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走向全面战争
1946年7月2日，蒋介石最后正式约见周恩来，亲自提出热河承德、东北安东、山东胶济路和苏北问题，要求中共立即退出，并威胁说：“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言外之意，如果共产党不能接受他的要求，战争将不可避免。
其实，还在6月21日蒋介石宣布延长休战给共产党以“更大之机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断定和平和妥协是没有希望的了。他明确指示各部队立即开始做好全面破裂的准备，一方面要求被国民党军包围的部队迅速实施突围，一方面则命令内地的主力部队准备依照新的作战方案开展攻势。这新的方案就是：（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邱、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邱、鹿邑、西华各地，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二）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有、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三）以中原突围部队一部出河南，华中一部出江北，配合作战；（四）上述作战基本目的以占有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城之半数为初步，然后准备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进击。同时，毛泽东命令晋察冀部队，在敌攻承德时，准备乘敌北进，集中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边主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见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42，244，248，265，267，269，273页。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是准备利用自己军队机动灵活的特点，乘敌全力向北之际，扑敌后背，通过运动战相机大规模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造成蒋之军事被动。他确信：今天的形势是极不利于蒋的，因此蒋介石是打不了多久的。共产党作战越坚决，蒋介石就越害怕，不怕蒋介石不妥协。参见《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参见《中央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6年6月28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219—211页。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鼓舞斗志，经毛泽东提议和修改，中共中央于7月4日公开广播发表了《七七》宣言，宣言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援蒋政策，强硬地主张：“（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立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改组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教育等部，解散一切特务机关，清洗法西斯分子、好战分子，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没收大汉奸大贪污分子的财产，救济民族工业，救济失业工人、灾民和饥饿战线上的公教人员；（三）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之下，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兵，彻底废除军队属于少数个人的军阀制度，立即停征并发还军粮，裁减军费到最低限度，移军费做救济费和教育费，封存一切剩余武器，停购军火，送还美国一切租借军火，谢绝美国军事顾问团，通知美国立即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并声明在我国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前美国一切贷款我国人民概不负责；（四）要求美苏英三国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军事顾问团，并自动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 《新华日报》，1946年7月7日。
这一宣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共产党人这时的立场和决心。毛泽东甚至充满信心地亲自写道：“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中国反动派想要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相反，“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6年7月7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这时的态度固然变得异常强硬，并公开宣布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但他们显然还没有向国民党公开宣战的意图。其所谓“打败中外反动派”云云，还只是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企图”而已。毛泽东这时仍旧认为将来还是一个和的局面，因为共产党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程度，何况蒋的背后还有美国人在支持着。因此他相信，国共两党最终还得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是那时的解决将更有利于共产党。目前的打，只是打掉蒋介石的气焰，逼迫蒋放弃独裁幻想，最终承认中共力量和地位的一种手段。
由于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和中共开始采取尖锐的对立立场，使马歇尔把国共两党拉在一起，统统置于蒋介石领导之下的计划几乎完全破灭了。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7月11日，随着他亲自提名的著名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显然仍旧试图设法通过这位中国通继续他的调处工作。可惜的是，7月3日蒋介石单方面公开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正式召集国民大会，使得国共两党之间更少妥协的可能。而此后蒋断然在山东、苏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和国民党特务公然暗杀民盟重要的地方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等情况，更是使马歇尔再没有了调处的可能。不仅如此，一时间，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在舆论上都陷于极端的被动之中。这使得马歇尔大光其火，他一面致电杜鲁门总统大诉其苦，一面严厉警告蒋介石：再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仅会严重削弱国民党自身，便利中国共产党暗中破坏，有利于苏联干涉，而且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严重反感。 FRUS，1946，vol.9，pp.1468－1471.杜鲁门也很快致函蒋介石，要求他设法制止“极端分子”的凶残行为，迅速谋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70—671页。可是，蒋介石此时在山东、苏北进攻频频得手，哪里听得进去。在他给杜鲁门总统的复信中，他含蓄地却是强硬地表示：“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否则战争很难停止。 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71—672页。
