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失误不可挽回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马歇尔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试图把东北问题放在一边。但到1946年1月，共产党在东北的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并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区，而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这时却只有几万人，刚刚占领了南满的少数地区。毫无疑问，马歇尔和蒋介石都是寄希望于《中苏条约》的约束，想把共产党的势力赶出东北地区的。中苏条约规定苏联一切支持和援助都只提供给“国民政府”，并“只有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东北地区之主权，且在苏军收复地区停止直接的军事行动时，应由国民政府“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转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07—608，613—614页。可是，东北毕竟是中共多年来必欲夺取的战略要地，并且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如此之多的军队，控制了如此之多的地区，要让中共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自动地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去统治，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由于美国军队在华北登陆，苏联对美国可能染指东北的企图极感不安。为此，苏联不能不采取相应步骤，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来确保东北地区今后不会成为美国反苏的跳板。于是，一方要排斥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驱逐之；一方则要确立自己对东北事务的发言权，必欲全力争取之。矛盾不可调和。
当然，问题最初并不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在停战谈判期间，尽管问题已相当严重，但由于中共在东北军事上开始陷于被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经不可避免，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设想，开始公开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和占有东北中心城市及交通干线，试图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东北争端。而中共代表同意东北问题除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苏联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就东北问题进一步进行具体协商，使之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1月10日的停战令只是单方面满足了蒋介石的愿望，规定国民党军队有权“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境内九省中调动”，既没有承认中共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存在，也没有为此后谈判解决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留下任何根据。相反，停战令让蒋在东北更加有恃无恐，他甚至进而干脆拒不承认东北有国共冲突问题，扬言那里只有接收主权和剿灭“土匪”问题，丝毫不把中共军队放在眼里。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也只好下决心与蒋大规模进行军事较量，“以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于是，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成功之后，关内一片和平气氛，关外却充满了火药味，大有一触即燃之势。
随着东北形势日趋紧张，而苏联又不愿出面与美、蒋商谈中共在东北地位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自己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以求谈判。1月21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指出：“停战命令规定东北九省为着恢复主权，国方可以调运军队，对于我们在东北地位未加承认。”如此国民党可以大量向东北增兵和向我方进攻，而不与我谈东北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们声明，如不先谈判，在东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1月21日。这时，由于苏联突然出面劝告中共在东北“决不能打”，中共中央只能提出“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的方针，不能对国民党军队主动进攻。而与此相反，由于条约及停战令对蒋有利，军事上进展顺利，国民党军则无所顾忌，这使中共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深感被动。不得已，中共中央一方面明令东北部队：“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之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应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力争“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一方面则主张由政协组织考察团去东北考察实情，迫使国民党承认在东北的中共势力。
1月25日，马歇尔向国共双方提出动议，主张立即向东北冲突严重的营口地区派出执行小组。此举无疑等于从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和地位，但亦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因为它将使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主权的名义自由行动，而中共军队则不能动作。但考虑到东北必须和平，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接受提议。然而，蒋介石却对此加以拒绝，其自恃力量强大，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仍然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而与此同时，苏军突然决定把南满最重要的几个城市辽阳、本溪、鞍山等交给中共军队接收，从而使得中共占领了从苏家屯以南至营口、安东至通化，包括千余万人口的大片重工业区，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也进一步下决心在东北与国民党拼个输赢，不惜一切把国民党打到谈判桌上来。
