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
我们在义县住了一个晚上，就转到阜新去了。
从离开锦西，进入乡村，我们早已把汽车丢了，改用坐骑。林彪在沿途看到到处有土匪，又没有政权，没有群众支援，伤兵要部队自己抬担架时，感慨极深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作战的困难。第一，负伤的伤兵及病号没有民工抬担架，要部队战士抬，一副担架，四个人轮换抬，这样一个班有两个伤员，全班就失去战斗力。第二，没有安置医院的后方。结果伤病员没有收容治疗的地方，这就必然增加伤兵员的痛苦，同时拖延治愈时间。这两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大问题。不搞根据地，没有后方依托，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我们就不能胜利。”
林彪认为对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与改造旧政权，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包括建立军工厂、兵站、医院等。他具体地说，应在1945年的整个冬季，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到广大农村一边剿匪，一边建立新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征集资材粮草，并对部队进行整编政训。而到明年春天，再集中打大仗。
林彪说，以我部队现状而勉强打击敌军，结果多为不佳。在我主动放弃锦州之前的斗争中，敌军是集中兵力向前推进，当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打，则很可能演变成主力的退却而损病损士气。
林彪在阜新期间，经常与黄克诚等干部接触，我所知道谈论最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部队问题。老部队、老兵、老枪、老装备，能打仗，有很好的作风，但武器装备差。老部队越打越少，打掉的都是骨干。新部队、新兵、新枪、新装备，未经严格军政训练，不能打仗，作风和纪律也不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2月14日，林彪给东北局电报中说：“在电报新成立10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警察、伪军占数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为数甚少且已被带坏。而所见之李云昌部（三个旅），则全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之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之气焰；不但不能消灭土匪，且受土匪勾引。……”1【注1董殿稳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第一部挺进东北》第11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当时在敌强我弱，我军且战且退中，东北新组织的一些部队纷纷叛变。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叛变部队中吉林有一万二千人，松江有一万人，合江有五千人，龙江、牡丹江、辽北、嫩江地区各有三千人，共约四万人左右。其中有谢文东部，谢原是依兰地区的大地主，东北联军第8军军长，后为我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李华堂部，李为老兵痞，混进了东北抗联，当了第9军军长，他拉起的队伍也为我收编。这些反动分子不仅勾结国民党，残害人民，而且极大地危害根据地的创建。
林彪说，解决办法是新老部队合编一个纵队，三个老师带一个新师；一个师中三个老团带一个新团；一个团中三个老营带一个新营。另一个办法是新兵充实到老兵连队。
第二、关于根据地问题。有无根据地的作战，其结果完全不一样。有根据地的作战，就能打得生龙活虎，战无不胜。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证明。没有根据地作战，就困难重重。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我们想在湖南站脚，没有站住。我们想在贵州站脚，又没有站住。我们想在滇北、川南站脚，也未站住。可是一到陕北，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根据地，我们就能站住脚。你们看根据地的作用多么神奇。根据地的选择，群众工作的重点，要布置在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区。因为“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线）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因此“我绝大部分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1【注112月25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见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地1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第三、和与战问题。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稳定的。在斗争对立情况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已经两次国共合作，时间总共也不过十年左右。目前东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现在发展的趋势，可能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蒋介石从来就是迷信武力的，他们宣称“三道六个月解决共军”，用什么办法解决呢？用战争。
第四、关于消灭后方土匪问题。林彪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如果不把土匪消灭，那就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那就很难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消灭土匪要采取军政夹攻的清剿策略。打土匪于打国民党正规军不一样，要在强大的军事打击的同时，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攻势。剿匪首先要“攻心”，要在土匪亲属及有联系的人中宣传我军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号召土匪改邪归正，回乡分田，既往不咎，立功有奖。只有这样才能平定匪患，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第五、再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方针。林彪说：什么是“一点两面”的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免吃得多，吞不下的坏处，避免平均主义使用兵力的坏处，避免一面攻击，而打成击溃战的坏处。真正实现不打则已，要打必歼的作战要求。同时“一点两面”战术，是一种更勇敢的战术。一般说，敢于正面进攻的指挥员，就可以说是有胆量的指挥员。如果敢于摆成两面，大胆的包围迂回到敌人侧后，先切断敌人退路，再去攻击敌人，那是更勇敢，更聪明的指挥员。
