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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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现代化过程当然要有个性解放，不合理的家长权和领主权都需要摆脱，对于明治前日本那样的“封建”体制而言这还是首要的、因而是最重要的一步。可是对于“秦制”的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皇权更需要摆脱。从徐继畬、郭嵩焘到谭嗣同就是为此学西求变的。这样看来，劳乃宣继承的倒是从徐继畬到谭嗣同的西儒汇融以排“秦制”之路，而杨度则开了借鉴明治的“学西”、以中国传统法家的立场“反礼教”的潮流。
就此潮流而言，杨度和前述的章太炎“以大独反小群而求大群”倒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章太炎被视为典型的“革命党”，杨度则不但是立宪派，而且在很多人看来还是立宪派中最“反动”者in。章门弟子后来大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积极份子，而杨度作为“帝制祸首”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众矢之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却有许多近似之处，杨度对“孝子慈父”的抨击甚至比五四时期最激进的章门弟子还厉害。文化大革命时章太炎被封为“大法家”，其实杨度本来更有资格受封，只是“帝制祸首”的恶名使他失去了受封资格——但是当后来人们忽然得知他“晚年入党”时，惊讶过后会不会觉得“良有以也”呢。
五 反思清末法律论争（下）：“礼法之争”还是“儒法之争”？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