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辽沈战役
在我们各主力纵队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的前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新组建了三个纵队：将直属的独立第二、四、五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平升；将辽东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将热河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到八月份，又以护路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同时，以七个炮兵团，主要为山炮、野炮、榴弹炮、高射炮，组建成炮兵纵队，苏静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又将两个前线指挥所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
八月十四日，考虑到下一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与东北军区分开，各负其责。同时，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野战军司令员，军区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兼任野战军政委，野战军下辖十二个步兵纵队，十五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共七十万人。加上军区所辖地方武装，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已远远超过卫立煌下属的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
不仅如此，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土地面积已达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了东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尤其是军工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整个解放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一切都说明，冬季攻势以后，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
这时，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判断我东北解放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入关寻求机动作战。因此，蒋介石决定固守东北，钳制我军，不让东北解放军入关，以利于巩固华北。
根据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决定集中兵力，进行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的安全，并相机打通北宁路。他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十万人守备长春，让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十五万人防守锦州，他自己则率三十万人驻守沈阳。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这一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他们一直在寻找东北大决战战机。敌人的这一兵力部署，对我们来讲，是较为理想的部署之一。因此，部队整训完毕以后，毛泽东就决定适时发起辽沈战役，全部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
进攻方向的选择，是辽沈战役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地敌人外，无仗可打。沈阳是重兵防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之间进行选择。战役究竟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呢？
毛泽东从全国通盘考虑，始终瞩目于锦州，要“关门打狗。”毛主席就对东北的情况就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致电东北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准东北蒋介石的部队往关里跑。要东野将主力转到北宁线，切断蒋军从陆路、从海上撤回关内的要道，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各个击破，全歼蒋介石在东北的部队。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又发出电报指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还指出：“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部署，国民党的锦州主帅范汉杰在被俘之后曾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长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折断了。”
而林彪的考虑则有些不同，他从东北的局部出发，主张先打长春。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一起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电报认为南下北宁路作战，困难很多，不如先打长春，等待沈阳之敌出来增援，再消灭敌人。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但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七月二十二日，他又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重申：“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不仅是林彪，就连卫立煌和蒋军东北“剿总”，也判断我军先攻长春的可能性很大。辽沈战役期间，曾率“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在其回忆录中就曾写道：“卫立煌当时对东北解放军冬季行动判断有错误。他认为东北解放军发动对长春攻势的可能性极大。理由是解放军主力在北满，长春已被包围，国民党军在长春虽然工事好，但粮食、燃料都困难；解放军进攻长春，交通补给条件都好。他认为，确保沈阳、锦州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军主力都集中在南满，从北满到南满交通补给线长，同时解放军大城市攻坚作战经验不足。”范汉杰也回忆道，我以前认为解放军不可能从长春越沈阳侧面行动全力南下。
