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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的准备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爱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拼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九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时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令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令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卫。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摆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业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了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带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园圈里箭头的标记问：「这是什么？」
「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然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都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最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还看到过马纪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部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有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进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红军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库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工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工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数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柄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作，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个小提纲，按稿子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的人着重要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务。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的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 周恩来 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次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