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受挫
与城市里面国共两党较量明显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农村地区对付共产党，就远不是那么顺利了。共产党人在城市中难以立足和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的区域过于狭小，毫无回旋余地。要想应付国民党的镇压，他们只能从事秘密工作，甚至是单线联系。不仅无法真正让绝大多数民众理解自己的主张和政策，不能给城市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而且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人不仅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在情感上和思想上也难以沟通，很容易被周围居民告发。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人多嘴杂、被人告发的危险，高级领导人往往不得不躲进租界，装成阔佬，住洋房，雇佣人，与世隔绝，以为掩护。[17]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也多半要选择居住条件稍好，环境适宜出行和较易隐蔽的处所，而不能住到贫民区或工棚的下层群众中去。当然，就是在这时的上海工人当中，赤色工会的力量其实也十分薄弱，不可能担负起掩护或支持共产党的作用。据熟悉工会工作的胡钧鹤、袁炳辉等人被捕后在公开的自首书中说：“所谓赤色工会除上海外，全国各地没有一个有群众的工会组织。”即使是上海，所谓群众的规模也非常小。以共产党认为最得意的真正有群众的纱厂赤色工会为例，开工会代表会时，名义上到了七十多名代表，而党员团员数量就占到六十多，代表工厂二十九个，所代表的群众不足七百人，平均下来一个厂的赤色群众不足二十五人。[18]
在农村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共从1927年8月以后，接连在各地发动了上百起武装暴动。包括规模较大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最终都归于失败。战败的暴动领导人，不得不将原本计划占领或进攻城市的武装，转入到农村里去，以求将剩余的力量保存下来。让国民党人，同时也是让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没有想到的是，退入偏远农村去的这些武装力量，却得以利用各省国民党军阀割据，军队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偏远农村统治力量薄弱的特点，逐渐创建了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农村根据地中，以赣西南井冈山和赣东北弋阳两块根据地较为有名。到1929年前后，由这两块根据地聚集或发展起来的工农红军，其活动区域已经遍及江西省边缘地区，甚至发展到赣西北和赣东南，以毛泽东和朱德为首的红四军，干脆经由赣南发展到福建的闽西地区去了。
中共红军在江西省偏远农村地区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吸引了相当多的贫苦农民。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红军不仅在农村中容易立足，而且像滚雪球似的越滚得远，就越滚得大。再加上这时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策略是“清乡”，即通过清乡委员会，“对凡列名农会者，概加拘罚，未列名者亦行之。且一人罚至三四次，一案之事，县署、清委、团局累拿之”[19]。同时力图通过“清查户口，整理团防，检验枪枝造具，联保连坐，切结实行邻县连环联防办法”，来阻遏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严密控制农村。[20]结果，在农民运动曾经较为活跃的地区，只能引起农民中间更强烈的反抗。中共红军与这些地区农民间的结合，也就不可避免了。
国民党最初对中共在偏远农村中的武装，因为其对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胁不大，因此并不十分重视，仅以当地驻军加以打击。但地方驻军或因省籍各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援；或因属地不同，往往不能轻易跨界作战。再加上这时国民党内讧不断，各省军队内部亦有亲蒋军和反蒋军之分，动辄反目，因此国民党这时“进剿”的效果十分有限。1929年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成立了以何键为总司令的“剿匪”总部，以优势兵力联合发动“会剿”，虽然夺取了井冈山，朱毛红军主力却迅速转进闽西，不仅摆脱了湘赣两省军队的追击，而且在闽西建立起新的根据地。