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度赞成“阶级斗争”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1922年8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30日，事情刚有眉目，孙中山就马上函告蒋介石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9]
孙中山历经沧桑，他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11月，蒋因人事问题发生猜忌，再度决心离开福州前线，孙曾有长函对此详加解说。孙函称：
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藉，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10]
由上函不难看出，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做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即所谓“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1923年8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8月5日回到上海，当即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国民党人张继、汪精卫等商组代表团等事宜。他先后起草了军事和宣传意见书及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总计万余言。其中心在说明：中国革命至今不能完成，全由辛亥革命不彻底所造成。结果使反革命势力得以在列强支持下以北京为巢穴，使革命军总难成功。限于中国工农之程度与现实环境，中国革命不能离开军队，必须军事与宣传同时并进。然南方之革命军势力弱小，倍受南方军阀之牵制。“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11]
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12]
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蒋即因此受命前来提交军事计划书并商讨具体实施步骤。未曾想，当蒋提出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作为主要军事训练基地的计划之后，苏联方面却转而表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苏方同时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就在事实上拒绝了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对此，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蒋介石，自然会敏感地意识到，俄国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其实是害怕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外蒙古，会妨碍他们实现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企图。[13]正是出于对苏联出尔反尔和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极度不满，蒋介石在1924年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中才会激烈批评“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蒋由此进而声称：“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14]
据致廖函，蒋在莫斯科间，曾被强力动员参加共产党，蒋的回答是：“须请命孙先生”，因此，被讥刺为“个人忠臣”。[15]具有极强自尊心的蒋介石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他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讲国民党革命史，极力推崇孙中山，却被议论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留学生们更多讥讽孙中山身边“忠臣多而同志少”。与此相对照，多数留学青年“不知尊重祖国领袖”，却对苏联革命推崇备至，对苏联领导人言听计从。蒋因此不能不怀疑莫斯科为何放着革命的国民党不去全力帮助，反而必欲扶植一个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结果，他从逻辑上推演出的结论就是：“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蒋称：中共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他们“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6]
但是，即使我们相信目前被广泛征引的致廖函不存在后来加工修改的情况[17]，我们也不能忽略此信产生的特殊背景。即蒋介石写信时，恰在对孙中山的做法极度不满，辞职出走之际，其看法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成份。
蒋介石这时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自认跟随孙多年的蒋未能被孙引入国民党41名中央委员之列有关。这是因为，蒋虽理智上看重名节，时时以人臣自居，强调忠孝，自认不重权位，但依其性格，他对自己在孙中山眼里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向仍十分敏感[18]，如今，国民党改组，众多在蒋看来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只因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得以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他却连“一大”代表都当不上，这难免会让蒋心情不很愉快。二是认为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这既包括廖任广东省长，用人行政一仍旧习，尤其把财政权力交给并无经验的孙中山儿子孙科办理，致百弊丛生；也包括让他办军校，却迟迟不解决经费和权限问题；而更重要者还在于，蒋属于那种有强烈抱负的人，访俄后自认颇有心得，对党事、国事更有发言权，不想报告交孙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19]
关于蒋当时的主要不满，我们也不难在蒋3月2日致孙长信中一窥究竟。他在信中直言批评孙不应喜新厌旧，称“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他批评孙、廖“用人任事毫无系统，即能维持现状如今日者，虽成必败，虽得犹失”。[20]这封信表面批评“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实际暗示孙中山太过信任俄国人，而看不到他的智慧。他因此大胆提出：“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临时纷乱，以陷危境。”问题是：“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21]由此不难看出，蒋3月14日给廖信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因为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时候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的政治工作及装备情况。9月16日第一次参观军队，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诚，“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并一再要求向士兵讲话，以表达他的感受。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声称“红军是世界上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其秘密就在于“与人民的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和他们决战。”他并且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22]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他更进一步阐述了对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声称：“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他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有的大工业企业和所有土地都应属于国家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他特别声明，尽管现实条件下在中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的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23]
蒋介石的这种激进观点，一直到他离开俄国前几天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晤时，仍旧毫无改变。他用共产国际式的语言明白解释说：我们既不为资产阶级，也不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在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像苏联那样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因为，第一，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异常困难。第二，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但我们一旦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了。比较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当然，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蒋明确认为必须借助于世界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他也注意到，苏联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进犯，也需要帮助西面的德国和东方的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因此，他建议说，俄、德、中三国“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24]
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慨与触动。称：“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苏俄军队）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窳败也。”“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他断言：“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敢轻量。”[25]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的观点[26]，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27]比如，他在1924年2月17日的讲演当中，就曾提出：“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此，他公开主张：“中国与外国的革命党，统统联合起来，解决世界一切不平等的问题。”认为“中国革命，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要联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党，来促进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并声称“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28]
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会一面批评苏联与中共，一面明言：“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我们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至事实于不顾。”[29]在这里，他虽不满于俄国党人的“事实”，但这一时期他对俄党“主义”之认同，却是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