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张“师法”苏俄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由联俄政策发展而来，联合苏联又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密切相关。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因而也曾经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蒋介石态度的改变，恰恰典型地反映出早年相当多数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复杂经过。
根据已有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就已经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蒋在福建军事前线，就曾暗自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4]当年，蒋因人事纠纷坚持告假离闽后，再萌留学想法，仅因孙中山坚持要其留在国内而未成，但他还是一度尝试习读俄语，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进展。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上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4]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企仰靡已”。注意到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他更会感到振奋，断言：“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4]在这种情况下，久不得志的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做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当然，自诩为孙中山军事专家的蒋介石，不像这时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动辄强调学习列宁及其党人“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的作风，而是每每会强调苏俄军事强大的原因，主张军制上当“参考劳农兵制”，引入其适合于中国军队性质者。[5]
蒋介石对政治及社会的厌恶态度，和坚持要去俄国寻求革命出路，不愿继续与地方军阀敷衍纠缠的心理，还引起过其在国民党内挚友的强烈担心。邵元冲即曾批评蒋不应过生厌恶社会之心，而仅以赴俄为唯一志向。他说：“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无论赴粤、赴俄，实皆为欲完成此目的而起，兄之志在赴俄，既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如是则吾人所以要求学，要作事，要负责任，皆所以达此目的，以打破我等所不满意之社会现象，而造成一吾人所希望所满意之社会而已。”“真厌恶社会者，只厌世派、隐士、自杀者而已。故弟愿兄易厌恶中国社会之心理为爱社会，如慈母对于不肖之子，仍尽心力以谋感化之，此吾人应有之态度也。”[6]
蒋介石“素性暴躁”，好猜疑，易激愤，对人对事常常意气用事，事后自己也不能不反复检讨、忏悔。[7]但蒋之性格又相当固执，认准的事通常很难改变看法。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他就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劝他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的期待。他在历数孙中山借重对日、对美外交屡屡失败的经过之后，明白指出：“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困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称：“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即邓尼金——引者）等反动军凭藉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8]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4]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