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何键就任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讨桂战争随即爆发，湘军撤离江西，江西省的国民党军队也大部被抽调参战，江西各地红军当即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发展。6月中旬，鉴于讨桂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蒋介石注意到红军在闽西的发展势头，旋又任命金鼎三为“会剿”总指挥，着令赣、闽、粤三省集结军队于闽西地区参加会剿。但此举很快被紧接着爆发的中东铁路事件，特别是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各部响应桂系，共同揭旗反蒋的战争所打断。这场讨桂战争直打到年底才告结束。这种情况自然极大地便利了红军在江西的发展。
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1月报告，当时方志敏、邵式平、王道、孙志清、匡龙海、邹琦、李烈等，率众逾万，快枪将及千支，土炮、鸟枪无数，以上饶、横峰、弋阳、德兴接界之磨盘山及弋阳属之漆工镇、黄沙岭、吴家墩、周坟等处为根据地，组织信江苏维埃政府及军事政治学校、农工妇女等训练所，为时三载，范围涉及十余县。据称，“加入人数愈众，蔓延日广，历次军队‘进剿’，不但不能肃清，往往为其挫折，损失武器，增其势力。于是势益猖獗，时而上饶河口，时而弋阳贵溪，时而余江万年，时而乐平德兴，到处侵扰，焚杀劫掠”。[21]
这时，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一部约三千支枪，在赣东北占据着弋阳、德兴、乐平、贵溪间大片地区；黄公略等一部约三千支枪，在赣西北占据着铜鼓、万载、修水、平江、浏阳等县边境；袁文才等一部约五六百支枪，在赣西占据着永新、宁冈、遂川等地；段月泉、李韶九、胡竹笙等部约枪千余支，占据着吉水、永丰、南丰、乐安间之地区；朱德、毛泽东一部约枪七千支，由闽西西进，由连城入宁化，连取广昌，乐安、宁都、永丰等地。按照江西省政府报告的说法，此中最有势力者为“朱毛红军”：“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经济（政治）委员毛泽东所辖共四纵队，每纵队辖三支队，每支队分三大队，每大队分三中队，每中队辖三分队，每分队计有快枪十二支，子弹八九十发，并有机枪四挺。此次朱德探得江西兵力单薄，将率一、三、四纵队由闽边宁化进犯广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及宣传队由小道抄袭并指挥独立第二、第四两团约三千余人，同时并进，意图扰害赣局。其第一纵队司令为林彪；第四纵队司令为傅柏翠。本月十六日晚占领广昌，先头部队进至甘竹，并有少数出没于白舍、枫林之间。截至廿一日止，该股完全出广昌，进至洽村新丰市东陂一带。李韶九等则向宁都窜，但二十二日复由宁化方面窜来股匪二十余人，攻陷广昌，缴去靖卫队枪枝甚多，各机关人员多被掳去。”[22]
据江西省政府报称，此外，彭德怀率一部三千余支枪仍在莲花、永新、遂川、万安等地活动，并于1月20日晚攻陷万安。袁文才、刘作述等部则占据永新、宁冈一带，1月18日攻陷遂川等。国民党虽然再度组织了赣、湘、鄂三省“会剿”，但均未达到效果。其对朱毛红军的作战，反而因农民对“进剿”部队封锁消息，以致损失了上千兵力。故江西省政府颇有些无可奈何地指出：江西历经水旱刀兵，元气难复，因此“愚民为生计所迫，共匪又从中利诱威胁，以故盲从日多，为患滋甚”。“属省各县多被共匪盘踞，人民中毒太深，不乏盲从附和者。而各属地方团体，无论公法团体、交通机关，均有此辈溷迹其间。甚至妇人、幼童，亦各缠红布臂章为匪作势。而各地民众之稍有知识及有身家者，又相率不敢发言，畏匪寻仇。其大多数则对剿匪部队漠不相关，不肯协助。故虽用重兵镇剿，对于持枪之股匪一时似已消灭，偶或军队他调，又复啸聚。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此剿彼窜，兵去匪来，国军及地方自卫军无不疲于奔命。”“加以防区阔大，防守进击，兵力实感不敷，殊难应付。”[23]
1930年2月以后，国民党内部再度爆发中原大战，反蒋派另组北平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双方各自动员了上百万军队投入作战，整个战争前后历时近七个月之久。这种情况，不能不再度给红军提供了绝好的壮大机会。到1930年7月，江西红军主力已经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大举向江西省会南昌逼近。7月中下旬，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接连向蒋介石告急，一会儿报“朱毛先头已迫近吉安神冈山，正在激战，乞飞援”；一会儿称“赣省形势颇危，如不增加军队，将不免波及大局”。“请允许于不得已时放弃赣南及吉安，巩固南浔”，并“请速派队增援”。[24]
