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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重大分裂
中央纵队过草地后在巴西住下。到巴西的第二天，叶剑英参谋长叫我去交代了三点：1、在这要住一个时期休整，恢复体力：2、加紧筹粮。如有困难，可以找三军团帮忙（一军团离这里远）；3、要恢复军队生活制度，不能再像过草地那样散漫了。
右路军在巴西住了不短的时间，吃得饱，休息又好，人们就有些「闲情逸致」了，三科那里成了领导人聊天的地方。常来的有博古、林伯渠、邓发、李克农、黄克诚……三科吃的东西多，只要这些人来了，边吃边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机关里上下级关系亲密，说话随便，张国焘不愿北上是经常谈论的话题，大家对张国焘意见很大，却没人在嘴上说破。我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两个方面军之间的一些矛盾。比如，中央纵队和右路军总指挥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间有一块二十几亩快要成熟的麦地，叶剑英偷偷叫我派部队把麦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军的人抢割了去。我派警卫营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时一夜割完，收获一千多斤，一点也不给别人。由此可见，双方存在戒心。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大概两点多的时候，特务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儿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工作人员萧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呆坐着不说话。一会儿，叶剑英参谋长（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来了，林伯渠对着叶说：「关于情况和行动，还是你说一下。」
叶剑英精神紧张地说：现在告诉各位一件事，张国焘带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回电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渡。今天（九月九日）中午收到了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徐向前、陈昌浩很快就能知道张国焘的命令，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也会收到，他们听谁的很难说，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叶剑英说了几句短话匆忙离开。林伯渠接着说：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我们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右路军先走，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单独北上；2、行动前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告诉红四方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到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行动的目的地，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打骂；4、我们现在就做准备，对外面说是明天全部上山打粮，凌晨三时准时出发。林伯渠布置完已经是下午五时了。
因为我主管中央机关的行政和生活，我从林伯渠那里出来立即召开了三科的小会，布置了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那副紧张的样子我现在也历历在目。在准备中，曾希圣来找我商量了一下，说他要晚些时候才能拆收有线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说时间这么紧，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叶剑英赶回去徐向前、陈昌浩住处，想到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压在他的被子下面。叶把吕派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到手。叶为防不测已安排了脱身之计，大概在晚上十时左右，曾希圣按事先的约定，给叶打去了电话，称「中央纵队这边的通讯设备发生故障了」，叶剑英借机溜掉了。
中央纵队九月十日凌晨二时半出发了，黎明时行军到了红军大学附近，红大还没有吹起床号。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随着毛主席先走，不声不响地过了红军大学后，在一个小山坡上坐下等后面的队伍。毛主席叫我回去把彭德怀的人找到这来。那天，彭德怀派了红三军团一个团的部队，按中央命令于子夜出发，在红军大学附近隐蔽，如果红军大学和三十军捣乱不让我们走，这个团就全力保卫中央纵队。但彭德怀不放心，又率三军团主力于七时（太阳刚出来）赶到红军大学了。
天蒙蒙亮时，中央纵队的行动被发现了。红大教育长李特出校门来查看，他手持一支驳壳枪，气势汹汹地出来，在校部门口卫兵站岗处和彭德怀相遇，正好我也赶到了。李特对着彭德怀骂道：「你们这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要脸的逃跑主义！从江西逃到这里还不够，还要逃到哪里去？」彭德怀反过来对李特说：「你他妈放屁！老子执行中央的决定，北上抗日，你们要到荒无人烟的川西去，你是什么主义？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特说：「北上抗日像你们这个样子，这点战斗力，还能抗日？」彭德怀发火骂了「你这个狗日的，屁都不懂，就懂得搞分裂，搞军阀主义……」他们在争吵中，李特已下命令要司号员吹集合号，准备战斗，很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全都持枪上来了。那时四方面军的部队不听别人的，只听张国焘一伙几个人的，只要李特发令，他们立即就动手。
