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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市,进城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以贵州为中心的新「中央苏区」政府。林伯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季壮等人为副主任。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筹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那儿管物资分配处的工作。
物资处是筹委会里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我们把各级「接收委员会」(也叫「没收委员会」)没收的物资都接收下来,然后进行分配。中央和红军的党政军机关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经过我们的分配。大家对物资处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我这里领到东西,喜欢到我这里来;恨的是,由于物资匮乏常常得不到满足,物资处成了「挨骂处」。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作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委会面临了许多新问题。
第一是城里秩序混乱。
红军攻克遵义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纪律散漫,上街乱逛的多。过去红军在农村,偶然进一次县城都不易。进了遵义城,上街乱走滋事闹事就多了。二是上饭馆、打架斗殴的多。那时大家没有什么钱,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几个人凑上一点钱上个馆子就很满意。遵义城里饭馆数目和供应有限,吃饭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就吵闹打架。三是强占好房子的多,大家听说要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都想住的宽敞好一些,强占房子成了风。遵义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抢占他们的房子反抗强烈。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大家很着急,但解决不了,只好请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处理全军的军事,白天主要处理筹委会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两三天就把红军进城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理出一个头绪,解决了问题。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来叫组织了设营组,统一看房,统一分配,很快解决了纠纷。房东和用户基本都满意。
为什么周恩来能把事处理得很好呢?他对筹委会——未来的政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应当认真、商量和公平。认真,就是勇于负责,凡事不要推来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观武断,要善于同别人商量,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帮助;公平,就是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得罪人。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
周副主席讲话时以我为例做了表扬,他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是邱会作处理的。有支部队从遵义路过,提出要在城里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条子要邱会作解决粮食问题。可是过路的部队要三天的,邱会作照给了。但在遵义只发一天的,其余要他们行军顺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粮站里去领。部队不愿意,讲道理也不听,发火了,还在物资处打人。邱会作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仍在认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兴。那个部队的领导知道打了人的事后,立即到我那里去认错。
第二,是城市政策问题。
红军生活在农村,物资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财产。打土豪一般不会搞错,一则我们有经验,在农村里搞了多年,二则土豪地主的标志明显,在农村里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里,我们打土豪政策没变,但做起来就复杂多了。
进了遵义城,周恩来规定对三种人的财产可以没收。一是奸商,二是军阀官僚,三是地主。对上述三种财产,要写详细的报告(有专门报告表),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才能没收。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政策的严格。遵义城里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钱共同经营。老大是地主,剥削雇工、投资经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另外生活。老三学校毕业后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供职。对这个商家,只没收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余三分之二的财产一律不动,并告知其继续营业。
对我们的政策,商家纷纷表示赞成,大多数的商店开门营业了,经销的货物也多。遵义的商会还发起了一个「劳军运动」,捐银元三万多,各种鞋子数千双。我们手上有了捐银,商铺随时可以把收到的「苏维埃币」兑换成银元,这起到了稳定军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的钱很少,多数是苏维埃币,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废纸,后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在遵义存在的时间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责任重大的经济工作,成了我以后参加许多经济工作第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