然而，这边面对江西告急尚未及做出决策，那边何应钦更急电报称：长沙27日夜被红军彭德怀部乘虚攻陷，省府起火，岳阳、长沙电报不通，湖南军队均在汨罗、新墙、平江、浏阳各处参加对反蒋派的战争，何键总指挥“不知下落”[25]。另据各方报告：红军并无久占长沙之意，故几天后何键得以顺利地夺回长沙。从缴获文件中得知，中共此举，意在“先夺取湖南政权为根本地后，扩大红军，组织进取武汉，再合湘鄂赣皖豫力量，夺取五省政权，促成全国总暴动，推翻全中国国民党，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故以红一、三、五、八等军入湖南，红四军入赣，红六军入鄂皖之潜桐霍安，粤之开平以及京沪闽浙等处皆隐伏积极准备暴动”[26]。8月底，红军各军受命再攻长沙时，国民党方面更形紧张。但因长沙方面兵力充足，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和铁甲车队增援，虽经六昼夜激战，双方损失数千人，红军仍未能攻克长沙。[27]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以南京方面胜利宣告结束。鉴于中共和红军势力空前强大，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并有围攻武汉，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具体行动计划，蒋介石等不得不开始把军事重心转向剿共战争。11月初，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下令第九路军主力由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向西南进击，后并调第六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入赣协剿。鲁涤平被委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以第十八师、第二十四师、新编第十三师、第五十师、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和独立第十四旅，编成三个纵队，以张辉瓒、谭道源、罗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第六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辖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张贞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及一个独立旅。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辖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马昆第十二师三十四旅。此次作战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袁水两岸推进，力图消灭朱德、毛泽东这时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流域。此即为国民党对中共江西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战争初期，国民党“进剿”军一再捷报频传，红军主力且战且退，至12月底，已探得红军大部开始在宁都黄陂、小布一带构筑工事。故鲁涤平30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十九路军在赣州蔡廷锴师本日即急进雩都，抄袭宁都，防止红军“南窜”；戴戟师抵兴国后即经古龙冈向宁都侧袭，期收“合歼根绝”之效；第六、第九两路军协同歼敌于黄陂、麻田各处，再行收复宁都。具体部署是：毛炳文师以两团向胡岭咀，两团向东关寨，夹击罗炳辉所部；许克祥师除以一部向东关寨攻击外，由现地洛口前进，堵击麻田之敌；谭道源师以一部协同许师攻击麻田之敌，主力协同张辉瓒师向小布、黄陂之敌攻击前进；张师应迅歼龙冈附近之敌，进占君埠、五门岭，以一部经上阳斋左援谭道源师，向黄陂挺进，以一部协同公秉藩师扫除小布之敌，继向黄陂攻击。公师着由南坑经白公圩港口向黄陂、麻田前进，以一部协同张师扫除小布之敌。“各师统限于元旦拂晓由现地攻击前进。”[28]
但鲁涤平部署的攻击行动即将开始的前一天，竟突然传来张辉瓒率五十二、五十三两旅30日在龙冈遭攻击受损，张本人在作战中“由右翼冲走未见踪迹”的消息。本为后援的五十四旅因怕红军奔袭，慌忙从南垄退回东固，再撤至富田，致“师长张辉瓒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团长李月峰被虏。又旅长戴岳自戕未死”[29]。得此噩耗，鲁涤平不得不马上调整部署，下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富田、东固之线，谭道源师由沅头东移，向洛口之许克祥师靠拢。但是，原本刚在中原大战中受创，兵员不足的谭师两旅四团，在撤退途中却被熟悉地形和情报通畅的红军主力迅速抓住。谭师抵抗将近一天，终遭击溃，损失逾半。据前往增援的毛炳文、许克祥两师报告：“增援部队到达永乐洛口时，谭师已被匪突破，只将该师彭团及文团两团一部收容到洛口，谭师长及其他两团情况不明。”[30]