2月初，三人小组开始就整军问题进行接触。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一个“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该方案正如马歇尔再向国共双方代表所解释的那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军队能够像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真正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它不仅禁止政府和任何党派组织拥有或支持军事力量，要求补给区主任与军事指挥权分离，补给区主任不得干涉民事，而且禁止使用军队镇压骚乱，除非政府主席提出要求并经过国民政府委员会同意。甚至，马歇尔还试图说服国共两党代表接受这样的原则，即禁止担任现职的军官同时保留政党党员资格。对于马歇尔的方案，中共中央最初是欣赏的。在2月8日中共中央致在重庆的代表的电报中曾经明确肯定：“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但根据中共中央自身的体验和经验，断言：方案中许多东西还仅仅是马歇尔的幻想，“是今天行不通的”，“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2月8日。同时中共中央不同意通过把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混编的办法来实行整军，驻地亦要求在现有地区，第一步整编至少要坚持二十个师七个军。实际上，为保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设法把大部分武装保存在地方部队中。
然而，蒋介石在政协会后的一系列秘密谈话迅速促使共产党更加加强了戒备。蒋在2月10日对其党的部分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甚至公然宣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若照此办理，“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故而要求国民党人借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之际联合发难，改变政协所确定的宪草原则。见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333—335页。同时，蒋对改组政府一事也骤然反悔，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有意制造矛盾，以拖延改组时间。
面对东北战争形势和国民党在民主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中共中央再度开始意识到马歇尔整军方案对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危险性。他们注意到，整编方案第一步计划对共产党人并无明显不利，但第二步开始实行军政分离，军党分离，补给与训练分离，势必要使其军队离开民政、财政和征兵权，实际上即离开党的控制，而被美国军官掌握起来。他们确信蒋的军队国家化是假的，目的只是要把共产党的军队化掉，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马歇尔出于何种目的，其结果只能是对蒋有利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对于整编方案只赞同其一般原则，将计就计，以免政治上陷于孤立，但实际上则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脱，保存实力，做到统一而不被消灭。总之，中共中央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已经产生怀疑，因而对于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工作决心予以消极抵制。
整军谈判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开始的。从2月14日正式讨论马歇尔的整军草案之日起，这一最让马歇尔感到不安的谈判就异乎寻常地顺利。国共双方只是在第一期军队缩编比例、开始统编的日期、宪兵的性质和文件的标题等问题有过一些分歧，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19日，周恩来回延安取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之后，三人小组很快就于22日达成了一致意见。FRUS，1946，vol.9，pp.265－289.25日，经蒋介石和毛泽东批准，整军方案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不难想见，这种表面的顺利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共产党人并非准备按照马歇尔的方案去实行。他们丝毫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会放弃其军队的控制，也并不相信会很快看到中国的民主前途，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存在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政治民主化的幻想。
可是，整军方案的通过，却进一步使马歇尔充满幻想。他亲自许诺为共产党设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FRUS，1946，vol.9，pp.258－259.以为如此就可以诱使共产党尽快开始整军的工作。在谈判中，他坚持要写上：自协定公布三星期后，双方应拟具并提交各自所有部队的全部表册，以及保留的部队表册和头两个月复员的次序。他满以为，只要逼得紧，事情就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顺利进展。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甚至断言：“现在可以准备开始复员和整编工作了”，目前唯一的困难就是作为中间人的美国军官太少了。 FRUS，1946，vol.9，pp.510－511.紧接着，他兴冲冲地飞了将近半个中国，甚至跑到延安，去对在他看来是“毫无怨恨样子”的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的时候了。 FRUS，1946，vol.9，pp.501－502.
