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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华中三年
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胡敏生孩子还没满月,我们就继续向延安走,当时条件好多了,孩子装在一个篮子里,有老郑挑着,但胡敏还是不行,孩子还没满月,胡敏就开始行军,落下了走路脚板疼的毛病。我则亲自给孩子洗尿布,为了干得快,我一只手拿一块,边走边抖,有时头上还顶一块。在文水,交城进入晋西北解放区八分区。
我们从八分区到过黄河要通过山西岚县一条封锁线,路光刚生下来,啼哭是难免的,负责经委工作的蓝桥同志告诉胡敏:「过封锁线时要用双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一哭只能掐死!」胡敏虽然泪流满面,但还是照做了,因为孩子一哭,敌人发现了,大家都活不了,孩子自然也活不了。封锁线要在晚上通过,当时已经霜冻了。我同胡敏一共只有三条裤子,她满月不久,我就让她穿两条裤子,我穿一条。我的孩子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怎么办?只有借兵站的一件老羊皮大衣了,这一下孩子的御寒的问题解决了。过了黄河后,我真不想还回大衣,但自己毕竟是一个老后勤了,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要,正好有回兵站的人,我把羊皮大衣托人带回去了。
过了黄河就到了陕甘宁边区了,大约十月间就到了绥德,我们住在城南的七里铺。我被留在绥德工作了半年多,才到延安去的。中央组织部在绥德设了一个处理委员会,主任是李井泉,秘书长李乐光,我和新四军三师一个旅的卫生处长李永春留在处理委员会工作。处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回来的干部进行处理,主要去向主要是分别送到中央党校一、二、三、四部学习。由绥德到延安还有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也是要办妥的。胡敏带着孩子先回延安了,为了养活孩子,我唯有两件「宝贝」,一支旧钢笔和一只破旧手表,我把手表卖掉了,换到三千元边区票子。
—九四四年四月间,我到了延安,进党校学习。本来对延安并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大家都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状态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干部,大家都在精神焕发地攻读马列主义,整风学习。我到延安是颇有收获的。
第一,我看到了中央党校抢救运动的痕迹。大砭沟口,有临时监狱,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叶帅的夫人危拱之就关在那里。我在党校校部还看到过曾志被捆绑在树上被打的死去活来的惨状。这些都是抢救运动的结果。
第二,我参加了党校的两条路线学习。经过学习,对党的路线有了初浅的认识,这对我以后的斗争,特别是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享受到了延安的丰衣足食。中央党校能够集中数以千计的干部到延安学习,也是在有饭吃的条件下,才能办的事,我在党校学习就没有吃饭问题的顾虑。
党校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显的对照。抗大时期几乎天天吃不饱饭。现在,党校不仅有饭吃,而且吃得比较好。早饭是小米稀饭,中午晚上都是小米干饭,二、四、六中午还有白面馍馍。副食,早上有自做的咸菜,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菜的数量也比较丰富,对填饱肚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