张辉瓒和谭道源两师惨败，已使国民党方面此次“进剿”计划完全被打乱。随即，广昌、南丰两县暨各机关又迭电告急，称“朱毛共匪约五千余人由闽之宁化经石田窜入广昌属东南之白水镇，离城仅五里，请迅派大军驰援”。这使得总指挥鲁涤平更加变得手忙脚乱起来，急电蒋介石，强调“目前广昌、南丰一带仅有防军一营，省垣亦仅留兵两连，余均出剿，无兵应付”，要求“顾念赣民痛苦，立赐抽派一师以上之兵力入赣，大举痛剿”。[31]
此番作战虽然担任主攻的第九路有两师失利，但其余各师建制完整，且第六、第十九路军均已陆续到达原来指定位置，仍有续战可能。故1月29日，蒋介石令何应钦以湘鄂赣闽四省“剿匪”司令的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亲赴江西，进一步调集四省军队，部署“围剿”行动。到3月中旬以后，何应钦已重新组织了“进剿”的部队。除第十九路军原有编制不变以外，另外增调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辖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辖孙连仲兼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骑兵师），并重组了朱绍良的第六路军（辖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张寺孝的新十三师）。另外，参战的还有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香翰屏的第六十二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和周志群的独立旅等部。何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一条弧形阵线，并于4月1日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各部注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于月内克复各县，会师广昌，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32]
此次作战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五路军为右路，分两个纵队分别从吉安、吉水、永丰南进，“扫荡”东固、龙冈，会攻宁都。以第二十六路军为中路，由宜黄、乐安分两路“扫荡”进占洛口、南团之线，会攻宁都。以第六路军为左路，以主力夺取广昌，并以一部进占头陂、新安、白水（今赤水）之线，俟右路军“扫荡”东固、龙冈后，会攻宁都。以第十九路军为南路，由兴国出发，攻占龙冈、城冈、江背之线，策应右路军会攻宁都。由于此次投入兵力二十万以上，是正规红军的六倍以上，加以装备火力优势明显，因此开始也相当顺利。一个半月后，四路大军已经推进至江背、桥头江、沙溪、头陂、白水之线了。但由于红军坚壁清野，再加上地形不熟，情报不灵，“进剿”军对对手的情况一无所知。
何应钦显然并没的接受前次“进剿”失败的教训，眼见部队进展顺利，即限令右路第五路军5月15日前占领东固。该路军第四十七师一三九旅和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遂分别受命由富田和固陂圩出发，开始搜索前进，结果再度钻进了红军布置好的口袋阵中。公秉藩师全军覆没，公本人也一度被俘，只因冒充营书记，未被发觉，后被释放。但该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参谋处长朱子奇、团长吴宗周以下官兵死亡就达两千余人，全师上万人，五天后只收容到一千五百人左右。与此同时，右路军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由富田进至九寸岭、观音崖一带，亦遭红军伏击，全旅被俘即近三千人。而右路军第四十三师进至九寸岭时遭遇阻击，迅即退回白沙，被红军追上并击溃，被迫退向永丰县城。两部损失校官十五，尉官三百余，士兵约七千，步枪四五千支，机枪三十六挺，山炮三门，迫击炮三十余门。[33]
鉴于公秉藩师等失利，南昌行营即令右路军第五十四师向右翼增援。但该师师长郝梦龄注意到各部惨败情形，深知增援途中必遭伏击，故假报18日晚“在沙溪与匪激战”，然后借口援助不到，独力难支，自行向永丰退去。至此，整个右路军实际上已基本失去了作战能力。听到部队惨败的消息，王金鈺于5月23日向蒋介石恳请处罚。电称：“祝旅长本午自吉水报告，郭师损失一半，谷陈两团长被俘，李团长被俘，今日藩由匪区归来，唐旅王团损失大半，于朱两团损失多半，于朱两团损失十之七八，朱团长在富田阵亡，其营长以上伤亡被俘甚多，正在调查中。郝师损失十之三四，本军三师除祝旅外，均损失甚大，非大加整顿补充无进攻力量，请钧座从速设法调后方修养训练，以便再用等语。闻之惶恐万分，病益加剧，务恳将该师调至相当地点补充整理为祷。职治军无能，遭此惨败，请迅以明命免本兼各职，以示惩戒。”[34]
