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平之战的导火索
马歇尔对国共之间出现的急剧变化，最初感觉迟钝。在他看来，政协既然已经就政治民主化达成协议，下面需要趁热打铁的就是军队国家化。只要能够完成整军谈判，国共两党间的实质性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自2月14日起，讨论马歇尔的整军草案，进展异常顺利。国共双方只是在第一期军队缩编比例、开始统编的日期、宪兵的性质和文件的标题等问题有过一些分歧，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19日，周恩来回延安，取得中共中央的同意。22日，三人小组很快达成一致意见。[1]
25日，经蒋介石和毛泽东批准，整军方案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尽管这在国共两党都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马歇尔却充满幻想。他亲自许诺为共产党设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2]，以为如此就可以诱使共产党尽快开始整军。谈判中，他坚持写上：自协定公布三星期后，双方应拟具并提交各自所有部队的全部表册，以及保留的部队表册和头两个月复员的次序。他满以为，只要逼得紧，事情就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顺利进展。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甚至断言：“现在可以准备开始复员和整编工作了”，目前唯一的困难就是作为中间人的美国军官太少。[3]紧接着，他专门去延安，对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的时候。[4]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东北苏军宣告撤军，国共之间这时争执的重心，已经转到东北问题上去了。
鉴于苏军开始撤军，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反对一党包办东北接收机构；承认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和民主自治政府，限制开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等主张。[5]其核心要求，就是想要与国民党分享东北的控制权。然而，蒋毫无通融余地。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开扬言：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6]
马歇尔这时对东北问题的解决显然并不乐观。他既不愿看到中共势力在东北存在，又不能允许因东北冲突而使停战功亏一篑。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力量还远不足以彻底打败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因此他同意中共关于在东北停战的要求。然而他同时也注意到蒋的反对理由，担心由此可能造成中共在东北地位的合法化，故而态度犹豫，摇摆不定。其基本倾向实际还是想最终让国民党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他对周恩来提出的三人小组去东北；停战令适用于东北和军队整编方案也应包括东北在内的提议，拖延不决。相反，他一面积极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力求加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实力，好控制局势；一面力谋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建立联合政府和恢复交通，并主张尽快撤退驻华美军和让中国军队早日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他相信：“由于中国具有国内统一的明确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退而使龃龉消失，以及由于中国军队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了。”[7]他没有意识到，随着苏军的撤离，国共之间在东北的军事冲突将会大规模展开，并直接影响到关内的停战。
自关内停战以来，蒋介石就已经把军事进攻的重心转向关外。1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已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附近的新民，一部已进入沈阳市内的铁西区。2月上旬，新六军海运登陆，车运至锦州、沟帮子线。杜聿明为确保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的安全，命令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展开对该段两侧的扫荡作战，由此拉开了国共两党在东北激战的序幕。国共两军2月上旬至中旬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没有分出高下。
2月22日，中共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一）苏方全力争取在东北插一脚，除大连、旅顺口外，正在与国民党谈经济问题，迫其承认苏方地位；（二）苏方努力必会受美蒋阻挠，我们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有力配合。（三）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苏方最终目的仍是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8]
据东北局彭真报告称，苏军代表明确表示将尽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有关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等问题，均可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苏军代表并且承认，他们过去比较顾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上比较软，现在不同了。因为国民党发动反苏运动，显示必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地位，美国则试图借门户开放之名，深入东北，但美军很难开到东北来。因此，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9]苏军的这种态度，在其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这时的公开言论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10]
中共东北局原本就对停战协定没有提到中共在东北地位深为不满。彭真这时明确指出：“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我现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有时条件对我甚有利，我又不能主动向敌进攻，待敌获得有利时机突然向我进攻，我又被动。”这种局面必须改变。[11]这时中共在东北已经有了三十万以上的兵力，控制着除主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锦州以南之外的大部分东北地区，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听任国民党否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此前因为有停战协定约束，再加上苏军干涉，它不能自由行动。如今苏军准备撤退，并鼓励大打，它自然要有所作为了。
