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赫尔利调处的失败
1944年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正式进驻延安，它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对日战争中不仅需要中国政府，而且需要中国共产党。这种情况，促使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人需要共产党在沿海地区的武装力量是确定了的，因此，要求分得美国的援助物资，并要求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开放政权，建立联合政府，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分享政权，也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就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强硬地提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后不久，在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就发生了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以及使用中共军队等问题上充满矛盾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职务，中缅印战区同时被取消。注意到美国这时在太平洋上跳岛作战顺利推进，美军利用中国大陆进攻日本本岛的必要性迅速失去，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军事作用的估计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很显然，美国政府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借助中国来打败日本了，它迅速把目光从战时移向了战后。权衡战后国共两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罗斯福总统开始把对华政策的重心重新放在支持蒋介石政权上。也正是因为考虑到战争结束后需要稳定以蒋为首的中国政权，刚刚负责调解完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问题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介入国共关系，试图利用美国的威望来迫使国共两党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妥协。
远在赫尔利有意介入国共两党谈判之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们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其政府提交过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重复一个近似的话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内战，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日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敌人。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封锁、孤立乃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迫于压迫也只好保存实力，以国民党为敌。由于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失去人民拥护，而共产党享有民众的支持，并且廉洁奉公，两强相争的结果必定使蒋介石只好不顾一切地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的泥沼，从而把共产党完全推向苏联一边，最终导致美苏之间的严重冲突。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以阻止其倒向苏联，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以谋求中国政治民主化。[1]赫尔利与其他美国在华外交官的想法严格说来没有多大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其他美国外交官更多地怀疑继续全力支持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对美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而赫尔利根据罗斯福的新的对华政策，相信首先是要确保蒋介石地位的巩固，然后才是如何推动国民党进行必要的改革的问题。
注意到美国政府的这种立场，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可以利用美国的压力尝试着逼迫共产党人就范。由于蒋通过赫尔利在处理史迪威事件时的表现，深感赫“特别富有人情味”，故专门致电罗斯福总统：“余深望赫尔利将军派充阁下较长时期之个人代表，且授以相当广泛之训令，俾于中美军事关系之诸般重要问题，得与余合作，例如余正赖以助余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彼已与共产党会商，盖余意欲将共产党军队编为中国正规国军，乃此时抗战最重要之一任务，余完全信任赫尔利将军，且因其异常谙达人情，又了解此问题之观点，似亦能与共产党领袖相周旋。”[2]
在得到罗斯福同意后，国民党方面立即建议赫尔利“同目前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共参议员林祖涵、董必武两先生举行一次会谈”，以“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很显然，他们相信绝对可以借助于这位对中国事务毫无了解，又热心于这项使命的美国特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们明确地要赫尔利：“向林、董询问，共产党是否愿意由赫尔利将军进行斡旋，从而与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也可以向他们表明，如果延安愿意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斡旋，而且赫尔利将军又能事先从中国政府得到不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的保证，他将提出一项解决问题的建议。”当然，这种建议不应超出政府可能的界限。他们为此专门替赫尔利拟具了一份文件，包括中共军队应切实执行中央政府一切命令；中共军队可以编为几军几师；中共军队的枪械弹药补给经中央派员查明后提请蒋委员长核发；三个月内中央驻陕北边区之部队与中共在陕甘之军队一律开赴前线执行抗日任务，等。[3]
10月12日，赫尔利正式开始调处工作。他在这一天向蒋介石提出“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在于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4]由于赫尔利来华之前曾预先访问过苏联，并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M. Molotov）关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故赫尔利对于严重困挠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不以为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将这个消息通知蒋介石，并且因此对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只要蒋介石能够设法与苏联搞好关系，并在民主化问题做些让步，实现军事及政治的统一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13日意外得到消息称：“赫尔利之副官上周私自飞赴延安，一宵即返，手中并持有中国信件二包。”这不免让蒋如堕五里雾中，反复思索，总觉得“以赫尔利平日之言行，对我方皆极尊重，似不应私派其副官往延安也”[5]。此事再度使蒋疑心重重。当晚转侧难眠。次日一上午又“考虑赫尔利与共匪勾结之因果颇久”。他一面反复告诫自己，此事不必过于重视，一面却又再三思量，以至相信“美国必欲由其从中调和国共，以为操纵中国干涉内政之张本，形势可谓危险与恶劣极矣”[6]。
10月17日，赫尔利主动约请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去其住处会谈。林、董在首先陈述前此两党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对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之后，赫尔利表示：他和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介石甚至也允许他必要时前往延安，因此他认为这表明蒋的态度已变缓和了。他声称，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而中国现政府确不民主，需要改进，但蒋介石现在为抗日的领袖，这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因此，国共两党仍应加强团结，他就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帮助中国团结的。他决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次日，赫尔利又约林、董吃饭，双方再度进行会谈。赫尔利进一步称：蒋介石15日与其谈话时专门说，他个人对共产党的观点已完全改变，但部下还不明了。并说林、董和他一样爱国家，赫尔利可以信任他们并与之交谈。故赫尔利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已经变好，可以在此基础上谈判实现合作。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领导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那一党派。他计划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董谈，得出初步结果后由他同蒋商量，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去和毛主席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介石、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7]
