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就在国共两党为东北问题争执不下，以致拉开战争的帷幕之际，国共双方在政治上的冲突也日益激烈。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重新依照所谓《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重新修改政协有关决议，并且擅自增加其在国民大会中代表人数，致使中共与民盟原先设想的利用他们在国民大会中所占的代表比例行使否决权来制约国民党的方案化为泡影，中共中央遂决定在政治上也同样采取抵抗国民党的行动。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受命发表声明：由于国民党违反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并且拒绝中共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民政府委员名单。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1日。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一文，《新华日报》亦于次日转载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发行。该文旨在批驳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共产党的攻击，称蒋此次谈话“完全显示出他的一副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其目的“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议，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新华日报》，1946年4月8日。
时至于此，美国代表吉伦竟然依旧头脑发热，狂妄地要求中共代表在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4月8日，吉伦在三人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新的提案，主张：
一、在东北之中共部队不得再事调动；
二、在中苏条件所载铁路线上及其附近共军占领之区域，共军应由此撤退至铁路两侧至少一日行程，俾政府军可使用铁路自由通过；
三、在铁路线上及铁路所有之城镇为共军所占据者，应撤退至少一日之行程；
四、共军依据上述各条撤退时，中央军不得追击及干扰，中央军对于遵照一、二、三条规定驻在上述铁路附近之共军，亦不得追袭干扰。同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09页。
在吉伦的眼里，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似乎俨然处于挨打的状态之中，根本不堪一击。这不能不大大刺伤了中共代表的自尊心。周恩来不仅与国、美代表激烈争吵，而且致电中共中央，告以：“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这时，东北四平、本溪两处国民党军队攻势猛烈。但至4月中旬初，中共已接连获得某些成功，敌新一、新六、七十一三个军都有部队被歼或被击溃，加以山海关铁路又遭破坏，以致中共中央渐渐相信“国民党现存兵力已甚少，非重新调运几个军至东北不能采取攻势”，更无力在最近打到长春和哈尔滨，故东北形势“已根本好转”。估计马歇尔回来后也不致助蒋在东北大打，因此届时“蒋的态度可能软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苏军于14日撤出长春，共产党的军队立即毫不犹豫地在17日攻入长春城，并于19日将其完全占领。同时，中共中央要求东北部队要做长期保持计划，并准备尽快“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以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东北行营和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相抗衡。 《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往长春的指示》，1946年4月19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第132—135页。
中共占领长春，使蒋极端沮丧。在马歇尔从华盛顿回到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几乎心灰意冷，以为只有把东北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去解决了。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但蒋介石很快横下一条心，决心与共产党干到底。他迅速说服马歇尔等为其进一步调兵北上，并投入大批飞机和坦克助战，东北战争逐愈演愈烈。
自长春取得后，共产党人又于4月下旬在苏军配合下顺利地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致使东北北满之全部及南满之一部都已控制在手，而国民党只控制着南满从锦州到沈阳的一段铁路线及其附近的一些重要城镇。且这时国民党运抵东北的兵力只有七个军约二十四万人，共产党军队却已达到四十万人左右，因此形势看上去颇对共产党人有利。但事实上，由于中共所占点线过长，且新兵较多，训练和装备较差，特别是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后，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大量兵力被迫投入阵地战，处处设防，步步抵抗，极为被动。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全副美式装备，又有飞机、坦克助战，在四平以北集结着优势兵力，后备力量又源源而来，因此，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正在很快失去，四平一线更是岌岌可危。鉴于此，中共中央不能不一方面决心“死守”四平、长春，一方面则开始再度谋求停战了。转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662页；见前引《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4月29日。
4月23日，马歇尔向国共双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满洲立即停战协议》（草案）。在这一草案中，马歇尔显然试图采用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达到在东北停战的目的。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自本协议签订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政府和中共双方应立即发布停战命令，并下令停止一切军队调动。
二、在满洲的一切军队和部队的地位将根据整军方案予以配置，特殊地区的占领问题将由三人委员会决定，正在运往满洲途中的第六十、九十三两军应即运完。
三、政府军队为恢复主权和保卫主要铁路线安全而进行的调动，只能由三人委员会专门授权进行。
四、政府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将讨论满洲的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未获解决之前，目前民选的地方政府将予以维持，并不得妨碍和干扰。 FRUS，1946，vol.9，pp.792－793.