蒋介石对山东和苏北的进攻，很快就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共苏北根据地大部被占，胶济线及其沿线重要城市和矿区也指日可下。蒋为此十分得意，乘势又强硬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五项停战条件，即：（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地区；（四）东北共军于10月15日以前退至新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交出此外一切地区；（五）山东、山西两省共军须退出6月7日以后所占地区。8月9日和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似乎相信这是劝告中共退让的一个适当时机，因而主张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对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这种态度，周恩来理所当然地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不得不于10日下午下决心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国共两党目前无法停止双方间的冲突，他们的调处工作也不能解决双方间的严重分歧。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64页。
马歇尔调处失败，意味着国共之间的战争将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对此还一度多少有些担心，这是因为马歇尔的失败有可能使美国舆论转而指责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从而进一步造成美国政府对援助国民党政府问题态度消极。为此，蒋介石不得不故作姿态，很快于14日发表了一个“和平解决国事”的六项方针，表示只要国民大会能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共党军队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之地区”，忠实执行成议，实施统编，则政府“必忠诚遵守”政协决议，扩大政府基础，执行停战协定，并政治解决国共纠纷。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11—212页。
但是，马歇尔调处失败，对于共产党却并无不利。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本来就没有太多好感，对马歇尔的调处也并不真正寄予期望。说到底共产党只是考虑到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舆论才对马歇尔明显的扶蒋倾向予以容忍，而马歇尔的失败反到使共产党更加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可理喻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其与之决战到底的决心。毛泽东开始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183—1185页。
8月前后，中共山东及晋冀鲁豫军区陆续得到东北部队从苏联方面取得的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明显加强。同时，根据毛泽东此前部署，两部开始实施向敌后背进击的作战方案，并立即取得成功。仅晋冀鲁豫野战军就通过陇海、定陶两次战役一举歼敌约三万人。而这时华中部队在反击蒋对苏北进攻的战斗中也连连得手，中共晋绥、太岳两区部队也奉命出击获取战果。这样至9月初，共产党人在关内作战总计即歼敌约十九个旅。因此，中共中央开始信心十足地告诉中共代表团：“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之三分之一，即一六三个旅中之五十四个旅。”故现在应该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如此才能停战并在停战后保证其不再战争。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9月6日。
事以至此，双方已经无话好谈。尽管美国政府7月29日一度下令暂停运送武器给中国，企图迫使蒋多少改变一些好战的态度。但8月30日双方签订的让售价值达八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的协定，依旧使蒋有恃无恐。加上他这时占领了苏北部分解放区，打下了承德和全部冀东解放区，打通了胶济线，他显然对打败共产党也同样充满信心。因此，当司徒雷登提议先召集一个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国民政府改组问题，以便打破僵局，中共代表也表示赞同，只是要求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问题一有结果就马上停战，并放弃前此提出之五点要求，蒋介石还是予以拒绝。国民党甚至还进一步公开扬言要占领中共军事政治重镇之一张家口。转见《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严正驳斥陈诚谈话》，载《新华日报》，1946年9月7日。
张家口是国民党在历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同意中共军队占有的地区。宣布进攻张家口，是蒋介石过于迷信其军事上的胜利的表现，他显然对此举的后果掉以轻心，甚至根本不在乎中共中央会如何反应。殊不料，周恩来与马歇尔的反应几乎同样激烈。刚刚表示过希望重新召开三人会议寻找停战办法的周恩来当即受权声明：“如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 《六月以来国共谈判重要文献》，新华社1946年编印。而马歇尔亦对蒋明白表示：“在本年6月中旬，政府宣布短期休战中，‘共军’在山东攻城略地，在7月及8月初，‘共军’发动苏北战争，威胁京沪，随后又围攻大同，是时‘共军’实为挑衅行为，故本人采取旁观态度，对政府之用兵，未多置喙。唯后政府则收复苏北之大部，胶济路全线，承德及其以南地区，故6月中间谈判中政府所提出五个条件中之地区，几乎已全部收复。而政府在6月间谈判中，曾应允将张家口归‘共军’驻守，现国军已收复承德及古北口，故张家口之战略地位较之本年六月又减少其重要性矣。现政府坚欲收复张家口，本人无权作任何批评，但本人处于调人之地位，在战事延及整个华北之情况下，实无调停之余地，并无再留之必要。” 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八卷)，第209—211页。
对马歇尔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因此而退出调处，蒋介石自然还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不得不再度做出某种姿态，宣布国民党还有一个“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即：（一）“中共应即行提出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其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国府委员中共要求中共十名、民盟四名，政府可折中让步至中共八名、民盟四名、无党派名额中一名由中共推荐。此项协议由非正式五人小组协定后，仍交由综合小组取得协议。（二）应先行规定中共十八个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限期进入驻地，此项协议应由三人会议正式协定后交军调部执行。 《六个月以来国共谈判重要文献》(新华社1946年编)。由于马歇尔这时对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功估计过高，因此，他对蒋介石所宣布的“让步”条件显然认为有相当意义，故而再度出面劝说蒋同意休战十天，然后转而又开始做中共代表的工作。只可惜，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歇尔再度出面进行调处根本就不感兴趣。就在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要退出调处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已经在党内宣布了准备继续战争的决心。并同时指示谈判代表周恩来等：蒋既进攻张家口，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司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蒋若停攻，为让步计，可同意开三人会议，但在三人会议上应“坚持无条件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撤出一切非法占领的地区与撤退一切非法调动的军队”。“蒋不答应上述条件，周即借此回延，请马帮助撤退我京、沪、渝人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于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判，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10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代表，国民党方面已同意停攻张家口十天，此十天内由美方组织小组监督停火，同时依照开会讨论政府改组和中共军队驻地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次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予以拒绝。并在当天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说明：目前情势停战对我极不利，我只有于今后三个月内继续歼敌二十几个旅，方能停止敌之进攻。且目前情况下，2月的整军方案与6月的整军修正案对我都不利，故今后决不应肯定它们有效或承认它们为继续谈判的基础。蒋美停攻计划完全是为了增援再攻，我绝对不能接受。目前我应提出的要求只能是：（一）停攻应是长期的，不应限于十天；（二）为示停攻诚意，蒋军应立即撤至原来位置。10月8日，中共发言人公开发表声明说明了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同时为争取舆论“教育群众”，仍旧表示愿意根据政协决议来讨论各项政治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1日。