彭德怀见状立即拔出手枪指着李特说：「我的三军团就在你们的前后，你们谁敢开枪，老子就先枪毙了你！」李特对彭德怀的暴躁脾气很了解，没有那样凶了。就在此时，学校里有人急忙跑出来向李特报告说，一方面军的学员都走了，附近发现了大量红三军团的部队。一听此话，李特态度就软了。
毛主席坐着休息的小山坡离争吵的地方不远，彭德怀和李特吵什么他听得清楚。这时毛主席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说：「彭军团长，不要同他们吵了。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一定要先执行。」毛主席又对李特说：「李教育长，党中央的决议你是知道的。我们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的。我们会团结起来的。」这时叶剑英赶来向毛主席说，中央纵队全过去了。毛主席挥手叫彭德怀不要理踩李特，去带好自己的部队。
后来听说，九月十日早上我们过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就发现中央纵队率一、三军团有行动，单独北上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少数人曾主张用武力拦阻，徐向前说了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中央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说了句关键的话，应当作为他重大的功绩载入红军的史册！
以我观察，毛主席离开红军大学后是既沉痛又庆幸。沉痛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付出了重大代价，实现了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分裂了。庆幸的是，这次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是不幸中的万幸。毛主席原来从不公开说张国焘什么的，现在他说了很长一段话。那是我第一次当面听毛主席说张国焘，感到非常的新鲜，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稀记得一些。
毛主席说：他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张国焘了，张貌似虚心，实际很霸道，但对他这次用枪杆子称霸却没有料到。四方面军「认人不认理」的色彩比较浓厚。毛主席还说，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前途。刘湘会积极反对他们才能保自己的生存，蒋介石也一定借反共为由进川，既削弱刘湘也不许红军呆在四川，四方面军最后还会北上。
我们这一队人向东北方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突然发现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尾随而来，喊话一问，知道是红四方面军军事法院的。毛主席停下来休息，要我去请他们领头的人过来。没想到我一靠近，他们立即子弹上膛，准备战斗。我向法院院长（名字忘了，是个双腿残疾的人）说明来意之后，他勉强同意叫部队解除战斗准备，自己坐在一乘轿子上，由四个挂着盒子枪战士保护下过来了。
毛主席和蔼地问他为什么来这里？院长板着一副面孔说，红四方面军法院在两军汇合后划归中央纵队指挥，他们是昨天得到中央纵队的通知过来的，现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们不愿意离开四方面军。
毛主席说，我们北上抗日，张总政委（张国焘）不愿去，那你们就回他那儿去吧。院长对毛主席放他们回去很吃惊，想说什么，但没张口，迟疑了一会儿，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对张主席（张国焘）说？
毛主席说：四方面军的人谁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诉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你们现在南下，将来还是会北上的。我们先走一步，等待你们到来。
果然，一年后四方面军第二次同中央会合了。巧的是，我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长，仍坐在轿子上，我迎接了他们并且布置宿营和发粮食。
中央纵队经过两天的行程到了俄界。先行到这里的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走出了十几里来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到来，还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是联欢和会餐。
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民抗战才是出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快一年了，深感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我们很快可以到达陕北，我们同那里的红军会合。我们还有革命的「本钱」，现在第一批北上的部队有百战百胜的红一军团和三军团，我们有很好的政治家，有重要的军事家彭德怀、林彪同志，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毛主席讲完话之后，中央领导和红一军团领导一起席地就餐。吃的很简单：青稞面做的饼子和少量猪肉同野菜煮的汤菜，但非常可口。