和前此相比，马歇尔显然放弃了让国民党独占东北，不承认共产党在东北地位的设想，转而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存在及其事实上的占领了。但同时，他也决心支持国民党对东北主权的控制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因而同意蒋介石关于必须为其运足九个军到东北的要求。其中心意图只是要求东北立即停战，以便可以通过整军方案来重新配置国共军事力量，而根据整军方案，国共在东北的军队数量只能保持五比一的比例，即国民党在东北可以有五个军，而中共只能有一个军。
马歇尔的方案并非对国民党不利，但任何承认中共在东北事实上之占领及其“伪地方政权”的建议，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蒋此时对马歇尔回任后不积极同他协议军援和贷款问题，反而一再就东北冲突压迫国民党让步，与共产党谋求妥协，深感不满。但由于自己的军队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又“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 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16页。结果，蒋介石“委曲求全”地提出了一个表面上妥协，实际上各方都无法接受的建议：
一、停战协定及其与之有关的附属条款，应在满洲充分执行。
二、国共所属之一切军队和部队在东北的地位，应根据整军计划配置。
三、满洲的长春铁路全线及其长春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公里以内地区，应由政府军接收，中共军队不得阻碍政府恢复主权。
四、除上述第三条外，与中共军队控制地区有关的政治问题，应由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解决。 FRUS，1946，vol.9，pp.795－796.
鉴于蒋介石的建议很难为中共中央所接受，马歇尔又于27日对蒋介石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主张双方军队隔离，铁路线不驻兵，改组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为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及东北人士三方参加，暂时负责恢复交通及长春线上各大城市的管理等。 FRUS，1946，vol.9，pp.797－801.另外，民盟这时也提出建议，主张就地停战，改组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军队不得调动，中共军队撤离铁路线至三十公里以外，同时组织一联合委员会调查东北局势等。见前引《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20页。但蒋介石对此均一一拒绝。他表示，或者按他所提建议办，或者中共退出长春，再来谈判其他，否则必以武力解决，不打下长春不止。
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并表示自己已无能为力，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商谈还有什么结果。周对此亦表示理解，但告诫马歇尔：美国目前仍然握有促使远东和平的一种力量，这就是不运兵、不借款，如果美国这时运兵借款给蒋介石，战争就可能扩展到全国去。 FRUS，1946，vol.9，pp.802－805.随即，周就东北问题发表公开谈话，含蓄地告诫各方，再容忍国民党在东北大打下去，将有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内战”，对此应当严重注意。《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然而，这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东北的战争停止下来了。尽管马歇尔仍旧不断向蒋进言，并力劝中共撤出长春，甚至不惜以撤出调处相威胁，但还是不能使国共双方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从4月上旬到5月初，共产党约六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顶住了国民党军近十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接近两万人之多，且全部主力都已投入战斗，甚为疲惫，继续坚守已经十分艰难。中共中央为此一方面要求东北部队准备必要时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入运动战，一方面通知中共代表，可以考虑经民盟提出“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5月15日。但随着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于5月20日被迫撤出四平，此举已毫无意义。
5月20日，蒋公开勒令中共军队退出长春等地，让国民党军占领。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6页。同时，国民党军挥师北上，乘势一举夺取长春并攻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进而分兵向北满和东满推进攻击。蒋声称：“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9—130页。当然，蒋亦不能不多少对马歇尔的态度有所顾虑。考虑到马歇尔5月20日声明要求双方就此停止冲突，不使战争就势蔓延，《新华日报》，1946年5月20日。蒋遂有意主张新的谈判必须规定执行部及执行小组中美方成员拥有最后决定权，借以哄骗马歇尔并难为共产党，力图以此迫使中共方面出面拒绝，从而把继续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去。很显然，蒋介石这时多半也像宋子文一样相信：“共军除一部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31页。因而过于迷信其武力的威力了。
蒋介石等人其实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实际上，中共军队四平一线阻击战虽有较大伤亡，但主力并未受到损伤。相反，被迫退出大城市，退据到东北广大山地和乡村的共产党，恰恰适合了自己的特长，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因此中共中央毫不气馁，它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东北方面我们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蒋介石既然迷信武力，得寸进尺，那么“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你既占我长春、吉林，攻我哈尔滨及关内之豫东、冀东，那么我也“必须采取报复手段”，在我占优势的山东、河南等向你进攻，这就叫“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1946年5月26日。