林彪对南下攻打锦州的打法，有不同意见，是从东北局部考虑的。他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电报往返，各抒已见。其间，中央军委曾提出严肃批评，并强调，应从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几经反复之后，林彪最终还是在毛泽东的坚持和说服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以主力南下北宁线，全力夺取锦州，完成“关门打狗”的任务。
整个辽沈战役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在林彪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完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南下攻打锦州以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他同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一起，拟定了南下作战的具体计划，决定攻打锦州之役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奔袭歼灭北宁线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之敌，切断关内外敌人的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在兵力配置上，他决定以六个纵队来攻击北宁线，以五个纵队集结于沈阳西北及长、沈之间，担负阻援和打援任务。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这个作战计划。
我们二纵队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以五师配合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兄弟纵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和山海关。其他两个师会同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等兄弟纵队，阻击沈阳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之敌，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
在接到进军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各部均已到达指定地点，并肃清了北宁线上的高桥、塔山、兴城等地的敌人。
十月一日，二纵五师配合三纵，在炮纵主力的协同下，攻克了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义县，歼敌约万人。至此，东北野战军已切断北宁路，完全孤立了锦州，使锦州处于我们四面包围之中。攻克义县后，五师就回到了二纵队，回归二纵队的制。
但在义县战斗中，我们有很大的损失，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义县战斗已经结束，但为及时总结经验，战斗刚刚结束，朱瑞亲自赶去第一线视察炮兵阵地，不幸在途中踏上地雷，光荣牺牲。
朱瑞对建设东北炮兵和指挥作战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一点一滴，一门一门炮地搜集，组织起来并训练了炮兵部队。东北炮兵纵队的建立，和他是分不开的。朱瑞的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部队伤亡不大，攻城很顺利。
在攻克义县的当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出《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动员令。动员令指出：“我在北宁线上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的连续作战，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地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顾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接到动员令以后，我们立即分头向部队进行了传达教育。
东北野战军的首长是跟着部队前进的。当我们二纵队经过一夜的紧张行军，于十月四日晨七、八点钟到达帽儿山一带，与九纵相会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已先于我们到达帽儿山上。他们得知二纵队已到达，就派警卫员把刘震和我叫到了山上。我们当时感到很突然，心想林、罗怎么走得这样快呀！比我们还先到呀！
待我们到达山上时，只见林、罗、刘、谭他们都在观察地形。帽儿山离锦州大概有八至十里路，山下就是一片开阔地，再也没有山了。在帽儿山顶，东面可以看到打虎山，西面可以看到塔山，可以纵观锦州全局。林、罗、刘、谭当时就在帽儿山上对攻打锦州，作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就在帽儿山上，林、罗亲自向我们交代了任务，大致上确定，二纵和三纵是从北面攻击锦州的主攻部队，并具体规定了我们的突破口、攻击道路和与其他纵队的会合点。林彪很重视五师，特别交代最好把五师摆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最重要等。对四师、六师摆在什么地方，林彪也都提出了意见。我们当即表示，一定按林总的意见办。林彪要我们立即回去，准备和三纵并肩从北向南攻击锦州（二纵在右、三纵在左）。
同样，在帽儿山上，林彪、罗荣桓也分别向七纵、九纵和八纵布置了任务，要七纵、九纵从锦州南面，越过大岭河、女儿河，由南向北攻击锦州；八纵从高桥这边，由东向西向锦州进行攻击。
林彪将炮纵的一部分主力安排在七纵那边，要他们把炮阵地设在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一带，炮纵其余的大部分主力，林彪摆在了帽儿山，也就是安排在我们二纵进攻阵地的后面，炮纵政委邱创成同我们在一起指挥。炮纵的装备大部分是二八野炮，最远的炮射程可达二十多里。也就是说，在帽儿山上，炮纵的炮火不仅可以控制锦州的机场，而且还控制了锦州所有的据点。
待给各纵队布置完任务，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刘震回到了帽儿山下的指挥所。林、罗、刘、谭等人也走了。他们住在义县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和刘震回到指挥所以后，连夜召集各师师长、政委开会，传达东野总部首长的命令，部署了我们二纵自己要完成的任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实地观察了总部指定的进攻道路和突破口，明确划分了各师的作战分界线，并根据地形地貌，选择了各师攻击的路线。通过观察，我们决定先从锦州车站下手，那里有五、六个据点，必须先拿掉，不先占领车站，就不好攻打锦州城。
