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党”发起之反复
“清党”运动，名为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由于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由于鲍罗廷及其武汉方面意图通过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办法取消蒋介石掌控党权和政权的种种资本，从而迫使蒋不得不考虑夺取上海和南京，以便利用江浙和上海的资源，另起炉灶，与武汉分庭抗礼。[3]
为此，就在武汉方面决定召开三中全会的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所在的南昌方面即相应召开会议。蒋介石手下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少壮派，在蒋的默许下做出决定，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的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的种种条件。其中关键一步，就是要从法理上取得北伐军所经过的各地的党权和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南昌会议召开后，即相继发生了原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的江西各地国民党部均被人捣毁的系列事件。身为共产党员的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亦于3月6日被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所枪杀。这股夺权的风潮，由江西，而安徽，而福建，而浙江，随着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向北向东推进，迅速扩展开来。
但是，相对而言，蒋介石这时军事上的进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因此其有限的军队不可能长时间驻留在占领的地方，结果往往是其部队前脚开拔，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后脚就推翻了亲蒋的国民党党部。再加上蒋的这种夺权由于还不具备合法性，做法相当迂回曲折，一些部队指挥官或政治部人员也并不十分赞同，因此，蒋介石此举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达到其夺权的目的，不少地方党政权力的争夺只是愈演愈烈而已。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国民党人的内讧愈演愈烈，许多原本就对国共关系现状极端不满的老资格的国民党员，都倍感焦虑，坐卧不安。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国民党人的态度倒在其次，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危险更是迫在眉睫。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邵元冲这时的日记，清楚地记述了他们一辈国民党人，以及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这时因焦虑、激愤以至于暗中串连，急于推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采取断然行动的情形：
2月18日，访蒋梦麟谈，对杭州收复事已全证实，惟对于此后浙局整理办法殊难有望，而内部之不一致尤为可虑，殊不知所届也。
2月26日，访梦麟一谈，对于干部及各地之纷纠多所讨论，颇以为虑。余以历史上之关系，讵宜坐视。不日拟赴浙及赣中相机规诫，以尽微责，至于能悟与否，则听之而已。
2月27日，午前访（吴）稚晖、（钮）惕生等谈。稚晖对于两党间之及（张）溥泉之态度，有所讨论。……明日拟赴杭一行，与敬之有所接洽。
3月4日，九时至杭州，寓西湖饭店。午后访何敬之，兼晤蒋伯诚、王达天、顾祝同、鲁咏庵、潘宜之等……对于党务问题，敬之等意须（蒋）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且谓介屡次游移，且事后每由他人受过，故现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张云云。
3月5日，午前访敬之，再以各方情形与之切谈，并望其对介石有所建议。
3月6—10日，在省垣与军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之办法，同人等皆切望有一具体之步骤计划，并望余有所主张，余遂为草订一进行计划大纲，预备于南京收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军界同志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故多激昂唏嘘，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矣。
3月11日，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4]
由上不难看出，从南昌陈果夫、温建刚，到上海邵元冲、蒋梦麟、吴稚晖、钮永建（惕生），到杭州何应钦（敬之）、蒋伯诚、王俊（达天）、顾祝同、潘宜之及白崇禧（健生），即从蒋之亲信，到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一直到蒋手下的高级将领，这时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摩拳擦掌，只等蒋一声令下了。
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二十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5]。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6]，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7]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看蒋介石的最后决心了。
