然提出了“竭尽全力，霸占东北”的方针。但是，随着蒋介石一面加紧催促美国方面为其运兵华北，于11月16日打开了通向东北的门户山海关；一面于11月17日以撤退负责接收的东北行营为攻势，有意使东北问题国际化，苏方态度顿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快，北满重镇锦州易手，中共在东北的军队也纷纷被苏联红军赶出中心城市，中共中央独占东北的计划逐告失利，形势再度变得微妙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国共双方还各有难处。一方面，中共军队人数扩充极快，但装备训练都明显不足，其要阻止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继续推进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运输手段有限，国民党军队多还集中在南方，打开了东北的大门，并不意味着以目前的兵力可以顺利占领东北，更何况华北大部还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蒋介石不能不有后顾之忧。恰在这时，美国总统于11月底公开宣布，他将派遣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消息传来，立即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这一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12月初，中共中央首先做出姿态，表示愿意“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甚至同意国民党进驻东北之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和经北宁线向上述城市运兵，但希望先实现双方停攻、停占及停止进兵，东北推选钱新之、张奚若、莫德惠负责行政，同时释放叶挺、廖承志等共产党员，准备以廖为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准备 派机前往延安接共产党的各位代表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人也马上做出积极反映。12月5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前往中共代表驻地，当面答复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一）蒋介石同意全面停战，但要求铁路线完全由中央军驻守；（二）蒋介石强调开政治协商会议时中共应恢复毛泽东来渝时的精神，否则他以政府主席资格出席无面子；（三）蒋认为以廖承志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是刺激他们，希望中共改变人选，他们可以考虑在会议期间或会议之后释放叶、廖；（四）允许8日派机飞延。至于推选钱、张、莫等问题，待周恩来来渝后再另行决定。《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2月5日。由此，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大门又徐徐打开了。和平的机运再度出现。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都明显地有些喜忧参半的味道。由于亲蒋的赫尔利大使不满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愤而辞职，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无从捉摸，蒋介石当然想要继续笼络住美国政府,因而表现得态度十分热情。他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以影响马歇尔和美国对华政策。中共虽对赫尔利下台欢欣鼓舞，希望对马歇尔的任命能够带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但一方面不能及时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讯息，另一方面基于对赫尔利的认识过程，及其固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对马歇尔的调停不抱太多幻想，怀疑杜鲁门的声明本质上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
杜鲁门总统的对华政策声明和有关马歇尔来华使命的一系列文件，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相信，只有支持蒋介石政府才可能有效地保持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防止苏联对满洲以及对整个中国进行控制，从而破坏美国在远东地区千方百计建立起来的战略均势。因此，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之点，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正在出现的混乱和内战，并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以避免苏联利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内乱在中国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但是，从美国政治的观念出发，美国政府也并不认为蒋介石的一党独裁统治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深信，要想达到上面的目的，就必须要对中国政治的现状进行必要的改变。特别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包括各种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并使他们都能参加政府，进而逐步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蒋介石及其政权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并有理由劝说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显然相信他们掌握着足以使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让步的杀手锏。不过，他们也不能不预先防备着一向习惯于坚持自己意见的蒋介石拒不妥协。根据马歇尔与杜鲁门最后达成的意见，马歇尔被正式告知，当蒋介石拒绝做出必要的让步时，美国政府仍然应该通过他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必须的支持。 FRUS，1945，China，pp.606－607，748，768；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626—630页。换言之，美国实际上还没出牌就把希望全都押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马歇尔自然深知其使命之沉重。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随即赶往南京和重庆，分别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民盟代表张东荪等进行穿梭式的谈话。一方面说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的严重关切，另一方面则试图直接了解中国各方面人士对于实现统一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看法。很显然，马歇尔的目的在于找到使中国达成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局面的协议的基础。他注意到在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的谈话中，对国家民主化的要求表现得很强烈，但他同样也注意到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对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改组现在政府这种妥协性的做法并不持否定态度。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看上去似乎也持有近似的观点。至少蒋当着马歇尔的面，表示了对杜鲁门声明由衷的欢迎。而这一声明是明确主张扩大现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修改一党训政”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转见《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据此，马歇尔很快就相信，他对中国的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看法，可以开始设法取得一些进展了。 FRUS，1945，China，pp.794－804，825－826。
1945年12月27日，国共双方开始进行首次正式接触。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两个建议：
其一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点提议，即：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
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其二为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八点，即：
一、会期定于元旦。
二、会前举行预备会议。
三、无党派代表以胡厥文、陈嘉庚、张奚若三人中之一人代原定之钱之新。
四、秘书长副秘书长国共双方各设一人。
五、首先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费巩。
六、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经原则上一致通过后，应予发表。