右路军如此，中路军的情况也相差无几。高树勋率第二十七师进入苏区后，一样如坠云雾中，完全不明敌情。5月18日勉强进至南团，受命驰援藤田的郝梦龄师，前进至中村，先头第八十一旅即遭伏击，王广田团失去战斗力，团长亦告阵亡。高率师部直属队和池峰城旅部增援至中村，被红军和游击队团团围住。高树勋最终丢掉部队才得以逃脱，此役第二十七师伤亡官兵两千余人，除两团外，均被打散，“池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构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35]
孙连仲因此也不得不一边电告作战失利，一面自请处分。电称：“敝部奉命向沙溪前进，号（19日——引者）日高师先头王旅行抵石马浔南中村以西地，遇枪匪主力，激战终日，初意其为农匪，继而愈演愈烈，至马戌（21日19—21时——引者）匪力已达两万余人，将我王旅围困，经我高师极力增援，始得解围。是役以该旅王团损失较大，被我击毙之匪不计其数。查五路郝师于数日前已弃藤田汀溪，匪现直攻敝路并以大部绕进侧背。”[36]鉴于目前形势，已令第二十五师退至萧田、横石、东陂一带，令高树勋师退向东陂北之黄陂，“职拟转进宜黄”。鉴于自己“指挥无方，致受重创，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官兵，应请钧座依法惩处，为以惩戒”。[37]
对于此次失败，代理总司令之权的何应钦也是一头雾水。他一面向蒋介石诉苦，抱怨有关将领不听指挥，一面也不得不自认“统驾失劾”。其电称：“查当铣（16日——引者）日匪攻五路之初，蒋部蔡师即已到达城岗圩，五路相距不过数十里，为防五路独当其冲，即严电蒋部迅攻东固。迨富田被陷，复令进攻富田，乃均未遵行。……又巧（18日——引者）晚郝师在沙溪与匪激战，孙部高师即已进抵南团，此际判断匪之主力必渐东移，为防郝师有失，并趁机歼匪计，即电孙总指挥令高师及孙师均向沙溪速进包抄匪之侧背。高师进至中村地盘源一带与匪激战时，孙总指挥未照迭次电催令孙师速进助援，并云地形不便转行撤退，至高师孤立，被迫无力支持。”“似此孙部后退，六路自难独进。已电朱总指挥迅集兵力于广昌附近或甘竹洽村墟一带固守，与孙部切取连络，防匪绕袭。又电蒋总指挥观察情形，势如能迅占富田自善，否则恐匪速集大部转趋富田，即仍将所部集结于兴国附近待命。此盖因各部已失协同，不得已之处置之。”“现查公郭两师各失枪在三千余，唐师失枪一千余，各师机枪迫击炮及高师之损失如何，尚未据报。匪势必因而愈大。则此后虽令第十师参加，亦恐难期效果也。”[38]
右路和中路相继失败，南路第十九军虽进至富田，亦不得不回师兴国，又撤返赣州。红军于是得以进一步集中主力，围攻广昌城。战斗于27日打响，当晚即攻占广昌。守城第五师遭受重创，师长胡祖玉重伤后死亡。进而，进占建宁的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也在5月31日遭到红军围攻。其“八千子弟兵”，最后连同被红军放回的，一共只收容得五百多人。[39]
围剿江西苏区接连失败，不能不使蒋介石倍感沮丧。他当即召集陈诚等重要将领总结教训，并策划第三次“围剿”作战。陈诚5月30日赶至南昌，经过数日调查后明确电蒋称：此次失利原因有三：一是“顿军久驻，兵疲将殆，且各存观望，图保实力”；二是“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三是“五路军原系孙传芳之旧部，对于江西人民素怀恶念，且共匪亦利用此弱点，对民众宣传”；四是个别军官指挥失当。他建议，应将第五路军调出江西，并对个别将领予以处分。如此，虽“大寐必有一觉。惩前毖后，来日方长，最后胜利自属于我。亟祈稍释忧虑”。[40]
刚刚赢得了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甘心于这次的失败。他很快就于6月6日发出告全国将士书，称：“中正行将出发鄂赣，督率各军围剿赤匪，信赖我总理之威望，人民之助力，诸将士之忠诚戮力，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共祸，奠安国族。”[41]随后，蒋介石亲抵南昌，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并为胡祖玉师长举行隆重的葬礼，还亲往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官兵，以为部队打气。[42]与此同时，吸取上次作战部队互相观望，且时有临阵退缩情况的教训，蒋特别经由参谋处通令前线官兵，此次作战实行连坐法。“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退者亦同。余以类推。”[43]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44]
第三次“围剿”同前此一样，开始时部队进展相当顺利。当时报纸接连报道作战成功的消息，或称红军“已失战斗能力，旦夕可下”；或称红军“枪炮均无子弹，故大队前往，并无迎战之事”；或称固有抵抗，“我军除以大炮炸弹猛轰外，并由飞机掷弹燃烧”，再加上“我军前赴后继，奋勇猛冲”，红军亦断无支持可能。据报，仅从7月30日起至8月4日止六天之内，空军就在兴国及高兴圩一隅之地，投掷120—160磅炸弹共五百枚以上。5、6、7等日，每日掷下的220—260磅的炸弹，都在一百枚以上。以至于飞机过处，“血肉四溅”，“匪尸狼藉”，“臭不可闻”。[45]