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16日江西省党部捣毁了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并随即封闭和解散了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民众团体。蒋16日到九江，次日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等即被捣毁。蒋20日到安徽安庆，23日安徽省市党部及其领导下的民众团体亦遭捣毁。不难看出，在武汉方面坚持在3月10—17日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8]同时，蒋毫不犹豫地纵容手下贯彻其2月21日南昌会议夺取各地党政权力的既定方针。其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仅有的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的“械斗”，来区分“敌”“我”，进而组织自己的力量，夺取权力。[9]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路暗中支持下属夺取地方党政权力，甚至自行任命地方党政高官，却从未有过与武汉翻脸的任何公开的言论。因此，其手下也始终要借助于地方帮会势力来协助自己的夺权行动，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且蒋在公开场合也还要表示中立，对所发生的一切佯装不知。不仅如此，自出发之日起，他一直在就武汉方面的各种批评和指责做出回应和进行辩解，却也都是在尊奉武汉方面为“中央”的口气下出之。包括3月26日到上海之后，其在公开场合服从武汉中央及国府的态度亦未稍改变。很显然，正如何应钦等人所言，蒋介石对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以至于与武汉公开分裂，另立中央，尚在犹豫动摇之中。说蒋这时已决心“清党”，恐非准确的说明。[10]
蒋介石的决心如何下定？据邵元冲日记，3月21日他正准备离开杭州之际，恰好张静江从南昌来杭，当晚约邵与这时也到杭州的蔡元培等谈话。张因了解蒋认可南昌会议并纵容部下在各地夺权的情形，故声称：“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受此鼓舞，邵等于次日上午遂进一步与张静江商量“此后应付事宜”。当日得知上海已经克复，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蒋梦麟、马叙伦等当即同车赶往上海。
25日上午，张静江一行抵沪后，即约集吴稚晖、李石曾同至前敌总指挥部晤白崇禧、潘宜之等驻沪高级将领，“共商应付党务事宜”。吴稚晖明确认为“非分裂不可”，李石曾态度“亦激昂”。因得知蒋26日晚到上海，27日众人便一并迁入蒋介石总部行营内，与蒋“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讨论中，吴稚晖力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案，“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11]
公开打出清除共产党的旗号来否定武汉中央的权威，因为涉及到与苏联，特别是与这时在军事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问题，故蒋介石一时还有所犹豫。由邵元冲日记可知，27日的会商并未决定出任何具体办法，故28日不得不“继续讨论”。到28日，又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均未到，且还必须要等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和总参谋长李济深到后，才能决定实施分裂的可能程度，会议仍未形成最后意见，“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12]。故说本日晚监察委员数人曾单独召开清党之预备会议，令人质疑。[13]
29日，何应钦、程潜和古应芬等到会，但程潜的态度显然十分摇摆，会议还是没有得出结论。次日因李宗仁等仍未到而休会。4月1日李济深等到会，对分裂主张表示赞同。“惟同时得朱益之（培德）致介石函，劝介石一切慎重以退为进等语，介石又为踌躇。”邵元冲记曰：“连日工人纠察队等以武力猛扑租界等消息日剧，而当局者总迟日无所表示，疑事无成”，倍感焦急。[14]可知连日讨论中，蒋始终不置可否，没有明确地表示过意见。
如此反反复复，延至4月2日，又意外得知汪精卫经由苏联远东已回到上海。因国民党内无论武汉派及非武汉派，一向公开都表示拥护汪精卫在党内的魁首地位，故汪回对两方面影响均甚为重大。考虑到汪的态度可能影响双方党众，蒋介石自然倾向于做争取汪的工作。结果，邵元冲当日记称：“此间日内正拟以断然手段处置者，乃不得不暂行延搁。”[15]
众人4月2日花了将近一天时间与汪精卫座谈，纷纷告以武汉近来之作为，特别以共产党控制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随时可能学武汉以武力收回英租界，引起列强干涉为虑。但十分明显，由于并未形成确定的意见，故无论是蒋，还是吴稚晖等，当日都未将正在讨论中的“清党”意向告知汪精卫。故汪对众人所言并不以为意，他只是主张约请武汉诸人来宁，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本日监察委员们正式开会并通过了弹劾共产党人案，正式议决清党，亦大可怀疑。[16]
如能将武汉国民党人约来南京，事情自然也就有了转机。3日当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济深和蔡元培等商谈结果，就连态度激烈的吴稚晖也转趋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希望汪出面能请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前来南京共商妥协之策。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即有记述称：今天“稚老甚愤激，谈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来耳”[17]。可以想见，蒋内心虽并不十分看好这一设想，但总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故蒋亦匆匆发表通电，声明：“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18]
