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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杨成武倒台
「三二四」大会
当要公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的时候，毛主席指示，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把问题说清楚。
毛主席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不能销声匿迹，要大喊大叫。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大会的组织工作，总理指定我代表军委办事组一手办理，从发出开会的通知，到组织会务工作。下午三时半，周总理来到人大会堂，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走了一遍。总理在检查台上坐位的时候，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因为没有把握，心里有些紧张，我向总理说：「好像没有通知几个元帅到会。」总理听后恍然大悟，他立即急步走出去，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是否要元帅们出席大会，主席同意了。总理又立即要秘书打电话通知各元帅来参加会议。大会开始的预备铃都响了，叶剑英、徐向前、陈毅（似乎还有刘伯承）等几个元帅来到了。此时，总理最为难的是，老帅坐在哪里。坐在台上嘛，要同江青商量排位的问题，同时还要惊动已经入座的各位。此时，总理灵机一动，对着我说：「通知晚了，大会就要开始了，会作你陪着老帅到台下前排就座。」各位元帅都随我到台下就座，李作鹏走在元帅们的最后面。我们都挨着坐在第一排。
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军队的干部，有些人看到元帅坐在台下，有些不平。在会议进行中就有人向总理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元帅何罪？连坐在台上的资格都没有了？！」散会后，我把条子交给了总理，周总理说：「群众的意见是对的。这些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说是我这个组织会务的人，没有做好。总理说：「好，好。我们都来负责。」
会后，叶群同我和李作鹏说：「他们（指元帅）是临时通知他们来的。要是安排他们在台上就座，她（指江青）又会不高兴。总理也左右为难呀！原来准备在台上加偏座，让你们两位就座，看到他们来了，连你们都到台下就座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九时半至次日凌晨一时半，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礼堂举行。林总、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碰头会议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大会。林总在大会上讲了话，周、陈、康、江，这些中央碰头会议的人都讲了话。
林总对在大会上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开会前一天，主席倒先发话了，主席提出要林在大会上讲话，讲三个问题，一是山头主义问题，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讲一点辩证法。
林彪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
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林总批评了杨成武的山头主义，他说：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他只用他那一伙子，而其他的就采取排挤的态度。如果照他这一套，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拿掉，把谢富治拿掉，把许世友拿掉，把韩先楚拿掉。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所以权衡两个方面，我们只有采取不是打倒别人，就把他打倒的做法。……这种山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顾他那一伙，实际上是个人主义，利用那一伙。
林总特别批评了杨成武的品质，他说：
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就是这种人。……大家知道的，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他当面好像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不是反对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所以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
最后林总讲了辩证法，他真是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哲学思想学透了。
林总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他说：
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周总理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赞扬了江青：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总理讲完话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林总和总理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有意地、过分地吹捧了江青，这不但是说给江青听的，更重要的是向主席表的态，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直到现在也搞不太清楚。
江青在讲话中指责杨成武指使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驻在地：「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发展到今年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
陈伯达的讲话，主要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五个回合的胜利，陈说：「这几次大胜利可以讲一下的，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当时，陈伯达是文革组长，讲话是有份量的，我们那时与他还不熟悉，他讲打倒「杨、余，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我当时就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杨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主要是上层干部的关系问题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没有多大关系。
康生的讲话是表态性的。姚文元同康生坐在一起，姚文元讲起话来爱看左右的人，如果心急又容易唾沬四溅。他讲话的时候，看着康生，边看边讲，结果喷了康生一脸的唾沫，康生只好掏出手巾擦脸。
这些人讲完话后，台子上的幕布拉上了，事隔不久，幕布又拉开了，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其他人又跟随而来，主席的出现是来表态支持大会的。顿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九一三」以后，主席说，处理杨的问题是他听信了林彪的话，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主席亲自召集了四次会，是林彪听从主席对杨成武的处理决定，按毛主席的要求在大会上讲了话。
「三二四」大会之后，杨成武的问题算告一段落了。但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好像才开始似的，她对杨成武的处理，先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不能隐居，至少要监禁起来；第二是，要公布杨成武的罪行；第三是，要搞到北京来组织批斗，而且要开大会。对这些问题江青不向毛主席、林总提出，也不在中央碰头会议上提出，而是专门向黄永胜、吴法宪提出来。这真使他们两位做难了。办事组商量以后，立即向总理汇报了，总理都作了妥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