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蒋介石策略的调整与成功
1931年是中共在红军和苏工及其政权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年头。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之后，仅江西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四个县区，拥有数十万人口和近五万主力红军的相对稳定的农村根据地。[60]与此同时，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及湘西根据地，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全国红军已达到十万兵力以上。正因为如此，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共就在11月7日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县城中，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心以它来取代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但是，这个时候中共在南方农村中生长的环境其实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仅以江西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情况为例，第一次红军伤亡约两千人，第二次增至四千人，第三次更达到六千人，前后总计一万两千人次。其中死亡约两千人，残废约一千余人。第一次作战时，士兵每天尚有0.1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院费用，总计开支可达25万元。因伤病大增，兵员急需扩充，筹款及物资却日渐困难，以至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61]其后，因为经济益形困难，更是只能“每日发米一斤，钱菜盐均无”[62]。即便如此，加上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情况也颇难维持。而因为战争需要民众支持，且造成生产停顿或破坏，故只能免征土地税，地主土豪更早已打光，在苏区根本无款可筹。维持政权及武装全部要靠红军在国民党军“围剿”间隙之际，通过到国民党区域里去打土豪才能获得。结果是，红军和苏区要生存，就必须要向外扩张；而其越发展，越要威胁到国民党控制的交通要道及其主要中心城市，国民党就越会投入更多的兵力来“消灭”红军。另一方面，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对兵员和粮食物资的需求也就越大，而由于苏区经常处于战争之中，难以满足战争所需，也必须向外发展。如此循环的结果，势必要导致国共双方军事总决战的到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苏区宣告成立，更是加速了这一决战到来时间。
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了全东北，进而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国民党中央，一时完全没有力量顾及中共红军和苏区的问题，从而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红军和苏区，一度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仅仅到1932年4月间，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就已经跨有十八个县的范围，并占有七个全县及县城，控制人口约二百四十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十个县，控制人口已在三百万人以上。与此同时，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发展。这种情况自然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国民党在对日问题上稍有松动，就调转枪口，来对付共产党了。
1932年5月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6日，双方进一步签字认可了经过修订的中日文协定副本。上海事变就此告一段落。6月15日，因上海事变又重掌军政权力的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决定首先肃清鄂豫皖三省红军。蒋亲兼三省“剿共”总司令。会议并决定，此次“剿共”，应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随后，国民政府就在庐山召集鄂豫皖赣湘五省民政建设会议，着重研究了政治和建设配合军事作战的各种相关的措施。而为争取农民，安抚过去跟过共产党的贫苦农民，会议明确要求占领苏区后，不仅胁从不究，而且必须推行“二五减租”。[63]
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作战，所以要把鄂豫皖三省红军和根据地作为首要目标，其原因就在于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武汉一东一西。鄂豫皖苏区，以及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势头，严重威胁了作为中国这时南北东西交通枢纽的武汉三镇及平汉铁路和长江航道的安全。6月29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正式成立。30日，蒋正式任命各路司令官。蒋兼任中路军司令官，以刘峙为副，下辖六个纵队。一纵张钫，二纵陈继承，三纵马鸿逵，四纵张印相，五纵上官云相，六纵卫立煌，总预备队指挥官为钱大钧。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王均为副，下辖三个纵队，一纵徐庭瑶，二纵王均兼，三纵梁冠英，预备队指挥官为阮肇昌。左路军司令官为何成浚，徐源泉为副，下辖四个纵队，一纵万耀煌，二纵萧之楚，三纵张振汉，四纵刘培绪。另以王陵基为长江上游总指挥。以上中、右两路分别从平汉和津浦线向鄂豫皖苏区夹击，左路和王陵基部则负责清剿湘鄂西苏区。