赫尔利关于蒋介石已改变对共产党态度的说法，究竟是赫尔利的一厢情愿，还是蒋介石虚与委蛇之言，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的态度并没有丝毫变化。就在赫尔利向中共代表保证蒋已转变态度两天之后，蒋即发布手令，要沦陷区的国民党人迅速发展武装与共产党斗争。随后，蒋更暗自计划于战争结束前后消灭各地共产党的种种方案。“……积极准备（一）无形清剿（不用剿共名义），反攻倭寇时一面扫荡伪组织，一面肃清当地共匪之不听命令者，反攻军之组织应增加此任务；（二）抗战结束后召开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公意，成立决议案，取消共党之军政与边区，实行统一。（丙）预防其阻碍我反攻。（一）沿海接应美军；（二）夺占各重要都市；（三）在我后方之暴动；（四）争取伪军。”[8]
10月21日，蒋介石将国民党方面的解决方案交给赫尔利，赫尔利当即发觉蒋的态度仍旧过于苛刻。用赫尔利后来告诉中共代表的话来说，此一方案的内容就是：“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故赫尔利不得不当场退回，并说：“如果我是共党，我也不会接受。”他问蒋：为何不能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蒋答复说：无适当人指挥。赫尔利称自己愿意去充任两军的联络。赫尔利并告诉林、董说，他当时甚至劝蒋应该当机立断，要实行民主就实行，要释放政治犯就释放，不能再等云云。[9]
10月28日，赫尔利不能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他自己的方案。这一被称作“协定的基础”的方案分为下列五点：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
二、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
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之地位；
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所有官兵不论属于中共军队还是属于政府军队，均将根据其等级得到同等的待遇，各部队在装备及供应的分配方面，均将得到同等对待。[10]
赫尔利的这一方案，借用当时正在延安的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所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赫尔利好像从未明白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完全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公式和政治原则在考虑问题，而对自己正在陷入的那个泥沼地的地理情况却几乎是一无所知。[11]11月7日，蒋介石将一个经过实质变动，已经是国民党的方案交给赫尔利，赫尔利竟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蒋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
四、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其官兵的薪奉和给养按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部队装备和军需品之分配亦将得到同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使之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将得到合法之地位。[12]
新方案把原方案之“解放中国”改为“重建中国”，其意显然在肯定国民党的法统地位；把双方“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改为单方面要求中共军队“应服从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其意明显地是否认共产党与国民党具有平等地位，并重申军令政令应统一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其强调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始得平等待遇，更是突出表明了其必欲取得中共军队指挥权的强硬态度；至于把“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改为“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取消原案中给予各党派“平等、自由”的规定，同样清楚地说明了国民党并不打算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态度。
11月7日，赫尔利乘专机飞抵延安。次日上午10时半，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赫尔利强调，蒋曾向他表示，愿意与中共取得谅解并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甚至同意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赫尔利宣读了由国民党修改过的方案，希望能够“很自由、公开、坦白的”就此进行讨论。[13]
下午3时，双方继续谈判。毛泽东在表示欢迎赫尔利来延安后，即批评赫尔利上午所宣读的方案中有关由国民政府改编中共军队的条款，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赫尔利稍做辩解后，就提出请毛泽东对方案加以修改或补充。因为他相信：“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只要在此基础上，应该不难妥协。[14]
经过几天磋商，双方最终按照中共中央提议的协定草案达成一致意见。11月10日上午12时45分，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定上签字。下午2时许，赫尔利乘飞机返回重庆，周恩来亦同机前往，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5]
这一协定由于明确肯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根本上否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共产党人无疑是一种空前的胜利。故毛泽东在协定签订当天致罗斯福总统的感谢信中，明确宣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16]同样，多半是由于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协定在统一和团结中国两大政党问题上的意义，赫尔利也极其兴奋地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之中。他断言，毛泽东为解决这一最困难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光辉的合作精神”及其“智慧和热忱”，“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17]在赫尔利看来，“在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18]。因为他成功地使毛泽东承认了“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一重要条件，而联合政府等等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而且又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兴冲冲地返回重庆的赫尔利刚下飞机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当宋子文看到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时，立即气急败坏地赶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人的旧货单子欺骗了。[19]张治中与王世杰则批评赫尔利不提军队数目，更不应在协定中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而在随后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交涉中，蒋也明白告诉他：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不仅如此，如果接受这一协定，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20]赫尔利对此颇不理解，但是，他所负有的支持蒋介石政府的使命使他不能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21日，赫尔利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复案，并同意转送共产党代表。他为此亦大发脾气，对张治中和王世杰称：这个建议中没有一个字是他的，也没有一个字表现他的公平调解思想。他告诫说：政府显然仍无解决问题之诚意，且无视美国之善意。“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而中国政府则藐视此危机。”[21]
张、王走后，赫尔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周恩来，并向后者用英文宣读了国民党提出的这一修正案。其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须者外，将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22]
