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主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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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九月上旬,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我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

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

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组员孟恩庆,从他对我的凶恶态度来看,很可能是军队政法部门的。

看到这样的阵容,我真是一肚子气,但对邓小平、彭真的路数也就清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的目的是两个:(一)为确定我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二)为确定我的反革命找「证据」。

其实,搞来搞去,内容还是那些东西,不过,不同名义和目的的审査,各取所需,各有各的利用角度就是了。

高检预审组主要的是企图抓到我在文化革命中同林彪有「反革命」关系和参与「南逃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的「两谋」问题。

高检预审组对我审査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对你的审査,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问题的审查。你是这个集团的主犯,也应当受到国法制裁。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说:「江青是什么样的反革命集团,我不清楚。有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我很清楚。」

「你不认为林彪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我说:「现在,我就借你们对我审査的机会,说说我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看法并希望你们记在记录上。

「第一,我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总会有纲领,有活动和有罪行。对这个问题你们能指出事实吗?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团成立于何时?第三,我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罪行又是什么?我在林彪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很长,哪些是工作关系,哪些是反革命关系?对这个问题,请你们指出来。」

「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反革命集团关系了?我是不能同意的。什么叫亲信,希望你们有个明确的概念。」

「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知道你们所谓亲信的概念了。九大之后,周总理同我谈过一次。我说我参加政治局是黄牛当马骑,总理回答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我现在也只能用总理的话来回答你们。」

「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

「现在我又多明白了一点你们的逻辑了。政治局委员就等于反革命,这就是你们决定问题的根据。」

根据他们提出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致」的问题,我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六年十月,林彪确实同意了军队院校搞四大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错误的,给军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文件是谁起草的?是全军文革起草的,用来将老帅军的,林彪、叶帅、聂帅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

「你说的那些,不在我们审问的范围之内。根据你同林彪的关系,我们认为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补办逮捕手续确定我为「反革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