由于此前军事形势较好，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军“围剿”作战开始前，不仅没有休整待机，以逸待劳，反而受命夺取麻城，进逼黄陂，威胁武汉。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右路一纵徐庭瑶部已于7月7日从东线开始进攻霍邱城，并于五天后拿下该城。中路二纵陈继承部和六纵卫立煌部，也从7月10日起，先后由罗山和孝感地区向东推进。等到8月上旬，红军仍未攻下麻城，而国民党中右两路进剿军却已经全部部署到位，因而于8月7日开始发起总攻击。鄂豫皖中央分局此时仓卒下令撤围麻城，并命令红军以主力迎击突向根据地中心红安以西之卫立煌部。因红安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红军面对强敌自然处于不利态势。8月13日，红安陷落。为取得主动，红军主力迅速转向靠近山地的七里坪一带，与负责主攻七里坪的陈继承部展开激战。但因卫立煌部随即北出，分别向游仙山、古风岭推进，与陈部形成夹击之势，红军主力不得不再度向新集方向转移。而随着中路一纵张钫部和六纵卫立煌部与二纵陈继承部很快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新集也已无据守可能。于是，鄂豫皖分局因此决定向东转移。新集、商城、独山、麻埠、罗田、英山、金家寨等均被国民党军所占领，鄂豫皖苏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红军只能在乡村和山地与国民党军进行周旋。最终，在强敌追堵之下，红四方面军只得于10月中旬脱离根据地，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但此举亦未能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因此被迫越过秦岭，经过关中，然后南下汉中，渡过汉水，进入陕南地区。长途跋涉三千余里，才最终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而，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翻越巴山，进入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的川北通江地区，最终才落下脚来。[64]
在分别摧毁了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之后，蒋介石开始把重心转到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方向上来。但1933年1月初，日军突然攻取山海关，打开了通向热河和华北的通道。此举迫使蒋不得不集中精力安排应付日本攻占热河时的种种办法。而与此同时，何应钦也一再报告江西中央红军攻势甚猛，接连攻取黎川、建宁、泰宁、将乐、邵武、顺昌、资溪、清流、归化、连城等。其中，周浑元和吴奇伟两师更遭挫败。据报，自1月4日起，周浑元师在黄狮渡，“第十三旅廿五廿六两团及独立旅第三团被匪部伪一二五军团围击激战两昼夜，终以弹尽援绝向南城方面突围而出，伤亡甚巨，计损失迫击炮两门，机关枪十五挺，七九步枪一一四八支”。[65]当时蒋虽然有过“今日之事，应以对倭为先”的想法，但在吴奇伟师遭到重创之后，他还是下决心“先行赴赣，布置就绪，再转而北行，以免将来兼顾不遑”。[66]
1月29日，蒋介石再度到南昌，并再设行营。尽管这时已有消息称，日本必欲占领热河，蒋却已下定决心，既来之则安之，“余惟卓立不动，以贯澈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政策，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决战，以雪此奇辱”[67]。故蒋介石这时公开对参加剿共的官兵训练称：“先安内而后攘外本是我们既定的方策，然而现在的外患实在太严重、太紧急了，我们已走到存亡绝续的最后关头。故对内剿匪的工作，必须于最短期间完成，乃可使我们能用全国力量，一致御侮，然后才有胜算。”[68]
据此，蒋宣布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辖三个纵队，一纵罗卓英，指挥第十一、五十二、五十师；二纵吴奇伟，指挥第十、十四、九十师；三纵赵观涛，指挥第五、六、九、七十九师。分别集结于乐安、宜黄，抚州以及金溪、浒湾一线。并以蔡廷锴的左路军和余汉谋的右路军分别从福建和赣南，从三个方面对苏区形成合围之势。
然而，蒋介石尚未及开始督战，就传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面对日军进攻，弃守承德，率部逃跑，将热河拱手让予日本的消息。热河失守，立即引起全国震动，蒋介石不能不马上于3月5日由南昌飞往汉口，当晚即乘车北上石家庄，与何应钦、张学良等会商局势。随后即决定将汤玉麟褫职查办，并免去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暂代。
而就在蒋介石离开南昌前不久，即2月28日，“进剿”部队就再度受挫。据报“此次第一纵队五二、五九两师由乐安并头向宜黄南之黄陂、东陂集结，上月感日（28日——引者）行至霍源固岗，猝遇赤匪一、三、五军团、廿五军并两独立师，血战数昼夜。幸十一师由宜黄赶到，将匪击退，救出五九师两团（欠一营）。此役匪方伤亡甚多，我五二、五九师伤亡及损失亦不少。计师附陈时骥被虏，李明受伤遇害，旅长杨得良受伤，现丁方靖受重伤，傅仲芳生死不明，团长以下更多，五二师收容无几”。[69]
两周之后，“进剿军”更是再遭重创。据报：“刻接辞修（陈诚——引者）电话，昨（21日）十一师附五九师一旅在东陂、黄陂以西，第九师在东陂以南地区，与赤匪主力激战终日。十一师长旅长均受伤，团长受伤三，阵亡二，第五九师温旅旅团长均受伤，部队情形未详。第九师颇有伤亡，拟同撤守五都，已否到达，尚未据报。吴奇伟纵队计十、十四、九十、第五各师，原拟由洽村、甘竹折转北向夹击，又以新丰市地形险恶，给养困难，现改道甘坊向客黄集结等语。”陈诚并称：“似此我进剿军两受挫折，士气大受影响，进剿已不可能，而匪方气焰大张，实力更行增大。应请密陈益孟诸公转商中央当局，抗日固属重要，剿匪更宜注意。如统师、兵力、补给诸项，速宜切实妥筹，以维大局。”[70]
显然，由于此次作战发动仓促，兵力增加不多，不少参加过第三次围剿的部队因没有离开江西前线，在当地又找不到兵源，故减员问题尚未解决；原本就不足的补给问题，更是因为此前宋子文掌管财政大权，只肯把不多的钱用在抗日方面，以致蒋虽希望推动“剿共”战争，拿到的钱连部队的欠饷都应付不了，似此都对部队士气产生了不利影响。[71]
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展开就告失利，这件事对蒋介石刺激颇大。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曾表示：“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72]恰好，这时为防止日军进一步攻入长城关内，他已调派四个师的中央军北上，并已投入在长城各口之抵抗作战。其内心原本即担心此举会招使日军“在平津作正式之战争”，“如余再北上，则且必扰及长江矣”。[73]尤其在和德国顾问交换看法后，更确信不宜主动攻击[74]，故长城抵抗看似告一段之后，他很快于3月24日返回了南京。
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接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告急电。内称：“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淦、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乞蒋速筹办法，调派得力部队并立派大员到赣“督剿”。[75]熊电到后两天，新淦和金溪即告失守，蒋介石急忙于4月5日赶往南昌，准备亲自督战，继续组织“进剿”。