毛主席的讲话里对政治家没有点名，军事家只提了彭德怀、林彪，对彭、林前面冠以「重要的」三字，可见彭、林在这次关系毛泽东和红军生死存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由于北上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不足万人了，就合编为「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军团部队编为一纵队，林彪兼司令，辖二个师，一师师长刘亚楼、二师师长陈光。红三军团部队编为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因为兵少，下面就没有师了。中央和军委机关编在一起，又叫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我们三科在叶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管理三纵队行政生活。叶剑英是客家人，从长征中期开始，他对我熟悉了、信任了，以后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向陕北继续前进。行前开了动员北上的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但主要由周恩来讲。周恩来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长征过了雪山后周恩来病了，睡在担架上不能管事，到俄界前他的病才好些，这时党内发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动员大会上讲话是必然的。我记得周恩来主要是讲了北上抗日，指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明确目标。
周恩来说，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是非常正确的，张国焘不仅不赞成北上抗日，还批评这是「空谈」，他这是为了掩饰分裂红军的罪行。我们很快就可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了草地，就把敌人追击大军甩掉了。蒋介石为了堵截我们，急忙派来何柱国的骑兵军，只有几千人，敌情并不很严重，我们不到十分必要时，是不想打仗的，我们付出一个人的本钱消灭一个敌人不划算，消灭两个敌人也不划算，我们的本钱太小、太珍贵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力求以后得到一个不小的发展。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历时一年的长征快要结束了，大家欢欣鼓舞。会后搞了文艺演出助兴，这是红军开大会后必然要进行的程序。那天的节目一直演到黄昏。晚饭进行了会餐，杀了一头小牦牛。
回首征途，从江西出发到强渡湘江，这一段军情最紧张，整日战斗冲破封锁线，战斗减员最多，中央红军少了一大半人。第二阶段是到遵义之后，敌情缓和了一些，人心略为稳定。这才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红军绝地逢生了。第三阶段是遵义会议之后，又是敌情紧张。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比刚离开江西时差多了，面临强敌，有时生死就在一刹那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指挥，国民党大军一直在我们身边转，就是追堵不到我们。第四阶段是向川西北进军到陕北，这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分裂的危险。在少数民族的极端贫困的不毛之地找不到生活来源，减员又非常多，死的都是老骨干和精华，实在太可惜了。
中央机关在俄界整编后，许多人到了先遣工作团。中革军委机关的人数减了不少。除了电台和警卫、勤务部队以外，干部只有二十几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小的中革军委机关。由于人少了，毛主席来我们三科的机会更多了，许多事他都是直接找我为他办的。
中央红军从俄界出发再向北，只要经过了天险腊子口，就从山里向平川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一军团的红二师一鼓作气拿下了敌人认为不可能丢失的腊子口。当我们从这道天险里走出来时，高兴地说，这一年整天在大山里钻来钻去，天大的苦也吃下来了。
我们出了腊子口的第一天，到了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的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所。哈达铺当地的人称之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半年来我们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哈达铺又看到汉族的院落，坐在桌子边吃饭，感到特别的舒服。到了哈达铺，别人急于休息，而我们要为毛主席收集报纸。我安排好机关的住宿和警卫，就找邮政所，在那里找到了过期几十天的一些旧报纸和一张陕西省通邮图。
毛主席看到我送上的通邮图，激动地喊：「这件东西是个宝贝呀！」毛主席在报纸上看着看着高兴了起来。原来是一段报道延安、保安、安塞等国民党军「剿共打胜仗」的新闻。毛主席说：白军在那里打「胜仗」，那里就有红军。毛主席看了一会儿陕西省通邮图说：我们在这休整一下，就到那个人民要革命的陕北去「安家」。
中央机关到了哈达铺，三科召开了第一次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会议，提出了三条：1、整顿军容风纪；2。恢复管理制度；3、恢复集体吃饭。恢复集体伙食的第一顿饭就出了「洋相」，当天吃白面，这是一军团留给我们的战利品。炊事班长刘仁从来没有吃过白面，他像做米饭一样把水烧开后把白面就往锅里倒，最后煮了一锅夹生面疙瘩。但大家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刘仁的大名也就扬开了。刘仁在长征中一直在三科里跟着我，埋头苦干，抗战时在敌人扫荡中牺牲了。
红军出了腊子口之后不久就和国民党的骑兵打了一仗。我们有些伤亡，毛主席心里特别难过，千辛万苦都过来了，现在有些同志却死在异土他乡。毛主席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去墓地凭吊了牺牲的七位烈士。我从来没看到过毛主席如此伤感。毛主席离开烈士墓后又去看了伤病员，毛主席的问候使伤病员们十分兴奋。
