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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艰苦的岁月
过草地
新的敌情迫使红军要通过草地无人区，向甘肃的夏河流域前进。那时我们面临着两个严重困难：草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的追堵，前者甚于后者。草地不仅没有人烟、粮食、道路，还有不少地段是沼泽（也叫水草地），人根本不能走。
红军到了毛儿盖后就开始作过草地的准备。这时周副主席患病了，持续发高烧（多年后周恩来说他得的是肝脓疡），大家都很担心，我们把担架铺的很软，勤换担架员，这样就平稳多了，我忙完工作，也去为周恩来抬担架，我嫌担架员走的不稳。卫生所长王斌是为周恩来治病的医生，没有医药和器械，他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是要我们搞些冰块为周恩来高烧时降体温。毛儿盖没有冰块，要到几十里路远的打鼓山顶上才能搞到。我们连夜出发，不到十小时就从雪山上把冰块搞回来了，敷在周恩来的身上退烧。那时的伙食很差，筹来的粮是藏民的主粮青稞，一般人吃了都不消化，别说是病人了。我派人搞来了一点小米、黍子，这就是珍贵的东西了，我们给周恩来熬粥喝。
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搞粮。毛儿盖周围都住了部队，百十里内搞不到粮，筹粮的办法只有三个：一是抢割老百姓地里即将成熟成的麦子、青稞；二是控野菜草根；三是向下面的部队要一点。
割麦子（青稞）要经过政治机关批准。麦子没熟时就在田头插上牌子，标明由什么部队收割的，说明红军收麦子是不得已的，现在欠下了账，今后一定要还清等等。部队割了麦子，中央机关每人都能分到大约二十斤，然后用各种方法（多数是用石头砸）把麦子加工成像麦片一样的渣子状的「面粉」，这就是过草地的「命根子」。
另外，各部队也向中央机关送来了一些食物，红一军团送得最多。毛主席在长征中一直受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特别保护和照顾。过草地前，林彪送了一个八个人的担架班和一头壮实的骡子去为毛主席服务。林彪自己的运输员也来了，是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这支担架队带回来的，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再三嘱咐我要把毛主席照看好。临行前他们又把三十几个面饼、二十几斤由牛肉或马肉晒成的肉干交给我带给毛主席。
挖野菜草根也是搞「粮食」的重要手段。过草地前大家以吃野菜为主，在野菜里加上少量麦粉做成稀糊糊吃。吃野菜发生了不少问题，全身浮肿、拉不出屎是普遍现象，也有中毒的人，反正不吃野菜也要饿死，只好以命一试了。那时的毛儿盖一带几乎被「掘地三尺」了，八月间的草原本应草木繁茂，但很多地方连一根草都看不见了。
当时部队的情绪很悲壮，过草地之前，运输队举行过一次「会餐」，也就是多了几种野菜罢了。大家互相托付，过草地谁死了，活着的要给他家里写封信……显得十分凄凉。为保证中央领导安全过草地，我叫运输队藏了些粮食不敢轻易拿出来，领导人的担架队员、抬电台和发电机的运输员粮食不够时就从这里取。
中央纵队由毛儿盖出发过草地走了七天，这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非战斗减员牺牲的人最多。
第一、粮食不够吃。出发之前每人的粮食看起来不算少，实际上不够。部队过草地是日日夜夜地走，能坐下休息的机会并不多，体力消耗几乎超过了人的生命极限。部队长期饥饿，粮食分散带在每人身上，饿了就掏出来吃，多数人一天要吃两三斤粮食还喊饿。为了不饿死人，部队边走边采集能吃的植物，到了宿营地还要组织采集。把野菜煮熟了吃最好，如果找不到柴火，就生着和粮食一起吃，为了活命，生野菜再苦再涩也不怕了。
第二、通过软土地带。它又被叫做「软草地」，是表面干、下面湿的沼泽。软草地上面长的草和干草地长得一样，初踏上感到很软，但是越踩越软，踩多了就成了浆糊状了。前面少数人可以过去，后面的人就会陷下去，你要挣扎，会越陷越深，别人也很难相救，因为你去救别人，自己也会陷下去。软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数被淹没了，多数没有淹没，尸体僵着，姿态各异，有的举手在挣扎，有的和别人拉着手……这种惨状是用生命塑造出来的。长征中期红军减员最多就是在软草地上。