马歇尔太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了。在中国，既然在一党的统治之下，那么一切所谓政治分歧，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还是要废除一党制的分歧。十年来的国共谈判之所以不能取得真正的相互谅解，关键也就是因为国民党相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破坏国民党一党的统治地位；而共产党则相信，除非取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地位，就没有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那一天。什么停战令、政协决议等等，都决不能使这种分歧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在蒋介石秘密发表反对政协决议的谈话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和一些中下层机关立即借题发挥，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散发反共传单，捣毁《新华日报》社，乃至公然捣毁北平军调部办公室。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大举进攻中共广东游击队和东北部队，其《中央日报》并且针对中共这时要求谈判解决东北的主张，公开扬言：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很明确，即：
一、反对一党包办东北接收机构，要求改组行营及所谓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和东北各省政府，尽量吸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使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维护地方治安，消灭土匪。
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
四、限制开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核心之点实际上仍旧是要求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而蒋介石恰恰是反对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因此这一主张绝对不能促使国民党改变他们的立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2月18日和21日再提派执行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命令问题，并说明毛泽东主张：（一）三人小组应去满洲；（二）停战令适用于满洲；（三）军队整编方案也应包括满洲在内。马歇尔对此虽表示赞成，却没有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致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马歇尔这时对东北问题的解决显然并不乐观，他既不愿看到中共势力在东北存在，又不能允许因东北冲突而使中国的停战功亏一篑。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力量还远不足以彻底打败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因此他同意在中共关于在东北停战的要求。然而他同时也注意到蒋的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担心由此可能造成中共在东北存在的合法化，故而态度犹豫，摇摆不定。其基本倾向实际还是想最终让国民党完全控制东北。为此，他一面积极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力求加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实力，控制东北局势；一方面则力谋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建立联合政府和恢复交通，并主张尽快撤退驻华美军和让中国军队早日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他相信：“由于中国具有国内统一的明确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退而使龃龉消失，以及由于中国军队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了。”FRUS，1946，vol.9，pp.428－429.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共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停战协定把东北问题作为例外，允许国民党在东北为所欲为，无疑使共产党日益感到被动。早在协定签订之日，人们就有所怀疑，担心由此国民党“可能将来拒绝与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这时，共产党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命令之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我现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有时条件对我甚有利，我又不能主动向敌进攻，待敌获得有利时机突然向我进攻，我又被动”，一旦春季到来，冰雪消融，敌人可能顺利登陆，东北已占地区将会陷于严重困难之中。《东北局彭真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2月20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自然只能准备不顾停战令，而为确保其在东北的利益，进行大规模战争准备了。
3月初，形势突然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由于苏联出于防止美国势力插手东北事务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经济谈判在美国的干预下破裂，苏联对于美国在东北的意图极感不安，为此，下决心在东北扶持中共武装，以便在东北能造成一种遏制力量，防止蒋美联合利用东北来反对苏联。这样，苏军有意迅速撤退，把东北各个重要城市及其战略要点交给中共军队控制，并且明确表示沈阳以南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于是，中共中央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决心。
3月10日和11日，周恩来依照前定之方针向马歇尔提交了中共对东北问题立场的声明，并两次找马歇尔商讨解决东北冲突的办法，准备“承认政府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协商进兵为交换条件”。周认为：这样我们“便可以现有阵地一步一步讲条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决，并取得我在东北被承认之地位”。可是，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已经意识到停战协定因为允许东北例外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如今再度承认国民党有权进驻长春路及其一切苏军撤退区，这不仅将使中共不能乘机夺取沈阳，控制长春路，而且还必须放弃自己已经占领之抚顺、辽阳、鞍山等大批重要城市和地区，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是，考虑到蒋这时在派遣小组去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而停战令已明文规定国民党有权派军队去东北接收主权，故中共中央不能不发布指示：“沈阳到哈尔滨沿途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占领，让国军接收”，但告诫周恩来等：这必须“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才是可以的，而且决不能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中央关于东北谈判中心盘子给周恩来的指示》，1936年3月13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第89—90页。
苏军的突然撤退使蒋介石一下子慌了手脚。由于国民党军队没有可能迅速接收苏军撤出的各战略要点，共产党人却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蒋介石急忙找到马歇尔，一改其此前拒不承认东北存在国共冲突的态度，要求马歇尔设法立即派出停战小组，到东北安排国共停战，以便国民党能顺利接收苏撤区。3月9日，蒋介石就停战小组的任务提出具体意见如下：
一、小组应随政府军行动，并避开苏军仍然占领之地区；
二、他们应进至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部队密接地点，促成停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免后患；
三、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并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
四、中共部队应撤出政府为重建主权而要占领的任何地区、交通线、煤矿及公共设施等；
五、中共军队将不得进入和占领苏军撤退之地区。FRUS，1946，vol.9，pp.542.