七、一般会议应公开，准许新闻记者列席。
八、请恢复中共电台以利工作。
对于共产党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提议，国民党方面在会期、预备会、一般会议公开举行等问题上没有表示异议，对更换代表、设副秘书长问题则持不同意见，对放人、恢复电台等表示可向蒋请示。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对政治协商会议根本就没有准备。其此前所以积极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主要只是为了将共产党的军，利用它来为国民大会的正式召集盖个图章而已。
12月29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美苏两国领导人相互承认了对方目前在中国所负有的责任，并一致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这一协议表明，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再度取得了某种一致，苏联方面并且默认了美国对国共冲突的干预。因此，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于30日从北平前线赶回重庆，授意国民党代表于次日以信函方式正式提出复案，以争取主动。其复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国民党提议的目的十分清楚，即把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问题联系起来，让马歇尔出面来唱主角使中共不能绝。同时，把中共所建议的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改为由国民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民参政会推举代表来组织考察团，不仅便于操纵，而且可以显示公正。不过，国民党人提议的关键在于逼迫中共承认让马歇尔作为一方来参加谈判。这样既可以买美国人的好，又可以借马歇尔来压制中共。故而张群当场表态：“只要你们都同意第二项办法，我们就会同意马上停止进攻。”
鉴于国民党军在两党恢复谈判的情况下，接连攻占热河之阜新、朝阳，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但事实上，在国民党军事进展顺利的情况下，蒋之军事进攻不可能停止。为此，周恩来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一方面则力主同意国民党之提议，由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他电告延安称：因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已表明，“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同时又承认美国对受降遣俘有其独负的责任，“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可能迅速达成停战。周并告诫中共中央：即使取得停战协议，至少也需数日时间，故“务请下令前线，准备若干牺牲，坚守朝阳凌源之线，及古北承德之线，以保有热河，实为至要”。《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2日。
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同时要求周等注意：（一）必须冲突首先停止才能恢复交通，不能以恢复交通为停战的条件，并且恢复交通必须是双方的，还应该包括水陆交通及邮电等，唯双方运兵必须协商，因我亦有运兵问题；（二）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即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故国民党既然提议马歇尔参加谈判，我们似可提议苏联和英国参加，如此对我利多害少。只在苏英两国不愿参加的情况下，我才同意马歇尔单独参加。《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月2日。据此，周恩来当即征询了苏联大使的意见。苏大使明确表示：关于苏英参加谈判问题他们不便提出。但苏大使提醒周恩来注意马歇尔于当天提出的关于停战问题的文件中有关东北问题的说法是必须改变的。因为马歇尔的文件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运兵东北接收主权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对此中共应当向马歇尔提议：东北问题应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或一起去东北参加另外的会议加以解决。
马歇尔的文件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事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为必须之给养、行动及警备而作之纯粹地方性的军队调动，亦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各项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并须立即拆除诸陆路交通线之障碍物。
四、在目前一切部队，皆维持其现时地位。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3—64页。
对于马歇尔的提议，蒋似乎颇感兴趣。他不仅明确同意，而且进一步提出热河也应该包括在满洲之内，在中共威胁下的华北八条铁路线都可明确规定不得运兵，只是秦皇岛、天津、青岛等不应包括在八条铁路线以内。但周恩来对此显然表示异议。在3日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周明白表示：他固然理解东北可以有些例外，但其他地方均不应有所例外，尤其是热河省及津浦路沿线地区冲突极为严重，必须首先停止下来。周恩来具体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来作为对国民党复案的答复，即：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
二、中共同意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就有关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返日俘等问题，正式商定解决办法，并在一致同意后提交政府实施。
三、提议由政治协商会议从全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中选定重要人士组成内战考察团，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分赴全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和日伪军驻守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FRUS，1946，vol.9，pp.10。
周恩来赞同马歇尔参加谈判，这是马歇尔介入国共谈判以便从中调处的关键一步，马歇尔对此自然感到欣慰。而中共中央同意满洲问题除外，这也正合其意。马歇尔显然不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对国民党试图使热河也成为国民党军队自由行动区域的方案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只同意可以把苏军即将撤出的赤峰和多伦包括在内。但利用接收热河的赤峰和察哈尔的多伦作为夺取热、察两省，切断中共与东北及苏蒙联络的一种手段，这无疑是中共代表所不能同意的。周恩来当即断言，赤峰、多伦早已为中共军队所占，根本不存在接收主权问题。同时则通知苏联大使和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办理赤峰、多伦的行政交接手续。
1月5日，国共双方就组成三人小组解决两党军事冲突问题达成协议，进而于1月7日正式开始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办法。经过三天的讨论之后，国民党代表终于在赤峰、多伦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在《停战协定》中不提出这一问题。这样，在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京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新华日报》，1946年1月10日。
同时协定还规定了两点例外：即国民党在长江以南为实施整军计划而进行的调动以及国民党为收复主权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不受上述规定的约束。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蒋介石破天荒地宣布：从今以后，“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甚至可以准许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和依法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两天后，中共中央也公开宣称：“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做之努力，已获得重要成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于是乎，一种和平的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了。共产党人竟不能不准备与国民党在全国包括在东北实行全面的合作，并准备把对国民党的斗争由武装的转为非武装的，由军事的转为政治的。中共甚至发布指示，断言：“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似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真的就要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