林彪又说：列宁不是告诉我们要找出锁链的中心环节，用全部力量把这个环节抓住吗？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打仗也是一样，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攻击敌人要害的一点，这一点攻破了，其他就好办了。你们以为拿十个团中的五个团来攻敌一点，就算集中主要兵力，不，不，在目前形势下，要拿全部力量中之十分之七、十分之八、甚至十分之九的力量攻击一点，那才算集中优势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那才算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当然在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另一面，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来包围迂回敌人，没有这一面，被击溃的敌人就可能跑掉，就不可能保证全部歼灭敌人。不注意这一面，也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
林彪说：“三三制”战术，是根据我们当前作战的对象是美式装备，经过美国训练，火力很强，为了消灭敌人，减少自己伤亡的一种基层战术。也是一种疏散的、隐蔽的、快速的、跃进的进攻战术。它是集中兵力、火力与疏散队形的矛盾统一，既要集中又要疏散。我们部队常犯的毛病是，集中了不容易疏散，散开了不容易收拢。而“三三制”战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班编成三到四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三个人，由战斗小组长掌握战士，班长掌握战斗小组长，排长掌握班长，既容易疏散，也容易收拢。这个战术对于防御敌人进攻很有效，但不适用于一切场合。比如打追击战，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部队猛追下去就好。
敌人占领锦州后，杜聿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首先将部队推进到新民附近，准备和平接收沈阳。其次打通锦州到承德铁路交通线，以巩固北宁路的安全，切断东北我军与华北的交通联系。再其次是对新民南北地区我军进行扫荡，相机占领彰武、法库、台安、辽中。
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和准备，于12月下旬开始发动新的进攻。右路52军于23日向北镇黑山我军进攻。经过局部战斗，我即撤退，敌人23日占领北镇，24日占领黑山。左路13军27日向义县、北票、阜新进攻，也只有小的接触，28日占领义县，30日占领阜新，1946年1月4日占领北票，5日占领朝阳。新6军向沟帮子，台安，辽中进攻。中央电示程子华，李云昌部，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
此时，林彪已命令黄克诚部（缺第7旅）在西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山东第7师调往北满休整、剿匪，开展建设根据地工作，山东2师开往东满地区执行剿匪和根据地建设任务。我军在东北地区的剿匪任务中，先后共毙、伤、俘、降土匪八万余人，缴获步、马枪五万余支，轻重机枪一千四百余挺，各种大小炮三百余门。有力的支持了我后方根据地的建设。
我们前方总部及机动部队向法库方向转移。1师进到秀水河子以北地区待机，7旅进到秀水河子、法库之间地区待机。前方总部先进驻到秀水河子，数日之后，转到法库进行指挥。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林彪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讲了东北形势与任务，并布置部队加强军政训练和抽派人员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他称这种工作是“磨刀”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保证和发扬我军善于打仗，善于训练，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
在秀水河子和法库期间，林彪多数时间是在指挥所中独自深思。部队到达秀水河子安顿下来后，日常事务比较少，思考问题的时间比较多。这时林彪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墙壁上的地图一坐就是半天不动，我去请示问题，他的态度常常是冷冰冰的，很严肃的就事论事，不肯多说一句。他究竟在深思什么问题呢？
进入东北后，我在林彪身边工作，平时接受他的指示，听取、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接触和了解他的机会很多。渐渐地，对他的思想情绪、作战意图、工作考虑、生活习惯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了解。我可以大致理解他的内心活动。
当时，他主要是考虑自山海关失守到现在两个月了，敌人占领了不少地方，我们采取了“忍、等、狠”方针，从长远角度考虑虽然是正确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予敌军以有效打击，来自前方、后方，部队、地方各方面不同意见不少。有的甚至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蒋军。”当时思想不一致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是以占领大城市为主还是以控制中小城市、农村为主；是以战争为主还是以和谈为主，是加强老部队为主还是发展新部队为主等战略性问题上。
这对林彪是有压力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中央和身边同事的支持，他更希望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措施在部队中得到更自觉的落实，在实施中得到更好的效果。
林彪曾说：“为什么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第一，敌强我弱；第二，没有根据地；第三，关内来的部队和干部是五湖四海的，思想作风不统一，也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第四，在东北发展的新部队成分复杂，未经政训，不能打仗；第五，后方对前方的支援很少；第六，各级领导内部对某些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林彪曾对我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东北局11月底已撤离沈阳到本溪去了，但对大城市仍很留恋，他们12月5日向中央建议，仍然主张现在趁苏军撤退、蒋军刚到时，夺权沈阳、长春，以造成对和谈有利局面。但林彪认为，“根据目前敌我情况，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空想。他们对目前我军作战的困难似乎很不了解。”
林彪在法库期间，经常与陶铸等人接触。当时谈论最多的问题仍然是：
