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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检与预审
确定我为「反革命」的证据
高检预审组在先给我戴上「主犯」帽子的前提下，进一步就要找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他们指出如下五个问题，其实都是捞稻草。
第一，关于烧毁材料的问题。
「为了掩盖你同林彪的反革命关系，『九一三』之后，你烧了很多的材料。你应当老实交代！」
「九一三」之后，我的老伴和大儿子确实烧过一些和林彪、叶群合影照片，叶群、陈伯达写的诗词等无关重要的东西，有些东西也是我交代秘书办的，烧了什么，在秘书的工作日记上有记录。要是反革命材料，我还能让秘书经手去办吗？我的工作文件、数据，有关工作方面的档案，不会少一件的！」
「既然你烧的是不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又要烧？」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烧了一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现在想起来，毫无必要。李作鹏就没有烧，难道他就不是你们所说的主犯了吗？」
第二，关于反对徐向前的问题。
「你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恶毒攻击徐帅。你反对徐帅就是犯罪！」
「徐向前利用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送死，我就不能反对他的错误？况且，徐帅不止一次向我道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也向我道了歉，当时很多人都在听。如果是犯了罪，我根本不推脱。可是，我的犯罪是从徐向前那里来的。他利用军委副主席的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虎口上去，当时正是造反派搞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红纵』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的，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我就不是老干部，就可以让人任意宰割，而且，当时陪斗的还有很多总后的其他领导呢！当时叶帅、聂帅对徐向前极不负责的做法是很气愤的。这个问题，如果我同徐向前的关系打个颠倒，我要是有权力把徐帅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里去挨斗挨打，今天扣到我头上的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谋杀徐帅了！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我和徐帅的疙瘩早就没有了，徐帅在历史上是有大功的。我看你们未必是为徐帅『伸冤』，徐帅也未必同意你们这样做。你们只不过是借着徐帅的牌子打击我就是了。」
第三，关于「砸烂总政阎王店」问题。
高检预审组指控我：「你是参与砸烂阎王店的积极参与者」。
「这是毫无根据的。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说了『砸烂总政阎王店』的话，这句话当时是气话，当然也是错话。后来总政军管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我倒没有看到林彪有什么批示。」
第四，关于「看总政档案」问题。
「你派人偷看总政的档案，要老实交代！」
「不是我派人，是我同意了总后文办的建议。况且，也不是偷看，档案还能偷看得到？档案保留下来就是给人看的。关键的问题是我当时的职务有没有批准看总政档案的权力，如果有就是正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档案的不计其数，比如说，不看档案，群众怎么知道不少老干部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呢？我看那些砸军队机关档案室，抢走机密档案的造反派才是违法犯罪呢！他们抢档案干什么？就是为了看嘛！」
「看总政的档案就是为了砸烂总政。」
「这说不上，我没有看总政档案之前，总政早已被『砸烂』了。总政若是不烂了，也看不到总政的档案。」
高检预审组最后严厉地说：「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
第五，关于总后「死人」的向题。
「死了人总是错误的，但这个责任怎么负？由谁来负？作为总结教训，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的，但把死人问题别有用心地作为『犯罪的证据』，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文革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铸，彭德怀、贺龙两个元帅都死了，死人的教训是很大的。」
因为除了总后死了人之外，不仅找不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也找不到我的触犯刑律的证据，所以在总后死人问题上，他们特别卖劲。高检预审组对汤平、周长庚、张树声、申茂兴、华迪平、顾子庄、张凌斗、王述臣等八人的情况都问了。但对上面的情况，我早就向中央审査小组交代清楚了，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新的问题。
高检预审组，关于总后造反派的问题也对我进行了审问。
他们说：「革命造反派要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总后的代理人邱会作，总是事实吧。」
「造反派要坚决打倒我是事实。但他们打倒我的理由是先在我头上扣上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的帽子，然后又定我为中国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义分子。在文革中，造反派从来没有指责我是林彪的什么分子，也没有消灭一个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但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搞乱了总后机关，对领导干部进行了凶残的批斗，是全军大乱的典型，这些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反对你就是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做斗争！」
「『九一三』之后，这么说可以。『九一三』之前这么说是不对的。」
可以说，他们的审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是不会罢休，即使是搞清楚了的问题，他们在起诉书中也会照样作为所谓「罪行」起诉的。
在公审之前，不知是证据不足，还是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在秦城监狱对我进行了两天的突击审讯。对我的审讯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进行的，他们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原来见过。唱主角的是新来的，他们说：「今天是谈话，不是预审，不做记录。」他们首先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难于估量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及个人的罪行都到了需要彻底清算的时候了。对这些问题，应当用法律肯定下来。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和看法，都可以说。」他们对问题的提法，可以说是十分尖锐的。
我说：「我首先提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吗？」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央将会正式做出决定的。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肯定的。」
「对我的审査，除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项目组和高检预审组逼问我，搞我的反革命证据之外，中央纪委审査小组并未向我提出什么反革命问题。因此，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林彪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江青搞阴谋夺权，不是反革命吗？」