经过两天的准备，我们于十月七日开始肃清外围据点。结果集中火力一打，这几个据点一攻就破，守敌全部被歼。
七号以后，我们就全力准备攻城。第一、是给各部队下达任务，进行政治动员，然后区分三个师的作战分界线。
第二、部署挖掘攻城时用的壕沟。这是作战部署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帽儿山下去，一直到锦州城前，全部都是开阔地。加上敌人飞机的空中侦察和轰炸，这就更显得挖沟的重要性。秋季天气晴朗的日子居多，地还没有封冻，挖沟也还比较容易。部队全部摆开，一个连接一个连，每个师负责挖两条沟。四师两条，五师两条，六师两条，一切运输往来，都在沟里进行。白天休息，晚上挖沟。一到黄昏就开始挖，到晚上十二点左右，给部队送一次夜餐，吃完饭就再挖。拂晓以前，撤回驻地睡觉休息。由于几个师同时都在挖沟，大家拼足了劲，比赛着干，进度非常快，一个晚上就挖两三里路。走在沟里，敌人看不见，枪炮又打不着，我们完全安全，敌人完全被动。三个晚上，我们就把沟挖到了锦州城下敌人的炮楼跟前。林彪曾来视察过我们二纵三个师所挖的这几条沟，并表扬我们说：“二纵这个部队真不错，你们真是说到做到。”
第三、搞好火力配置。在突破口的前沿阵地，轻重机枪迫击炮、六0炮的位置得部署好。掩体、阵地得构筑好，大量的炸药包、爆破筒得准备好，手榴弹得一束一束的捆好。尖刀队、火力组、爆破组、突击组、支援组，统统都得组织好。所有的指挥员包括从班长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的代理人统统都得指定好，万一战斗中有人牺牲或负伤，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接替指挥。
第四、搞好后勤准备。战斗打响之前，卫生所设在哪里，伤员送什么地方，弹药和粮食、蔬菜在哪里领，这些都得事先安排好，并通知到每个连队。还有，抓到的俘虏往哪里送，收容俘虏的地方，也都得事先准备好，通知到。
部队这时的士气很旺，经过将近半年的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干部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人人奋通，个个当先。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争先恐后地争取参加突击队和爆破队。这些行动完全是自觉的，说明了部队政治觉悟的空前提高，“新式整军”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各项战前准备完毕，经过我们的认真检查，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们便向林彪、罗荣桓报告，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随时听候林、 罗的总攻命令。
十月十日左右，罗荣桓、谭政又在他们的驻地，召集参战纵队的政治委员开会，听取各纵队政委简单汇报攻城政治动员教育的情况，以及战术、技术准备情况。听完汇报，罗、谭就执行城市政策问题再次作了交代，要求各部队入城后一定要做到，保护好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好工厂、商店，保护好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保护好名胜古迹和建筑物，看管好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它财物，一切缴获都要归公。同时，还要遵守公共秩序，不滋扰人民，维护好解放军的声誉，切实做到人人守纪律，人人以实际行动作宣传。罗、谭还要求，参战的兄弟部队之间，一定要团结一致，以消灭敌人为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争夺俘虏兵，不争抢缴获。
会上还对战前的动员口号，作了统一规定。记得这些口号有“一定要打下锦州”、“夺取全东北咽喉”、“活捉范汉杰”等。
回到纵队后，我立即将会议精神向各师作了传达与布置。
十月十三日晚，林彪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参加攻打锦州的部队，在次日早上八点钟以前，都进入到最前面的突击阵地，准备上午十点开始攻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时，随着林彪的一声令下，参战各纵队开始向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一齐轰响，猛烈的炮火集中飞向突破口上的工事、碉堡。只见炮弹所到之处，尘烟飞腾，遮天蔽日。霎时间，敌人防守的锦州城就被打得城垮堡飞。
我们二纵队进攻的锦州城北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非常坚固，要从这里攻城，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林彪将炮纵的主力集中放在了帽儿山上，使炮兵居高临下，容易发挥出威力，因此只经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的炮击，我们进攻突破口上的敌人工事就全部被摧毁了。
这时，前面的突击部队报告，说可以开始攻击了。我们立即电话报告给林彪，说二纵可以开始攻击了。林彪要我们再稍等一下，说先让坦克为我们开路，要我们到十一点钟时再突进城去。不大一会儿，就见坦克跃出隐蔽地，冲向锦州城。我们一见，马上下令部队跟随坦克，沿着已挖好的交通壕沟，冲向锦州城。
三十分钟后，我们的部队就全线突破，突击部队迅速进入城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牢牢控制着突破口。接着，后面的部队就源源不断地跟着向前突击，直向锦州城的纵深发展。
十二点钟时，林彪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南面突破了，东面也突破了，要我们大胆地分割、穿插，先把敌人插乱，再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动作，对固守楼房、碉堡的敌人实施坚决攻击。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要求各部队在锦州城里大胆地进行分割、穿插，逐街逐巷地攻击前进。对固守在坚固的楼房、碉堡里的敌人，一定要先组织火力掩护，再以爆破筒或炸药包炸，最后组织部队冲上去。
到十月十五日拂晓，各路攻城部队先后在指定的会合地点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地区胜利会师。打掉了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但这时，由市区退入老城的残敌一万余人仍在顽抗，林彪命令我们二纵与七纵南北夹击，再次向老城发起攻击。二纵和七纵，经常在一起配合打仗，前不久打彰武就是二纵和七纵，这次打老城又是二纵和七纵。
我们攻克老城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当时的老城内有个城隍庙，敌人做的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借着这个工事，不断进行反击。战斗中，双方的手榴弹都是成串地往对方砸，子弹密集得几乎在空中相撞。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老城才终于被我们拿了下来。