中央纵队牲口多、担子多，还有领导人的几副担架，过软草地更困难。林彪率红一军团过草地后，专门派一个侦察连等候我们，为我们引导路线。红一军团在一较宽地段之内给中央纵队留下一条没被人踩烂的「处女路」，宁可自己减员多，也要中央安全。在绕不过去的地段，侦察连就用铺树枝的办法垫好。中央纵队通过最危险的一段软草地时，林彪、聂荣疗等候在那儿，看到毛主席等人通过之后才离开。
第三，遭受敌人骑兵袭击。中央纵队过草地的第四天，我们宿营地附近有片树林，警卫营去那打柴，接近树林子时，突然一股五十人多人的骑兵从里面出来冲向我们宿营地，警卫营回不来，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立即叫首长们的警卫员和勤杂人员百余人集中起来，用人群保护中央领导人，外层的警卫人员准备用短枪反击，内层的人用身体作「掩体」。敌骑兵离我有百余米的地方，正巧遇到了一条水沟，马不好通过，就折回向西南走了。事后分析，敌人并不知道遇到了红军首脑机关，误以为打柴的警卫营是去打他们的，为逃命先冲击一下，然后逃离。险情过后我向林伯渠司令员报告，告诉他红一军团一个骑兵通信连已经赶到了，如果再有情况也可以对付。林伯渠连说：「险，真险！如果敌人真的冲过来，即使是小股，后果也不堪设想。」
第四，暴雨袭击。进草地头一、二天气候好，只是晚上宿营得在潮湿地上。后来几天遇到三次大雨，因为一点防雨的办法也没有，遇到下雨只能听天由命，所以什么「困难」也没有了。第六天从下午开始下了通宵的倾盆大雨，整夜淋着雨睡觉，第二天开始行军时大家连脚都提不起来了。
中央纵队过草地掉队的只有三、四个，牺牲了一个人。牺牲的是运输队的林少西，福建汀州人。他挑着中央机要物品的担子从瑞金走到这里，身体早已虚弱得不行了，过草地的第一天下午就发了病，来势很凶，不能行走，我让他骑在我的马上，自己步行。我把牲口让给一个运输员，在运输队里引起很大的反响。毛主席的担架员向毛主席说了，他连连称道。不幸的是，第六天林少西牺牲了，我们只能把他就地埋葬。没办法设墓碑，就把他挑东西的扁担插立在墓前，写上了他的名字以作纪念。
第七天我们走出草地，到了班佑。现在许多地图上可以看到「班佑」的地名，但那时是「有名无实」。那里没有房子，没有居民，只是在地势稍高点的地方有几处石块木头堆起来的「窝」。中央纵队从班佑再向前走一点，到了四川、甘肃交界处的一个叫做巴西的地方，那个村子很大，但人都吓得逃走了。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在那儿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粮食，中央纵队在此休整。
过草地前中央纵队的人数减少了，一部分人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去了。中央纵队司令员林伯渠兼任总供给部部长，纵队的办事机关人很少，我们三科成为纵队行政管理部门。由毛儿盖出发到过草地，行军中我一直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一切都要安排周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说「长征时，中央纵队过雪山草地时没有饿死人，邱会作是立了功的。」
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真有点伤心，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自己把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事业，长征一路也算是和毛主席有生死之交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毛主席连我们都不要了，把我们打倒，还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但我对毛主席没有更多的怨言，后来，这件事又被邓小平、彭真利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