不料，蒋介石刚刚返回南昌，日军又对长城各口发动了大举进攻。不足半个月的时间，日军就先后夺取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冷口等关隘，进而于15、16两日占领了秦皇岛、滦阳和昌黎县城，从而不仅大举进入关内，而且占领了河北滦河以东的大片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平津地区的安全。
日军大举攻入关内的情况，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也激起了本来就对在江西“剿共”颇多牢骚的军队官兵的抗日热忱，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两面受敌，一面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军进一步推进，一面则不得不公开督令各将领，声称：“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76]为杀一儆百，他很快奏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以“骄矜自擅，不遵意图”为由，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以“指挥失当，决心不坚”为由，给第五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以“骄矜疏忽”为由，给第十一师师长萧乾记大过一次。他还密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将奉令入赣剿共，却因为不服调遣，擅离前线回到杭州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逮捕，随后以“破坏法纪，违抗命令”为由，明令将刘褫职查办。[77]在这种情况下，并由他亲自督战，陈诚等部终于鼓足勇气，夺回了新淦和金溪。但尽管如此，以这个时候进剿军的情状，蒋要迅速恢复进剿的努力实际上也已无从实现了。
为鼓舞“剿共”军的士气，蒋介石这时再三做“攘外必先安内”的讲演，反复说明“外侮实为内乱所招致”，国不统一不能御侮的道理。[78]并亲自撰写“剿匪”要诀歌，开头即有所谓“赤匪凶横真心痛，假借共产骗农工，杀人放火如禽兽，祸国害民卖祖宗”，试图以此来激起官兵反共的欲望。[79]
1933年5月6日，蒋介石已准备好再度发动“进剿”。国民政府因此批准了蒋的任命令：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南路总司令；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但是，此次进剿行动尚未及全面部署完毕，日本关东军即以中国军队威胁“满洲国”为借口，再次进犯滦东地区，并且开始渡河向滦河以西进攻。守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5月22日，日军已进抵通县、牛栏山，并于次日攻占怀柔，进逼高丽营，北平已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整个平津地区均危若累卵。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度集中精力应付此一事件，直到5月25日交战双方签订“觉书”，中方承诺撤退军队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之线以西以南，尔后不再越线，日方则承诺不越线追击，此一事件方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随后，中日双方于5月31日在塘沽依据上述条件，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5月25日中日签订停战“觉书”的第二天，冯玉祥就在察哈尔树起了抗日同盟军的旗号，并通电反对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声明愿“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80]。已开至福建参加剿共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亦公开表示反对塘沽协定，部分军队且已挥师北上，决心抗日。其后蔡廷锴虽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解释，力劝部属归回节制，但他明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十九路军已难以担负“剿共”任务。其电称：各部虽已回闽，但士兵不愿回师“剿匪”，纷纷退伍，北上四个团返抵源潭时，已仅余两个团。[81]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行动，都极大地牵制了蒋介石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因此，蒋介石这时的用兵重心，不能不转向这些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他在日记中接连写道：“杂军之无道义，一有弱点可乘，即起而背叛，故不先处置杂军，断难消灭赤匪也。”“赤匪不除，无以制俄而攘倭；杂军不清，无以制倭而攘俄。”但蒋在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也显得有些一筹莫展。日记称：“冯玉祥负隅察省，和战莫决；西南叛变消息时至，而陈济棠又摇惑不定；赤匪北窜不退，而何键则观望不前，此时虽有快刀，难斩乱麻，忧惶曷已！”[82]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并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兵分三路北上，准备对日作战。22日，同盟军先头部队张砺生部进逼康保，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伪军崔兴武一部，收复康保。23日，吉鸿昌率部直趋宝昌，李忠义率部挺进沽源，两地先后克复。7月7日，吉鸿昌率部三路进攻多伦，至12日，最终迫使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出，收复多伦。多伦的收复，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欢呼声四起。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也先后致电祝贺。冯玉祥受此鼓舞，于27日在张家口公开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声称将全力以赴，收复东北。