赫尔利在宣读后即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你们所提的方案中，我认为最重要者，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的，我已经争过了。蒋委员长现在到底还是表示可以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只是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意你们参加中枢机构，因为这是神经中枢，一切军队调动和外国物资的来源与分配都要经过那里。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要怕，他们认为我从延安回来就被共产党包围了，所说的都是共产党的话。但蒋介石最终仍然告诉我：他将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赫尔利说，我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形，所以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意见后我也添上一大堆，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赫尔利的意思很明白，即他试图告诉周恩来，他已经为共产党争到了所有目前可以争到的东西。而周恩来则告诉赫尔利：国民党的这种许诺都是骗人的。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因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23]
当天下午，在具体研究之后，周恩来与董必武再度拜会赫尔利，以了解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周恩来接连提出几个问题，其一，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答称：作为一个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他不能使用同意这个字眼儿，但他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和民主的，问题在于国民党不能接受“联合”这个字眼儿，而他也不能单方面表示同意共产党方面的意见，所以他只能转而劝说共产党与政府间取得谅解。其二，周恩来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答称：是的，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你们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其三，周恩来又问：这次参加军事委员会怎样才能行使委员的权力？赫尔利答：这次委员应该行使权力，而且能够行使权力，因为军事委员会将成为最高统率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并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的指挥，有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便能以公平的态度指挥双方。最后，赫尔利声称：“我要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的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又一口才能咬掉。”他同意周恩来等带此复案回延安商量，但要周恩来走前先与国民党代表交换一下意见。[24]
22日上午11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应邀再次到达赫尔利的住处，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会谈。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出来谈判，目的在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和友邦合作，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则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周称：就个人而言，我们愿意从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以便求得为达到这个民主政府的初步解决，同时也为民主政府奠定准备工作。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国民党对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以及容许中共参加政府一事的真实态度。王世杰答复说，政府或将制定政治结社法，规定政党承认手续与活动范围。至于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国民党原无排斥之意，惟在法律上国民党如宣告结束训政或党治，则事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之变更，非经党代表大会不能决定。
由于王世杰等从周的态度中感觉到某种解决问题的愿望，蒋介石即于当天傍晚召见周、董，表示他希望周此行回去能得到延安方面的答案，大家重新合作。周答称：我们对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仍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现在国民党还不肯接受民主政府的主张，而提出另外三条，我这次回去，要与我党中央商量，看是否可以此为我们实现民主政府的一个共同点来做准备步骤。但蒋坚持认为：“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人家说我不民主，我不愿辩驳，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25]
进入到1944年11月下旬，整个欧洲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意大利早已投降，英美盟军在实现诺曼底登陆后迅速向欧洲内陆推进，苏联红军更推进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逼近德国本土，眼看德国法西斯即将垮台。受到这一胜利形势的鼓舞，成功地坚持抵抗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包括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的共产党游击队，都先后开始谋求在本国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在这方面，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共产党人组建的解放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尤其引人注目，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都先后剥夺了流亡政府的权力，公开宣告自己是国家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这种情况显然极大地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斗争精神。他们这时当然不会设想要由美国人来充当国共两支军队的统帅，并继续保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毛泽东一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就要求周等立即回延，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成立自己的解放委员会了。毛泽东这时在董必武的一份电报上就批示称：“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26]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和考虑，中共中央随后放弃了马上成立与重庆政府对立的解放委员会的计划，但是，它也没有从11月10日签订的“五项协定”做让步的打算。何应钦、陈诚等甚至决定允许党外人士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中共军队亦可先交美国军官整编和指挥。[27]中共中央也还是不同意派周恩来回渝谈判。
12月2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提出：“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我们特提出下列意见，请阁下转致有关方面，以觇其有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果欲向国内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的实行：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28]
对此，蒋介石视作“趁火打劫”。赫尔利也复电表示“至感遗憾”，“因与吾人原定先谋原则上之同意，再讨论细节之程序相违”。为促使双方能再度商谈，赫尔利不惜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提议：“一、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及余本人，同赴延安，作短期之勾留，与阁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则上已获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应与吾人同回重庆，以完成协定。”[29]然而，中共中央对此依旧不予考虑。毛泽东已经认定：蒋之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而赫尔利的使命则是：“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中国的条件。”[30]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的调处必然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