然而，4日一早，不知何处得来消息，说武汉方面已免了蒋介石总司令职。[19]包括蒋介石在内，众人一早便又来到汪精卫住处。这回大家均相当愤怒，痛斥鲍罗廷及共产党。在众人的推举下，吴稚晖“始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且说明，依此方案，对共产党人“必将采断然之处置”。至于对武汉方面，因此一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
没想到，汪精卫原本就认为上海众人的种种怀疑太过离奇，听到吴等不仅准备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动用军队和警察拘禁共产党人，当即“怫然”。对此，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在一旁转圜，并提出：“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汪精卫明白提出三点：“（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秀使其制止；（二）武汉此时如有负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上海众人这时用以指责武汉方面及共产党人，且倍感焦虑和担心者，实不过此三方面问题而已。汪精卫的办法在不公开破裂与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了蒋等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众人一时自无话可说，最后“众乃决定暂照此条件进行”。[20]不过，从蒋介石当天对上海驻军黄埔生训话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心态当天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蒋介石一反以往讲演中极力强调武汉方面的指责纯属诬陷的方法，第一次开始公开扬言：“一切自有监察委员审察处理”，只要监察委员认定武汉中央的决定违反主义党纲，就可以宣告其无效。[21]
在蒋介石等人于午后一时离开后，汪精卫马上就找到陈独秀，向其说明蒋介石等人的严重担心。中共这时因早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陈自然表示绝无其事。[22]结果，汪、陈联名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23]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当天送报，次日一早即刊出。蒋介石、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等见报后大哗，又一并对汪提出指责。吴稚晖尤为激烈，他斥责汪在宣言中使用“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字眼儿，声言：“‘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之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依照总理遗训，“止有老实不客气说，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自不得不予以“相当之制止”。[24]
据蒋介石日记和汪精卫自己回忆，此次会面中，吴稚晖激愤之中，时有辱骂之辞，令汪相当气闷。[25]十分明显，汪在上海本来就倍感压迫，又受到此番刺激，也难怪会于次日不告而别，就转去武汉。
鉴于汪精卫行前有信给张静江，仍强调惟有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实无出路，故他决心赴汉争取武汉多数同志之同意云云[26]，邵元冲等均以为此前的计划已经搁浅。因为相信蒋介石“关于党务事犹有所犹豫”，故汪离沪次日，邵元冲即亦心灰意懒地“与孑民、湘芹、稚晖、石曾、梦麟、夷初等共同迁出外间”，离开了蒋介石在丰林桥的总部行营所在。[27]他们不了解的是，汪精卫跑去武汉，蒋介石其实倍受刺激。因蒋声明拥汪，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汪精卫必须留在宁沪，在众人的包围之下。以他的经验，汪只要去了武汉，一定会站到武汉方面的立场上去。蒋也曾明确地向汪精卫表示过自己的这种担心。不料，汪最后还是一走了之。故蒋会有“连日欢谈始知其为伪”的强烈感慨。[28]而随着汪精卫悄然离开，蒋介石深恐汪以其政治的号召力影响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党员，故不能不先发制人，破釜沉舟，公开将汪提出的三条改为四条，公诸报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发表与汪兆铭重要谈话之点，使彼不得藉以造谣”[29]。
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国民党连日会议党务之要点》的报道。宣称：“连日国民党要人在上海莫利爱路孙总理遗宅及总司令部，因党事纠纷开重要谈话会。与会者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甘乃光、柏文蔚、白崇禧、宋子文、蔡孑民、古应芬、李石曾、吴稚晖等十余人，讨论近日国民党被人把持情形。所有汉口之命令，上海及各地之行动，均极颠倒离奇，各有建议。最后乃共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张办法，即于四月十五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以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30]
有了这一名义，蒋介石也就自然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蒋下一步行动想如何做？四条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这就是：第一，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第二，不受迁鄂后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的各项命令；第三，各党政军负责人有权取缔和制裁捣乱分子；第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除归总司令部指挥者外，一律取缔。
国民党之所谓“清党”，即由此而逐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