此种情况显然使国民党中央十分被动。然而，恰在此时，正在与冯玉祥秘密合作的中共河北前委，却受命“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开始在同盟军内部争取士兵和激进军官，力图将同盟军引向兵变，以创造北方新苏区。[83]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寄予希望的苏联政府，也公开表态斥责冯及其同盟军有意想要挑起苏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一面以大军相逼，一面答应让冯旧部宋哲元回察主持军政大局，冯玉祥遂于8月5日通电收束军事，将察省一切交宋哲元办理，然后撤销了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离开张家口。此后，虽仍有一部同盟军在中共推动下，由方振武、吉鸿昌等率领，转移至张北附近，揭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旗号，甚至不惜以“讨贼”的名义向北平方向进发，但坚持到10月中旬，终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归于失败。
在此期间，蒋介石虽暂时无法调集足够兵力实施“剿共”，但他仍旧日夜在考虑“剿共”的办法。如命令下属组织专家破译中共电码，以便获取中共行动的种种情报，同时鉴于历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并且专门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主持，请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等上百人，向调来培训的赣粤闽湘鄂各路军官，传授适合于“剿共”的军事战术和政治观念。
关于破译中共密电码的工作历经两月，宣告失败。受命负责此项工作的黄季弼报告称：“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七月三十日发现电报一张，计九百余字，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即抄过之密本若有一千个字左右，尚可视其抄法之程度如何得其若干之意思。乃此九百余字之电报竟苦心研究时逾旬日，而结果毫无所得。且截至本日止，再未尝发现该类电报。由以上各点观之，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84]
从密电码方面无甚收获，但其突出政治工作，却有相当进展。根据几度开会研究的结果，蒋介石这时已经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凡军事推进之处，其社会、政治、教育、产业及老百姓概须军事化，要以军队的精神去办理一切，受军事计划所支配，使军队成为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或主体；由各师党部整顿地方团队，由军队供给武器，训练军事，务须平时能执行宪兵警察之职务，以保卫地方治安，战时而为国家之征兵；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宣传二五减租，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85]
军官训练团更为蒋介石高度重视。训练团开办当天，蒋就到场宣布：“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86]第一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蒋更亲自告诉来参加训练的军官们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87]此次训练团共举三期，受训营级以上军官达七千五百多人。由于这次训练着重于培养部队之间的统一意志、协作团结精神，强调长官士兵化和军民合作，并且侧重于练习山地战、游击战、险路战、伏兵战及夜战等战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加强了战略战术运用的自觉性和互助协调的作战意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就迅速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剿”了。其8月16日给军委会的电报明确提出，准备以9月21日为期完成一切“进剿”准备。电称：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三个或四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88]蒋介石为显示此次行动之决心，要求军委会下令“各总指挥军师长，剿匪必须擒斩其匪首之各路最高将领为目的，如其匪首将领尚未就首，则剿匪任务即使匪区肃清，亦不能作为完成。并将各路匪首姓名指明，例如赣南朱毛鄂西贺龙、赣东方邵以及鄂东豫南赣西各匪首姓名，指明公布并定其擒与斩各种赏格。其数大约以十万至三十万为度”。[89]
9月25日，国民党“进剿”军周浑元部首先开始向黎川挺进。因黎川守军不足百人，只能弃守而去。随即，国民党军和红军之间开始围绕着黎川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然而，恰在这时，担任东线“进剿”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却开始秘密与红军进行谈判。双方10月26日甚至成功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2）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3）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4）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准备；（6）双方互派常驻代表；（7）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8）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9）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定；（10）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90]随即，陈铭枢、李济深等于11月22日在福州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主任余心清，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分别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蒋光鼐，最高法院院长徐谦。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此一事变的发生，再度打乱了蒋介石计划中的“剿共”部署。