既然敢于发动进攻张家口的战争，蒋介石就已经估计到要激怒共产党人的可能性。因此蒋介石其实并不在意共产党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来，其军队在所谓“休战”期间自然也就照旧推进不误。10月11日，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下了张家口，因此他断然宣布定期召开国民大会。随后又根据马歇尔为其所拟文告，再唱和平高调。
根据1945年底马歇尔来华时与杜鲁门总统达成的原则，马歇尔对于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在蒋介石顽固坚持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马歇尔所能做的最后也只能是为蒋介石过于发热的大脑降降温。因此，尽管他已经表示要退出调处，结果却还是不能不给蒋介石出谋划策。由马歇尔拟就的这个声明同样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在这个声明中，蒋介石提出了八项主张，其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同意按照六月各项协议的条款行事，并同意召开三人会议和五人小组会议进一步商讨军队统编缩编和有关改组政府问题。声明提出：中共只要同意上述各点，并交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宣布参加国大，政府即可下令停止冲突。《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7日。
蒋介石的声明毫无疑问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严辞拒绝。中共中央于次日发表“郑重声明”，宣称：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为了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乃故意装出和平之态”。“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唯为满足这时中间派的求和心理，并给“第三者以面子”，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仍然准备参加三人会议和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于是，10月20日，中共代表正式宣布愿意继续谈判。《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1日。但是，这时的所谓“谈判”已经完全失去其实际的意义了。中共中央这时的口号不过是：“一切为着揭露美蒋欺骗与团结第三方面而奋斗”，一旦中间派大批站到自己一边来，它就准备与国民党决裂。
几个月来的和与战，已经使中共中央愈来愈坚信，美国人并不能对国共关系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问题的关键仅仅取决于国共双方自己的力量对比。过去，受到国际政治的压力，国共两党必须举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必欲取消共产党的军队、政权和根据地的企图，美国人也从没有停止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地支持国民党的做法，结果也就便利了自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尽管暂时丧城失地，却消灭了国民党用来对付共产党的总兵力的将近七分之一，这让一向习惯于算数的毛泽东对打下去充满了信心。他断言：“对付解放区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警等不计外，共计一百八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八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加上其约半数需要担任守备，占地越多，守备越多，它“必定越打越少”。再歼其二十五个旅，即足以停止蒋军进攻，并可收复部分失地。如能再歼其二十五个旅，“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03—1208页。早则三年五年，迟则十年十五年，必定可以“消灭蒋介石”。
事情对于蒋介石似乎也是一样。在蒋看来，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几个月来的战争已经证明，依靠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要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这种文明戏的继续演出了。
11月8日，蒋介石一方面假意停战，一方面公开宣布将定期单方面召开国大确立“法统”。对此，中共方面强硬表示：除非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将国民党军撤回到1月停战令的位置上去，否则绝不妥协。《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1日。第三方面代表亦公开对现在召开国大表示质疑和不满。鉴于此，11日晚，蒋介石又再做仁至义尽状，以“延期三天”来等待各方觉悟。《中央日报》，1946年11月8日。
事至此时，就连马歇尔也知道一切和平努力都将付注东流了。他既不能劝说蒋介石改变决定，也不能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屈服。于是，他只好于13日找到周恩来，希望延安方面能够告诉他，是否仍愿意他继续目前的工作。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63页。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1月15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一切和平的努力至此统统化为乌有了。而蒋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很快亲下手令，声称：“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篑之时，只要我将领在今后一年期内，淬励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则滔天大祸敉平于一旦，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转见《蒋介石内战密令——侍天字第七十号》，1946年12月3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卷)，第270—273页。对此，其参谋总长则估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问题。”《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不论国共双方这时的估计谁对谁错，国共两党自1936年以来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谈判就此划上了句号。马歇尔灰溜溜地走了，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和国民党争天下了。于是，这回连打打谈谈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两党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只能诉诸于战争。国共之间的问题重又回到了它本来的起点，只是一切条件都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