随后，中共中央于6月1日和2日，先后命令山东及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准备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枣庄、长垣、考城、永年、聊城等处，消灭敌伪守军，给蒋以教训，并牵制国民党军继续调兵东北。山东及晋冀鲁豫之中共部队迅即开始向上述城市做攻击准备，战争由此自然开始向关内伸延。而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在东北占地过多，兵力日渐分散，不敷使用，不仅向哈尔滨方向推进的部队抵达松花江后不敢继续北上，而且中共军队乘其大批兵力北上，又迅速在南满展开攻势，歼其一八四师（一部起义），重创二○七师，直逼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附近。以致国民党军益感兵力单薄，不得不集中守卫几条主要的铁路线及其沿线的城镇，其攻势渐渐减弱。
马歇尔早就预到此种状况的危险，因而反复告诫蒋：“东北幅员辽阔，交通线绵长，中央军数量不足，无法处处设防”，因此应乘此“最好时机”“与共方商谈解决一切问题”。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34—139页。为了进一步调集兵力巩固南满，并在舆论上争取主动，蒋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于6月6日公开宣布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谈判解决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和实施整军方案的具体办法。 《中央日报》，1946年6月7日。但蒋特别声明：无论如何，“政府对收复主权保持自由行动一点，应始终予以维持”。见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37卷，第348—349页。
对于蒋介石的休战，中共中央自然不会相信。但实际上这时共产党在东北的抵抗已至极限，继续战争对共产党同样十分不利，故中共中央欣然表示赞同，主张“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中央关于我党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的指示》，1946年6月7日。
休战谈判既然是双方争取时间进行战争喘息的一种手段，它当然不会创造出任何奇迹。问题是国民党乃至马歇尔似乎对于在这“最好时机”下逼迫中共让步的可能性有些估计过高了。谈判伊始，国民党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关于军队配置的建议草案，在这一草案中，中共军队只能与国民党军队混编并驻在东北黑龙江省瑷珲以北及北安附近，和兴安省的萨马街甘河附近，另外的中共军队则只能驻在山东费县、沂水、蒙阴地区、山西长治、长子、屯留地区、陕西绥德、保安、延安地区以及察哈尔的张北地区，大多是远离城市并且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80—182页。经过马歇尔修改的提案也并无实质上的改变。马歇尔依旧极力劝说中共放弃安徽全省、江苏苏北、山东枣庄及鲁东北、德县地区和胶济全线（煤矿在内）、察哈尔张家口以南、热河承德以南、鄂豫边区和山西闻喜地区， FRUS，1946，vol.9，pp.1099－1101.幻想中共代表会在蒋的苛刻条件下全面让步。不料中共代表对此大加斥责，并对马歇尔亦颇不客气，使马一时陷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后，中共代表团又联名发表致国民党代表书，指责国民党的方案是“企图将中共部队在整军期间排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便消灭，并坚持美方代表在三方协议中之最后决定权，以保证此案之实现”。 《新华日报》，1946年6月26日。
事情再清楚没有了。不仅蒋不寄希望于休战谈判，中共也同样不寄希望于休战谈判。国共双方的打打谈谈，仍旧是一种力量的较量。休战刚刚开始，国共就围绕南满问题发生争执，国民党执意要求继续“接收”行动，勒令中共军队立即退出他们指定的所有城市。 《中央日报》，1946年6月8日。而中共方面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下令山东等地部队一举攻占了泰安、大汶口、枣庄、张店、周村、胶县等地。这样，双方名曰“休战”“谈判”，实际上战争已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周恩来告诉马歇尔：“在国民党目前统治之下，得到一种真正的和平民主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感到，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来自国民党的任何进攻，中共本身就是在过去二十年里通过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生存下来的。 FRUS，1946，vol.9，pp.1008－1020.中共中央则更明确地告诫各地干部：“南京谈判中，蒋介石提出苛刻条件，要我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卫，一切铁路线不许我驻兵，上述地区国民党不仅要占点，而且要占面”。不仅如此，“我中原军区部队五万人，被国民党二十五个师包围半年之久，近日蒋介石下令歼灭该军，该军正在为生存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内战“恐难挽回”。“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胜利前途。”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由于民盟的极力调解和中共代表的适度妥协，国共双方在6月下旬最终还是就停止东北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美方代表调查决定权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在具有实质性的整军方案的部队配置问题上，国共美三方却意见分歧，难以统一。至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我方已让到“不增加师的数目，哈埠让政府象征接收，淮安、张家口、承德三地驻正规师，三地以南不驻正规军，驻保安队”，“仍未得蒋同意”，蒋“坚持我让出”，“非要苏北、安东、承德不可”。《周恩来关于整军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这时并非不愿停战和平，但它绝对不会以牺牲“基本利益”来换取和平，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军队和根据地更重要的“基本利益”了。让共产党人自动放弃已经占有的东西，只有在已经没有条件保持这东西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恰恰相反，共产党人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实力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较量。因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并告周恩来：“蒋得寸进尺”，“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以后的局面是边打边谈”，从而停止了寻求妥协方式的努力，决心与蒋介石周旋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