由于蒋介石已经估计到红军并不会为了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而主动采取牵制行动[91]，故他毫不犹豫地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了九个师，并从南京、杭州抽调了两个师，合计十一个师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其中蒋鼎文为第二路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江西南城转进闽北浦城；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经邵武、顺昌，与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会合。另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从空中和海上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封锁和轰炸。蒋介石则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十五万人三路大军，福建十九路军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过五万人，不仅处处设防，形势上极其被动，而且各级将领中对与中央军作战态度消极者甚多，影响部队战力甚大。随着1934年1月5日中央军顺利夺取闽北重镇延平，7日攻陷水口，十九路军已无法据守福州，而不得不立即向闽南撤退，试图争取背靠广东与苏区。但是，1月12日，福州重要屏障古田被攻占，闽北尽失，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晚分路退向漳州和泉州，李济深、陈铭枢等纷纷离开福建，十九路军将领间亦随即发生分化。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在戴笠所派特务的策反下决心脱离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的抵抗已经不复存在。1月30日，中央军占领泉州，南京方面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总副指挥。福建事变即告失败。
“剿”平十九路军后，蒋介石又陆续把讨伐十九路军的部队调回原驻地，并派蒋鼎文部进驻闽西，与北路军联成一气。从1934年3月起，国民党“进剿”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形成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因为此次作战中红军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寸土必争的防御战法，正好适应了“进剿”军边推进、边筑堡，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此一战法，蒋介石这时有明确的要求，即“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92]这样，红军在具有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器的国民党军面前，其形势就十分严峻了。[93]
据国民党东路军报称：两军3月11日至15日已在三溪圩、五都寨、白舍、甘坊一带发生激战，综计各部队缴获步枪六四八枝，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六挺，手提式枪一支，自来得枪二二支，白郎林枪三支，俘虏伪官六员，匪兵六三四名，“投诚”士兵二十名，“伤毙”约四千余名。国民党军方面则阵亡官长一六员，士兵一七七名，负伤官兵五二员，士兵六九四名，失踪官兵一员，士兵七六名，损失步枪六一支，轻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94]
在随后的作战中，中共中央更是为力保苏区北大门广昌不失，前所未有地集中了一、三、九军团全部和第五军团之三师，并各独立师，以及公略步兵学校学生等，对国民党军节节抵抗，虽受重大损失亦在所不惜。红军在此一作战固然也使用过大胆穿插的战法，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坚持稳步前进、持久消耗总方针的同时，也能够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因而红军穿插战术反而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几度穿插战术不能得手的情况下，红军只能更加依赖于阵地战，来确保“国土”不失了。
在广昌，红军大量构筑工事和碉堡，决心与强敌一拼死活。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组成前方委员会，亲赴广昌附近头陂督战。红军总司令朱德并亲至前线，严令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十四师师长张顺清顽强固守，不准撤退。对于红军如此战法，就连国民党方面也深感奇怪。直到4月28日广昌陷落之后，国民党方面才开始从俘虏口中确认红军作战方针真的已经改变了。[95]而这种改变，毫无疑问让国民党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战术了。
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达5500人之谱。而这种损失对红军显然是致命的。据在此前后投诚或自首的红军干部讲：由于红军的战力全赖乎党团员之努力，目前部队损失太大，补充和扩充过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战干部和党团员的损伤都差不多要占到士兵损伤之半数，干部和部队骨干严重匮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也由于干部及“党员中坚分子现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无相当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故不得不利用以前国军被俘之士兵，但此辈多貌合神离……自无诚心与国军抗战”。[96]在此情况下，红军本应改变战法，但依旧是分兵把口，节节抵抗，处处固守。建宁之战，红军再遭败绩，损失上千人。打到8月间，红军又接连在高虎垴、高兴圩和驿前等地与国民党进剿军展开激战，又损失2300余人，各部队基层干部所剩无几，因而元气大伤。[97]自此之后，红军士气转趋低迷，仅8、9两个月里，弃械逃亡的士兵就有数千之多。[98]事至于此，中共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