既然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存在，那么，马歇尔显然认为在条件上没有必要写得过于苛刻，重要的问题只是在于不要因此而为中共要求解决其在东北的政治地位问题而制造口实。故马歇尔很快对蒋介石的提案做了文字上的改动，在征得蒋的同意后，于第二天亲自交给了周恩来。马歇尔修改过的条件如下：
一、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
二、执行小组随政府各军行动，与共军保持联络，协商停战；
三、政府军队有权接收中苏条约规定的长春路，沿途铁路三十公里境内中共军应撤退；
四、政府有权进驻矿区；
五、凡政府军接收主权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周恩来致中央并告叶、饶、罗电》，1946年3月10日。
经过马歇尔修改过的条件并不比蒋介石的条件更容易让中共代表接受。不要说允许政府军任意在东北以接收主权名义占领中共已经占领和即将占领的地区，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就是避开政治问题不谈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当场表示：把政治和军事分开的办法是不能允许的。自停战以来，共产党在东北军事上一让再让，就是为了争取东北政治上的民主和共产党的地位，否则，仅仅停战让地，国民党到处剥夺人民参政的机会和自由权利，军事上的反抗仍旧会到处发生。 FRUS，1946，vol.9，pp.535－538.
共产党的态度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这时，蒋懊丧已极，向马歇尔大发牢骚，埋怨杜鲁门不该用改组政府来作为其援华的附加条件，以致使他无所适从。埋怨马歇尔实际上做了中共的保护伞，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都使共产党有空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自己所以不愿意改组政府派停战小组去东北，正是因为看出了共产党人的意图是想乘机渗入政府控制其外交政策，和使俄国人有机会插手东北问题，因而事情搞到这种地步都是美国方面的责任。他扬言：满洲问题能否解决，现在就要看美国在这方面对苏联能强硬到什么程度了，“任何软弱都将意味着满洲会从中国被分割出去”。FRUS，1946，vol.9，pp.528－529.
3月11日，马歇尔按计划准备回华盛顿商洽金融贷款等问题。在登上飞机之前，他再度提出一个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令草案，并马不停蹄地接连与国共代表进行会商。然而，由于草案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其主要变动充其量只是把周所反对的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改为“小组的使命仅仅与军事事务有关”，中共代表自然难以接受。但马歇尔在登上飞机后到底还是感到有些欣慰，因为他已从周恩来的口中了解到，中共似乎并不准备推翻过去关于同意国民党军队有权进入东北和接收东北主权的许诺。 FRUS，1946，vol.9，pp.541－542.
不过，问题远比马歇尔了解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中央全会，会议明确提出了推翻政协决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并充满了反共的气氛。在马歇尔刚刚离开中国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宣部就专门就此发出通告，鼓动国民党人向政协决议及中共发难。继而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国民党代表公开主张重新修正政协确定的宪草原则。为此，共产党与国民党进一步形成尖锐对立。中共中央明确发出指示：国民党二中全会企图“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
把问题提到破裂的高度，这反映出共产党人这时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已再度达到极点。中共中央开始相信：“蒋介石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下），第62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再同意对国民党有所让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更进一步下决心：不仅“绝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而且在东北如彼方再不停战，沈阳以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不屈服。”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一）不能承认蒋、马所提五条为派遣小组进入东北调处停战的先决条件；（二）不能毫无限制地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全部长春铁路和所有苏军撤退之地区；（三）作为妥协，共产党承认国民党进驻沈阳至长春间铁路及其沿线各三十公里，而国民党则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四）以后双方军队之驻地另定之。”
3月17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令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执行小组将根据执行部的指令执行其使命。
二、执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所驻扎地区建立，避免进入仍为苏军占领的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中共军队及政府军队冲突或密切接触的地点，执行停战并做必要的再调整。
四、在接收满洲主权时，政府有权调动军队，进入苏军现时撤出的地区，即：沈阳到长春之间的铁路线，以及位于铁路线两侧三十公里以内的地区。
五、如果政府军队需要进入中共军队目前控制的地区，须经过执行小组的讨论，如不能达成协议，应由较高的机构解决。
六、将来在东北的一切军队将根据整军计划予以配置。
七、政府保证按照政协解决的路线，立即与中国共产党讨论有关满洲的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前，作为一项临时的办法，政府将维持地方民选政府的现状，不得予以任何妨碍和干涉。 FRUS，1946，vol.9，pp.564－565.