鉴于此，蒋介石还在7月23日就已经公开告称：他本人“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日克复广昌与石城……当即乘胜穷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溃窜时，又被沿途民团袭击截堵，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月以内，必可全部歼灭”。[46]到8月中旬，他更是充满乐观地下令：“限五日内将收复区散匪肃清，月底将赣各匪彻底消灭，俾军事早日结束，人民安居乐业。”[47]
蒋介石发出限期肃清的命令，是因为有战报显示，红军主力已陷于“进剿”大军的包围之中。在此之前，红军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既未休息，也未得到补充，以致仓促应战，虽“绕道集中”，试图调动敌人，却不断被敌发现，往返奔波，“弄得十分疲劳”。[48]好不容易在8月7—11日抓住战机，接连在莲塘、良村和黄陂重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度取得了主动地位。[49]但很快，红军主力就又在8月16日落入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中。用中共苏区中央局自己的说法：“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50]由于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国民党军并未能抓住此一战机，结果是红军主力于8月底竟又再度脱险，又一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为改变被动局面，于9月7—15日之间，利用国民党大军因宁粤冲突、做战略收缩之际，抓住机会，与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在白石、张家背一带，和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但两战结果却大相径庭。
前者据蒋鼎文报称：独立旅“主力激战至晚损失十之八九，廿六旅之两团与赤匪反复冲击肉搏七八次者，死伤亦多，赤匪之死伤尤倍于我方，骸骨狼藉遍山皆是”。因“赤匪向我猛攻，并左侧右侧包抄我掩护部队伤亡颇大”，故已不能按计划与蔡廷锴部取得连接，而被迫向敦田、长径一带撤退。[51]韩德勤也有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52]另根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军官71名，士兵3187名，缴获各种枪枝2690枝，自己阵亡军官7、士兵56，伤234名。[53]不难看出，两方资料均证明，此战红军确实取得了胜利。
而与第十九路军作战的情形却另呈一种局面。陈铭枢报称：“自七月份以来我剿赤各军围攻匪区，匪利用地形与赤化民众为保护，惯用其诡避巧袭隐蔽战术以疲劳我军而免决战。最近匪乘我各军分途移动游击兼以阴雨兼旬，飞机不能侦察之际，竟抽移全部匪军于兴国之西北险要地带埋伏。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劲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匪横尸沟积流血河红，于佳辰将匪全部击破。计在高兴圩一带，匪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夺枪数千及匪高级司令旗数面。计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匪经此大创，当不能复振矣。”[54]
陈电系公开通电，无疑带有宣传色彩。此时红军主力全部兵力也不过3万人，投入黄陂战斗的部队仅第一军团之第四军，和第三军团，另加一个第七军，合计兵力不过1.8万人左右。[55]但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敌兵仅20人，红军阵亡军官90名、士兵689名，负伤军官193名、士兵793名，失踪被俘官兵180名，损失各种枪支约1200余枝。如此伤亡被俘总数几达两千人。[56]故不论陈电水分如何，可知在此一作战中，红军确实遭受了重大损失。