中共虽然有苏方鼓励，提供便利和援助，但由于有过1945年11月夺取东北失利的教训，又身处美国调处压力之下，这时并没有独霸东北的想法。其基本方针还是力求通过谈判，取得在东北的合法地位，要求“改组行营及所谓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和东北各省政府，尽量吸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承认并整编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限制开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12]当然，在策略上，由于蒋的态度僵硬，因此中共也毫不放松在东北扩军，扩大占领地区，以便将国民党最终逼上谈判桌，并争取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刘少奇这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就明确电令东北局，迅速与苏军交涉，力争让苏军“不要在外交文件上及事实上将东北很多中小城市都交蒋方接收，以免造成我们在国共谈判中的困难”。[13]对此，苏军态度非常明朗，撤军日期一拖再拖。3月8日，苏方突然开始撤军，但却不给国民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无法运送部队，完成接收工作，同时却为中共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14]苏军的突然撤退使国民党乱了阵脚，蒋介石急忙找到马歇尔，一改其此前拒不承认东北存在国共冲突的态度，要求马歇尔设法立即派出停战小组，到东北安排国共停战，以便国民党能顺利接收苏撤区。[15]经过马歇尔修改过的方案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2）执行小组随政府各军行动，与共军保持联络，协商停战；（3）政府军队有权接收中苏条约规定的长春路，沿途铁路三十公里境内中共军应撤退；（4）政府有权进驻矿区；（5）凡政府军接收主权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16]
不难看出，马歇尔修改过的方案并不能为中共代表所接受。不要说允许政府军任意在东北以接收主权名义占领中共已经占领和即将占领的地区，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就是避开政治问题不谈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当场表示：把政治和军事分开的办法是不能允许的。自停战以来，共产党在东北军事上一让再让，就是为了争取东北政治上的民主和共产党的地位，否则，仅仅停战让地，国民党到处剥夺人民参政的机会和自由权利，军事上的反抗仍旧会到处发生。[17]
共产党方面的反应让蒋懊丧已极，他向马歇尔大发牢骚，埋怨杜鲁门不该用改组政府来作为其援华的附加条件，以致使他无所适从；埋怨马歇尔实际上做了中共的保护伞，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都使共产党有空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自己所以不愿意改组政府和派停战小组去东北，正是因为看出了共产党人的意图是想乘机渗入政府，控制其外交政策，和使俄国人有机会插手东北问题，因而事情搞到这种地步都是美国方面的责任。他扬言：满洲问题能否解决，现在就要看美国在这方面对苏联能强硬到什么程度了，“任何软弱都将意味着满洲会从中国被分割出去”[18]。
3月11日，马歇尔按计划准备回华盛顿，商洽金融贷款等问题。在登机离去之前，他再度提出一份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令草案，并马不停蹄地接连与国共代表进行会商。然而，由于草案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其主要变动充其量只是把周所反对的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改为“小组的使命仅仅与军事事务有关”，中共代表自然难以接受。但马歇尔在登上飞机后到底还是感到有些欣慰，因为他已从周恩来的口中了解到，中共似乎并不准备推翻过去关于同意国民党军队有权进入东北和接收东北主权的许诺。[19]
不过，问题远比马歇尔了解的还要复杂得多。在东北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并不能够完全反映中共中央的看法，而中共中央的态度又不能不受身处第一线的中共东北局的影响。当时，苏军的态度明显地使东北的中共军政领导人跃跃欲试。3月10日，西满军区的李富春、黄克诚最先提出，应控制四平一线，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电称：“苏军突然北撤，国民党一时因情况不明，不敢冒进接收，我军应以一部兵力乘机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顽军北进，并吸引顽军于长春沿线，你们如同意，我们即派队进占四平、昂昂溪。”[20]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异议，因为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让蒋介石承认在东北也有军事调处问题。而蒋的核心要求就是：“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特别是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21]周恩来的想法是，中共中央已经批准2月25日签字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方案规定在开始整编的头十二个月里，政府在东北将编为五个军，中共编为一个军；在后六个月统编后则将东北的六个军缩编为五个军，其中一个军内仍保持一个中共师，其他四个军则统编为政府军。[22]依照这个方案，中共抢占长春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如能就蒋的条件达成协议，就等于使国民党方面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届时依此向东北派出执行小组，东北问题就可以放到谈判桌上，按照整军方案去解决。周表示：“照东北空气，定不赞成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归国方接收。如坚决不同意此两点，只有准备破裂。”不仅停战小组去不了东北，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国内全局”。[23]
毛泽东自1945年11月中旬苏方态度变化后，即因身体不适病休，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时才又刚刚开始参加个别重要的会议。但东北问题关系重大，注意到这一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马上放弃休养，投入处理东北问题的工作之中。13日，他与刘少奇合拟致周恩来电，说明：东北同志“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在蒋介石不承认东北停战，拒绝与我们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与我谈判，承认我在东北地位。如今国民党被迫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须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以至军事斗争，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毛泽东这时的估计是：长春全路及东北全境大打内战，美蒋均有顾虑，“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24]