中共中央的主张显然与蒋介石的想法相距太远，蒋下决心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大战，谈判自然因此停滞不前。
眼看东北战争在即，停战小组迟迟不能派出，回到美国的马歇尔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明确要求他在三人小组的代理人吉伦，必须设法立即就派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否则“可能是致命的”。马歇尔已经多少觉察到，蒋介石一旦走到必须用武力来争夺东北的地步，他就可能陷入泥沼再也无法自拔，致使整个调处工作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因此，马歇尔一方面在华盛顿四处游说，争取贷款，一方面又不断地向他在中国的下属发布如何加紧谈判的指令，甚至亲自派遣考伊上校飞往延安讨论东北停战的具体条件问题。但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还在东北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已经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考虑到沈阳为国民党军事上必争之地，且夺取沈阳在政治上有不利影响，中共中央没有去夺取沈阳。但鉴于沈阳以北国民党一时无力夺取，且自己已占有大片地区，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兵进驻，“时间愈快愈好”，最终准备以长春为限，逼迫国民党同意国共两党分驻南满和北满的事实。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17日。于是，中共军队迅速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准备在铁岭、昌图、四平等地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苏军也以瘟疫、交通等种种借口阻止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向北推进。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30—234页。
3月中旬，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开始以沈阳为中心向北、东、南三面进攻，并在3月下旬接连攻占了抚顺、辽阳、铁岭、开原等地，并向鞍山、本溪、海城、营口和昌图、四平推进。东北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3月22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30日以前全部撤出东北。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88—189页。由于国民党军队进展缓慢，苏军此举事实上意味着整个北满和南满的相当一部分都将落入中共之手。蒋对此自然气急败坏，以致不能不一面指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再度就派遣小组去东北问题进行磋商，力谋妥协，一面紧急呼吁马歇尔返华，以决定“东北问题之成败”。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01页。而与此同时，考虑到东北军事压力较大，停战将有利于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事实上对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占领，中共方面也愿意进行某种妥协。于是，三人小组关于派遣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就在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形成了。协定只是规定：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属苏军驻留的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
同时，协定注明：“各方另同意：1.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2.关于东北政治问题，立行商谈，迅速解决。”《新华日报》，1946年3月27日。
很显然，在3月27日达成的这个协定，与前此双方的方案都有重要区别，它几乎完全回避了双方争执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国民党的接收权利，对中共强烈要求的政治地位问题，也只是在表面上同意放在停战之后解决。协定的主旨仅仅是设法在现在的条件下首先达成停战。但是，这毕竟只是表面的东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美国方面的调处代表，其实都不过是把这一协定当成他们借以达到使国民党军队能够完全控制东北的一种手段。在协定成立的同时，马歇尔的代理人吉伦就密令派赴东北执行停战任务的美国方面代表务必协助政府军：（一）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二）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之设备和其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三）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94页。而这样一来，东北停战小组的工作当然无法进行。还在协定通过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要求立即派遣小组前往遭到国民党军队猛烈攻击的四平、本溪、鞍山等地执行停战任务，同时它强烈抗议美国方面继续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因东北之国民党部队已达到约七个军之多，远远超出了在军队整编方案中所规定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将只部署五个军之数。可是，鉴于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形势开始明显有所改善，蒋、美两方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他们重新提出小组使命问题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在东北自由接收主权。美方代表吉伦甚至也冷嘲热讽，根本不把中共代表的抗议放在眼里。 FRUS，1946，vol.9，pp.719－721.蒋介石则干脆在4月1日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坛公开指责共产党在东北“妨害政府军队接收主权，要求特殊化的政治局面”，“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扬言在东北问题上政府“决不能承认”中共所谓的“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 《中央日报》，1946年4月2－3日。至此，东北大战已经势在必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