整个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相比，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控制着战场局面。虽有损失，亦不足以影响全局。而红军在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之下，却显得极为被动，甚至接连受到挫折。但是，这次“围剿”却仍以国民党方面自行退出苏区以至无疾而终。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因为自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激化，断然软禁了胡之后，宁粤即公开分裂。5月初，汪精卫通电反蒋。随后，广东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等众多将领和粤桂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亦公开通电要蒋下野。在蒋拒不妥协的情况下，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到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此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昌行营的震动，因而马上于4日做了暂时收缩兵力，就地监视红军的部署。
其二，是因为9月18日发生了日本入侵东北的重大事变。蒋介石为平息宁粤冲突，也为完成此次剿共作战，7日公开声称此次作战已获大胜，如粤省不出兵进犯湘境，不久即可完全解决，他数日后亦将“再赴赣督师”[57]。尤其得知韩德勤部遭重创后，蒋即于18日再赴江西督战。不意就在其动身当晚，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应付这一事件，蒋介石不得不于21日又赶回南京，密切观察事件的发展情况，并着手准备应对之策。而为防止日本可能由海上入侵，更不得不从“进剿”军中抽调部队加强海防。如此，继续部署“剿共”作战具体计划之事即告停顿。特别是随着宁粤和解，宁方接受了粤方关于蒋介石必须下野，和以粤军陈铭枢部为京沪警备部队的建议。因此，“进剿”军主力第十九路军很快亦调离江西剿共前线。蒋介石也为宁粤和解，被迫于12月15日上书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并于22日上午出席过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经上海转返浙江奉化老家，以示下野。因此，继续此次剿共作战的计划，自然彻底被搁置下来了。
当然，即使没有上述形势变动，这次“围剿”作战成功的希望也不很大。因为，蒋介石等人这时基本上还是在重复着前两次的“剿共”思路，不仅政策上无甚调整改变，军事上也仍旧在重犯以往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这种情况下，就连平时训练较为严格、一向看不起其他部队的陈诚手下的军官们，都已经难以忍受了。
陈诚第十四师某军官8月间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自从经过宁都以后，走的地方都是不见人烟，吃的东西也无处可买，总是上顿不接下顿，不过顶感困难的还是没有油盐，有时连水都没有吃的。……我们每天都要跋涉山川，东奔西跑。无论白天晚上，天晴落雨，总是没有停止的。到了一个地方，还要驻在山上，日晒夜露，风吹雨打，晚上也不能安寝。这一月以来，都是在这个情形里面过日子，总是在这个无人之境转来去（因为这是土匪最多的地方）。你想，一个人都是肉做出来的，像这样滋养不足，日晚劳苦，还加之风飘雨打，日晒夜露，无论精神身体，都是日益萎糜[靡]。所以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落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较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谁也管不了谁，不知冤枉死了好多。真是匪没剿灭几多，自己却损失了不少。眼看到这种情形，真是欲哭无泪。”[58]
由于相信与红军作战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极少，更极大地影响了部队官兵的作战信心。关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从该部另一位军官的信中看得很清楚。他这时写道：“现朱毛彭黄集中永丰县属匪区，他们的行军力和纪律实在很好。同时匪区的组织很完善——如乡有乡政府，村有村政府，区有区政府，故我们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行踪。他们呢？我们一举一动都知道了。他们能得到百姓的帮助的缘故，因为匪区的民众都是分了田地。他们的战略——坚壁清野。就是将老百姓一律上山，将粮和器具藏于山洞。真厉害，我们现在都觉得吃饭恐慌。（他们的）战术：一、麻雀阵；二、跳梁阵；三、两手撮合阵；四、钻山阵。”这个军官表示：我们要想得到关于红军的消息，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一到什么地方，百姓都没看见”。“我们走够了路程，然而剿匪的结果是没打伤朱毛好多。”“我们不晓得那天能转回武汉！”因为，对朱毛红军，“消灭恐怕无期”。[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