第一、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问题。因为在12月28日中央发出的“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我党目前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建立这个根据地，不是在国民党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地区。而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这个指示精神，与林彪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东北与关内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没有根据地，没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应该坚决执行。不论前方部队还是后方部队，凡是有可能都要做群众工作，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一个师包一大片，一个团包一小片。部队首长既要善于练兵打仗，又要善于指导做群众工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根据地建设打下一个巩固的基础。那时的仗就好打，就可以集中兵力，放手打大仗。不然的话，我们仍是处于前方打仗，后方土匪捣乱，有了伤兵要战士抬，粮草无人供给，兵员无处补充。那怎么能打大仗？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不仅战争的目的是为人民，而且还要人民自己起来，用各种各样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作战。军民成为鱼水关系，那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又说：“要建立根据地，首先要消灭土匪，不消灭土匪就不容易发动群众。消灭土匪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策略。”
第二、关于停战和谈问题。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协议，停止全国军事冲突，并于13日午夜起生效。毛主席及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命令。但国民党当局公然宣称，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们继续向我进攻不受限制。当时东北敌人正疯狂的向我进攻，尤其热河方面拼命地向承德前进。
对是“和”还是“战”这一重大的形势判断上，林彪和中央又一次出现分歧。
中央认为“和”的可能性较大。（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是熊向晖所著回忆录，其中谈到：当时中央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移驻江苏淮阴。1【注1参见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2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1946年1月26日，中央电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2【注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据我所知，林彪对这类电报指示，是有保留意见的，因此，他对这类电报只画圈，既不宣扬，也不明确表态。
林彪对停战协定，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境内有权自由行动很恼火，很不满意。林彪曾向中央请示，拟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出击打一仗，歼灭杜聿明有生力量。但中央不同意，中央意图是东北让步，换取国内和平。
而林彪则说：“敌人的阴谋是‘关内和谈，关外大打’，此次和谈，对我甚为不利。我们对停战和平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和谈的目的，是揭露假和平，揭露敌人的欺骗。我们的重点是把仗打好，能不能和，决定于我们仗打得如何，消灭敌人越多，和平希望越大。”林彪同时命令东北各兵团首长：“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又说：“切勿向下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器。”
后来实践证明，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司令部工作问题。由于山东2师在北镇遭到敌人袭击，林彪提出要加强司令部工作。他说：“司令部各个环节的工作均重要，像一部机器一样，缺少哪个环节都影响正常转动。但重点是情报和通讯。高级指挥机关的司令部工作重点主要是战略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术情报。下级司令部主要是战术情报，战役情报，但也要注意战略情报。古人知道‘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不但要‘知彼知己’，还要知天文、地理、民情。通讯工作重点是加强无线电通讯，上面的命令指示能及时下达，下面的报告请示能及时收来。重要作战电报常常是万分火急的，分秒必争，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等闲视之。”
林彪曾举苏联卫国战争的例子说：“德国对苏联的闪电式进攻重点之一，就是摧毁苏集团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一时间西线苏军指挥系统全部瘫痪，部队群龙无首，丧失了战斗力，德军趁机长驱直入。很快，苏军迅速恢复了各级指挥系统，大本营与各集团军、方面军建立了畅通的联络。苏联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林彪又说：“大兵团、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与运动作战，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尤为重要。”
林彪曾对我说：“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必须做到坚决执行首长的命令，迅速传达首长的命令，及时准确地报告部队请示和情况，这是在作战指挥机关工作的最基本素质。”他又说：“传达上级命令，报告下级情况，你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虽然我们都知道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林彪仍然反复强调执行命令的重要性。林彪还特别反感在向他报告情况时使用“可能”、“大概”、“也许”、“差不多”这样模棱两可的语句。
第四、对次强调“一点两面”、“三三制”的战术方针。当时部队正在对这个战术进行训练，因此林彪谈得特别多。见到部队干部就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谈论和解释。
我们在秀水河子、法库休整约一个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已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
在东北民主联军管辖之下，成立了北满（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东满（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南满（司令员程世才，政委萧华）、西满（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后为黄克诚）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
山东第1师和新四军3师第7旅直属前方总部指挥，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山东第7师、陕甘宁第359旅归北满军区指挥。山东第2师、第7纵队（由山东滨海支队扩编而成），归东满军区指挥。第3纵队、第4纵队（主要由山东来的部队及李云昌部队扩编而成）归南满军区指挥。新四军第3师（缺第7旅）归西满军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