可以看出，直到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相信，东北问题最终恐怕仍将要走和平解决之一途，自沈阳至哈尔滨及其整个长春铁路线，均要交国民党军控制。因此，当东北局报告说苏军提出中共可夺取沈阳时，中共中央明白复电说明：“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地位）。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途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25]
就在这时，东北局有电报说明苏军对中共中央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开五个军到东北来。东北局据此认为，应争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我驻兵，郑家屯以北之平齐线及吉奉线必须归我。以此为交换，中共“可以让出营口、鞍山、辽阳、四平、长春、法库，及国民党现所占之地区”，“让出大郑线（大虎山经郑家屯到四平）”一线，并承认“长春路两侧卅华里内，我不驻兵”。而抚顺为南北之连接点，最好能争取国共均不驻兵。但必要时，亦可让出。如此，东北之主要矿区，以及近一半人口，均已交给国民党了，应该可以达成妥协。他们相信：以国民党现有兵力，在东北大打，最终也只能占到这么多地盘。据此，东北局坚持认为：“绝不能允许国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所谓长春路，包括大连至哈尔滨及绥芬河到满洲里，而矿区则遍地皆是。……如国民党驻兵整个长春路及矿区，我不仅完全丧失优势，而存在亦将发生严重困难。”[26]
苏军的意见及东北局的建议显然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特意将东北局的建议批转周恩来，要求周以此为“内心的盘子”与国民党谈判。其后，彭真又突然来电，提出更大胆的建议。他告诉中共中央：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彭提出：“在军事上可能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公开宣传东北军事调动在外，拒绝与我谈判，不承认我之地位的前提下，于苏军撤退时，可否在辰兄（苏军——引者）同情下，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必要时再让出一部给国民党以换得和平？”[27]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就一心想在东北背靠苏蒙，建立革命根据地，彭真的上述提议显然具有诱惑力。16日，中共中央终于改变不想突破中苏条约和停战协定束缚的想法，明确赞同东北局的意见。显而易见，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整军方案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取得一块背靠苏联的巩固的根据地，故建议：只应“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的整个北满，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委婉地批评周过于顾虑政治上要能自圆其说的问题。电称：这样提，“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彼在宣传上、外交上不承认我军任何地位，不解决东北任何政治问题，我自绝对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如彼方必须规定政府军进驻地区，则必须同时规定我军驻扎地区”。“如彼方不愿意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28]
中共中央态度如此，周恩来自然勉力执行。同一天，周在与张治中谈话中发现，张已同意将早先提出的执行小组任务中的丁、戊两项加以修改，即把丁项改为“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线两侧各三十公里在内”；戊项改为“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29]同时同意增加一条“以后东北驻军，以整军方案另订之”。周恩来对此颇感意外，因而判断可能是因为美苏关系转好，蒋亦不能打，目前只想能占多少算多少，才出此下策。根据修改后的条件，“沈阳以南、以东及长春路以北非苏军现时撤退地区，完全可以不受……约束”，由此推测，长春以北各城市似乎也可考虑抢在政府军接收前先拿下来，造成政府军到时那里已不是苏军现时撤退地区的现实。为此，周建议：“长春以北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线最好苏军不拒绝我接防，使将来更好谈判，我军亦可不必拘束。”[30]
事实上，张治中的提议并未得到蒋的同意。蒋介石很清楚“现时”二字可能会被中共利用来抢占长春路及其沿线城市，故在张、周两人拟妥文字上报后，蒋专门将丁项中“现时”两字删去。[31]然而，周恩来对国民党有可能承认现时中共驻在地区的推断，却明显地影响了毛泽东。
其实，毛也不能接受周、张商妥的协议草案。他提出：丙项“小组随政府军前进及可至中央军访问”也是侮辱中共的规定；丁项所谓政府军“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线两侧各卅里在内”一项，则应将“长春铁路线”改为“沈阳长春间铁路线”，以限定其接收范围。另外还必须增加一项，即“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东北局读到周提出的草案后，更强硬提出：丁项根本不能接受，因为不仅“长春铁路线”几字过于笼统，苏军现在尚未撤离的各地区最近均将撤退，万一国民党到时认定这就是苏军现时撤退之区而派兵接收，于中共不利。[32]不过对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文字上的争论已不甚重要了，既然国民党有可能承认中共现时已占地区非经商定不能进驻，为什么不先下手为强，先乘着苏军撤退之际占了北满再说呢？
3月17日，尚未得到中央答复的彭真进一步来电询问：“我可否在辰兄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作为将来谈判时让步之资本？这在政治上有无坏的影响？又，对长春是否确定，纵使可以夺取，而辰兄又希望我夺取时，我亦坚决不夺取？”毛泽东此时方针已定，故复电明白表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33]当天，毛反复考虑后，又将周恩来的电报批转给东北局，并进一步提出：请“速与辰兄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34]。
整个中东路，指的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及绥芬河一段的铁路干线。可见这时中共的解决办法已根本变化，不仅想占据长春以北整个中东路以利谈判妥协，而且已在设想把整个中东路，即北满永远占住。毛泽东对他这样做的理由解释得很清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他同意彭真的看法，相信在四平一线坚决拒止国民党军北上，“彼方至多用兵攻占南满路及抚顺、本溪，我尚可保持中东路”。[35]
国共两党在四平展开决战至此已成为一种必然。14日，苏军从四平街撤退。三天后，即中共中央准备“永远占住”整个中东路当天，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武装攻占了这个处于南北满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驻长春的东北行营报称：“辽北省政府被万余共军包围，被迫于涤日撤出四平，至撤出方向不明。”[36]实际上，这位张学良前部下、省主席刘翰东已经成了俘虏了。四平之战由此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