「现在是公审，不是给林彪下政治结论，每一句话都要有证据。林彪即使有这个阴谋，那个谋害，我是没有的，我对自己心中有数。那么，为什么还要扣在我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对我的反革命能够举出事实来吗？」
说到这里，那两个生面人一个突然站起来说：「这是我们审问你！」那个主持审问的也严肃地说：「我们问到哪里，你就回答到哪里。现在你说自己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说来很复杂，但又很简单。在文化革命中，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我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调子攻击过朱老总：二是，反对过全军文革极左的一套和组长徐向前；三是，在总后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死了人，对有些人我负有执行政策上的领导责任。」
「这些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六七年初，在全军文革指挥下，把全军省军区以上的机关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都搞乱了。有很多干部被造反派打伤、打残，也打死不少人，这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那是群众运动！」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们的观点了。凡是你们决定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不管大、小错误都是反革命罪行；反之，造反派不管犯了多大罪行，都是群众运动而了之。」
下午开始审问时，他们说：「今天下午，我们把谈话的方式改一下。先由我们向你提出问题，你只能按照我们提的问题回答。」
他们接着问了我如下问题。
第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他们说：「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必须用法律制裁，否则就不能割除祸根，全党就不能团结，社会就不能稳定。」
我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教训，有错误，但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
「江青的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能够把全国和全军许多单位搞得乱七八糟，就是依靠你们所说的群众组织，依靠这些造反派搞乱的。造反派这样的群众组织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利用毛主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提法搞出来的。这些造反派组织被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所利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老干部，搞垮党委，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革命派也就在同造反派的斗争中产生了，因为大多数干部群众反对打倒老干部，反对搞垮党委嘛！机关干部要正常上班嘛！革命派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拥护党委领导，拥护抓革命促生产。没有革命派与造反派对立，造反派就更无法无天了。」
第二，全国全军大乱的问题。
他们说：「搞乱全国全军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对这个问题，你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不能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就出现了。造反派自称自己是什么『左』派，其实就是打砸抢派，这是历史事实。造反派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搞起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造反派的著名头目，他们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又是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他们是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指挥搞乱全国、全军的。而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是拥护毛主席的，但对文革不理解，对江青一伙的中央文革做了斗争。军队是反对乱的，反对打砸抢的，是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搞文化革命的。」
第二天上午，他们集中审问了我关于「迫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审问，同高检预审组审问的内容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同我「有关」的八个死人都扼要问了一遍。
下午继续审问来的是两个新面孔的人，我走进预审室后，足足等了几分钟，那两个人才吞吞吐吐地说：「总政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开除黄、吴、李、邱的军籍，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时间过去很久了，报告可能没有带来（还假装摸了摸皮包），要不可以给你看一下。」说完我鄙视地看着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也就起身就走了。
整个审查也就这么结束了。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査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査，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査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项目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査，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预审组的孟庆恩几次把烟灰缸子用劲在桌子上一敲（如同惊堂木）并说：「我们现在是在审问你！你必须老实！」
搞到这般地步，我心里就越来越明白了。说我的罪行就是三条：
一、说我们和林彪搞政变。这种话，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在「四人帮」擅权的时候，扣个政治帽子也可以，但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老人家并没有下定论（他心里明白，哪里有什么政变），这个问题更没有和我们见面，从七三年起，我们就被挂起来了。但政变问题，现在作为法律问题提出来，就不简单了，要有证据嘛！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有，唯一的证据就是吴法宪的假话，在公审前，官方自己也否定了。不过大帽子并没有拿下来。
二、说我们是反革命。因为我们攻击了老帅，用医疗手段整老帅。其实呢？我们攻击老帅都是在党委会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主席、林彪、总理、叶帅的讲话精神而已，而且是按中央的部署办的。在老帅治病的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总理亲自领导的中央项目组办的，根本不经过总后，也不经过我。
三、说我们迫害干部群众。这个问题的确教训是很深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账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