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向叶剑英说：这次打敌人骑兵，我们伤亡了二十多人，代价本来很小，但这样的伤亡我们也赔不起呀！现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怀的一、三两个军团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呀。这些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将来发展的本钱，他们将来就会一个顶十个、百个，千万个。为了保存好这些「财富」，我们要尽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绝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们大的伤亡。
红军长征到这儿是我们人数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非常低沉。在以后的行军中，毛主席不时和大家聊天谈局势，鼓励士气。他说：我们红军这几年里是下了两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冈山，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冈山时我们只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冈山不久，红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还建立了个中央苏区。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经锻炼的红军，我们还会发展起来的。我们到了陕北先要扩大地盘，那里南边有关中平原，自古以来是成霸业的地方，我们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占领关中平原腹地，也要占它一个边。
毛主席心中已有了今后的战略。在进军陕北的路上，中央主要是扩大红军，一边行军一边筹粮、筹款和扩军。要求作战部队每两人或三人扩大一个红军，后方部队和地方工作团一个人要扩大两个红军，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扩招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把一、三军团补充起来。
中革军委机关到了葫芦河以东的静宁地区，陕北地下党派来找中央红军的三个联络员到了两个，立刻被毛主席、周恩来找来问话。陕北人讲话难懂，就叫地方工作团的陕西人贾拓夫当翻译，问清楚了陕北红军在陕西的清涧、佳县、横山一带活动，力量很小，主要是打土豪，分粮，没有固定和稳定的政权。毛主席决定翻过六盘山继续向陕北进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贾拓夫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陕西党组织派到江西瑞金向中央报告工作的。一九三四年初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后正逢敌人第五次「围剿」回不去了，就随中央红军长征。贾拓夫人很精干，善言谈，行军时人们喜欢和他在一起边走边吹。「谈话走路快」，常常牛皮还没有吹完宿营地就到了。贾拓夫的名子中有个「托」音，大家开玩笑叫他「假托派」。在瑞金时，红军的政治教育中，大家对托洛茨基这个洋名字读不习惯，有人读成「偷着吃鸡」，成为流传很广的笑话。由此引申，大家又把贾拓夫的外号改成了「假吃鸡」，算是饥饿中无奈的消遣。中央决定到陕北之后，贾拓夫的牛皮吹得就凶了，把他的家乡说得比天堂都好。而来的陕北交通员说，安塞县城只有三个商店和铺子，有的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贾拓夫就不吹了。
中央纵队进到甘肃东部之后敌情比较和缓，但路难走。那里属于黄土高原，远看一望无边的平坦，近看沟深得吓人，沟壁多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人不能攀登，只能走很远绕道过去。可是这对敌人骑兵活动更为不利，我们宁可选这样的地方走。
一路上居民越来越稠密，解决宿营、吃饭都方便，但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没有水吃。黄士高原缺水。一个村子甚至几个村子才有一口甜水井。我们到了宿营地，首先就是控制甜水井，因为水量不大，部队饮用时还要照顾到老百姓，时常发生争吵。一次，我们在一个只有百余人口的村子休息一天，红一师部队在村子里取水做饭，水少人多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周恩来亲临井台下命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私自打水，先供应部队用水，机关到晚上才供应。
六盘山南麓人口相对稠密些。我们每天行军里程短，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多，这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中央各部门都定下了硬指针，要求平均每人扩大一个红军。我们三科人多，警卫排、运输班、炊事班一起有五十多人，扩大任务很重。军委机关「扩红」的积极性很高，但也有方式方法不好的。例如，见到年轻人就问他当不当兵？胆大的可以回话，胆小的听到「当兵」就跑，我们跟在后面就撵。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吓得都往山上跑。这种做法及时得到了改正：一是和房东拉关系，房东看到我们是正派守纪律的队伍，反正当地很穷，人没出路，就叫青年参加红军了。二是打土豪，我们每到一地总是打一两个民愤比较大的土豪，把浮财分给穷人，事后总有几个人参军。三是发动青年人做群众工作。大约十天时间内，军委机关「扩红」三百零几人，送到作战部队去了。长征开始后，红军一路都是减员，只是进了甘肃以后才开始增员，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