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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两万五千里长征
「娃娃科长」
红军长征在遵义第一次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但不久敌情发生变化，我们主动有序地退出了遵义，不和敌人硬拼，而是与之周旋，摆脱追击。我当时只是感觉红军的作战方法变了。果然，不久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按他的战略思想，红军退出了遵义。
这时，中革军委下命令调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军委四局是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行政部门，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职后，因二科科长杨更生被敌机炸成重伤无法工作，周恩来决定把二科合并到三科。新的三科是军委四局业务最重的一个科，虽然编在四局，因工作涉及军委直属队的行政，实际上是由主持军委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和参谋长刘伯承直接管。周恩来说：「就让这个娃娃来干！」刘参谋长知道我把总供给部的行军管得很好，又把溃散的运输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他全力支持周恩来的主张。
我们三科有几个科员：涂余恩，广东人；赖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刘任农、赖勤，江西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但对我很尊重，我们亲如兄弟一样度过了千辛万苦的长征。
离开遵义以后的中央纵队人数大大减少了，本部只有三百多人，带一个警卫营（含警卫、担架、运输连）、三部电台，还有一个连的老同志（干部连），这里人虽少，但大单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划脚指责我的人也多，管起来就难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来、刘伯承曾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今后中央纵队会长期运动作战，三科先要把纵队的行军、宿营、吃饭三件事抓起来。过去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各自为政，很分散，现在由三科统一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利益相争和扯皮。
过去中央纵队各部门各顾各，总直属队不少单位有官无兵，派不出筹粮人员，各部门饥饱不均相差很大。于是我决定由三科统一筹粮，这件事我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红军由遵义向西北进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四渡赤水，摆脱了追兵。我们行进在黔滇川交界处的一段时间内敌情一度缓和，沿途物质条件也比较好。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说三道四。
这时周恩来又给我加重担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长）找去谈话说：「我们下一步是北上，那里敌情少一些，但自然条件很差，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现在二局局长杨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带几个人到二局去当副局长。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们马上要过大渡河，希望你们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得更好。」
红军由遵义向滇川边界西进的时候，中央纵队进行了改组。中央机关再次精简整编，精简后的中央纵队由林伯渠任司令员，多出的人下到部队去了，连一些在中央没多少工作的高级干部也到部队任职，由部队负责照顾，减少了中央纵队的负担，如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纵队改组后，经过林伯渠同意，我们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分成了几个队，中央领导人分别安这几个队里，毛主席在一队，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分别安排在二队、三队里。这几个队由军委一局一科指挥，四局三科管理他们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里总共只有十几个人，有他的特务员（即警卫员）、运输员、马夫，还有一个担架班。这样编队后，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领导本人，而是找他们所在队的队长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乡、三科科员赖勤安排在一队当队长，我的本家邱长胜当毛主席的运输员。这样，毛主席那里有什么事我管起来方便。
当时林伯渠已经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头」了，他比毛主席还大几岁，已经有不少白头发，是中央纵队里年纪很大的一位，其他这样年纪的人都在干部连休养。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叫这么一个「老黄忠」当司令员主持中央纵队的繁杂工作。林伯渠行军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营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纵队的具体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给我这个「娃娃科长」了。
中央纵队整编后，改变了过去政出多门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行军有序，伙食集中，宿营统一安排，再也没有混乱了。
整编后的三科还保留一个十二人的运输班，担运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我专门配邱长胜为毛主席挑担子，毛主席的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大印全在担子里。大家给邱长胜起了一个绰号叫「帅印」。还有一个警卫排直属三科，三十几人，全部是短枪，行军时押运中央这十二副担子，一旦有了敌情，三个人保护一副担子，人在担子在。所有挑担的和警卫排的人，都经过了国家保卫局的政治审查，是最可靠的。这些担子里的东西最后都安全地到了陕北。历经长征那么艰苦和危险之后，中共建党初期许多重要原始档案和文件还能保存得那么多、那么完好，得益于此。
中央纵队警卫营的警卫连是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武器相当精良，这些人是有牲口的骑兵。每到一地宿营，他们是干体力活的来源。当然，他们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带的银元、黄金等放在骑兵们的马搭子里，还放了些食品，这些东西他们不许动，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去取来。
运输连有几十人。除了骡马，还有担子。运输连带的主要的是粮食、食盐、腊肉、少许药品。
担架连也有几十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有担架。他们白天行军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行军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由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轮换。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
干部连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当为党的宝贵财富「随身」带着。女同志主要是中央领导的夫人。离开江西时，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许可带夫人，有这样「资格」的约三十个。她们中有贺子珍、蔡畅、康克清、邓颖超、王定国、廖似光（凯丰夫人）等，当时邓颖超患病吐血，是坐担架行军的，这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是我们照料的重点。从遵义出发后，我们在云贵高原急行军，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干部连没有掉队的。
中央纵队改组之后精干了，行军时，前卫走出一段路后我们才出发，后卫在后面收容。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本部队伍大大地缩短了，后面可以看到前头，前头也可看到后头，首尾相顾，比过去好管理多了。
在长征中，军委机关曾受到两次敌人袭击。一次在贵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陕北，在离吴旗镇不远的铁边城。两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袭击。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时左右，刘湘的教导师无意中遇到了中央纵队。当时我们正在住的小镇子里开饭，敌人来时恰好我们吹了开饭号。他们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部队，迟疑片刻才攻击，无意中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我刚刚端起碗吃饭，哨兵报告，发现不少的敌人，我就向敌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敌人，情况不妙，即下令三科警卫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堆在街上当路障，阻止敌人。同时立刻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向西南撒出，要他们步行不要坐担架，以免被敌人打中，还令警卫营还没出发的一部分抢占东北街头山坡上的制高点，组织火力阻击敌人。
军委机关行装笨重，大家一听北边有敌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拥挤在街上动不了。这时敌人已经进了北面的街。警卫营多是短枪，没有工事，挡不住敌人，只好准备肉搏。这时闻讯赶来的刘伯承参谋长站出来，他非常镇定，大声一吼，叫大家不要乱动听指挥，他下了两条命令：一是机关有枪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占据每一栋房子进行巷战；二是用杂物阻塞北面的街道，不让敌人迅速前进。敌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碍时不断遭遇到我们的射击，行动慢了。在这危机时刻，附近的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一个营赶到了。干部团都是战斗骨干，打起来很猛，敌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强战斗力，退走了。这次战斗我们三科牺牲了董桂之、张寿山，三科警卫排阵亡了五人，排长杜庚的左手负伤了。当夜我留下负责把牺牲的人埋好，天亮时追上了机关。
到了扎西，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上面的事不太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军事指挥人之一，大家很高兴！出了遵义后虽然转来转去但总是打胜仗或躲过敌人的追堵，整个红军精神状态很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