十月十五日下午四点，在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之后，锦州之战全部胜利结束。这一战，我们全歼十五万守敌，而且俘获众多，共俘敌九万余人，包括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仅我们二纵队就俘虏了两万人。
说到俘虏范汉杰，还有一个小插曲：十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我们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经攻进锦州城。就在这最紧张的关头，范汉杰乘上一辆吉普车，直奔锦州机场。当时，我、刘震和炮兵纵队政委邱创成一起，正在指挥所里一起指挥战斗。范汉杰的吉普车从城里出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这辆车是直向西开往机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从北平方向来了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里。林彪这时来了电话，命令邱创成，要打掉这架飞机。结果炮兵乒乒乓乓一气打了二十来发炮弹，还是没有打中。林彪又来电话批评说：“你们的技术太差了。一定要打掉，非打掉不可！”林彪这一批评，邱创成赶紧指挥炮兵又打，结果一下子把飞机打着了火。看到飞机起火，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一下子都跳了起来。这架飞机，显然是蒋介石从北平派来接范汉杰的，把这架飞机打掉，范汉杰就无法再跑了，只能是束手就擒。我们一开始打炮，范汉杰就没敢再向飞机靠近，就停下来蹲在机场的草窝里。飞机一着火，他眼看没有了逃走的希望，就跑回锦州城里。我们攻下锦州以后，他又向南跑，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最后还是被我们抓住了。
国民党重兵防守的东北咽喉之地锦州，仅仅只守了三十一个小时，就被我们攻了下来，这样的结果不光是蒋介石、卫立煌等人想不到，也是林彪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打下锦州，完全截断了卫立煌集团向关内撤退的陆上道路，为全歼东北的敌人奠定了基础。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攻克锦州以后，十月十七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至此，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全歼廖耀湘兵团。
打下锦州后，我们就马上处理战后的一些善后工作。这些工作非常多，诸如安置伤员，悼念阵亡将士，处理俘虏，调整部队的干部配置，调配武器装备，组织部队休整，补充粮食和冬衣，对新补充的大批“解放兵”进行短暂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我们搞得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林彪来了命令，说是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已经从沈阳出来了，要我们立即准备回师东进，吃掉廖耀湘这条大鱼。
我们攻克锦州以后，长春守军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东北重镇长春和平解放，这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打击。他和杜聿明一起亲自坐飞机赶到沈阳另作部署。当时蒋介石估计，我军攻打锦州，伤亡很大，可能得休整个把月，因此下决心趁这个机会，将东北的蒋军统一从海上撤回关内，准备放弃东北，实行总退却。
由于他对卫立煌已失去信任，十月十九日，他宣布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这一撤退事宜。
在这之前，我们攻打锦州期间，由沈阳出援的廖耀湘兵团于十月十一日攻占彰武以后，因害怕我军的威力，以后就一直观望、徘徊在彰武、新立屯之间，不敢继续前进。我们攻克锦州后，廖耀湘不愿听从卫立煌的命令重回沈阳，便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蒋介石同意廖耀湘的请求，命令廖耀湘兵团由彰武、新立屯地区南下北宁线，准备撤入关内。
攻占锦州以后，我们有两个攻击方向：一是向南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一是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林彪决心向东。这里，有《阵中日记》的两段文字为证：“十六日：我决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十八日：形势发展对我更有利，我决在锦州以东地区，再歼敌一、二十万人。”
十月十九日，林彪在获悉廖耀湘兵团一部已占领新立屯，并继续南进后，判断他们有可能南下实行总退却，当即向中央军委建议：东北野战军的攻锦主力回师东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用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办法，在辽西的新立屯、黑山、沟帮子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出，一定要把营口堵住，占领营口，不让敌人从营口向海上退却，这是中央的命令。
十月二十日，林彪发出了攻击廖耀湘兵团的命令：
命令原在辽西牵制廖耀湘兵团的十纵队，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到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隐蔽待命，敌不动则我不动。若敌西进，则坚决迟滞敌人前进；若敌东退，则插到新立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争取时间，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命令攻克锦州以后尚未得到休息的一纵、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九纵、六纵十七师和炮纵主力，立即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要求各部队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中途只能作短暂的休息。不管部队多么疲劳，只要走到了黑山、大虎山、沟帮子一带，就是胜利，谁先赶到，谁就会得到最大的胜利。
命令四纵、十一纵继续在塔山地区阻击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保障主力的作战安全。
命令十二纵队及五个独立师进到铁岭、通江口地区，钳制沈阳地区之敌。
命令独立第二师以四天的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
命令还指出，如果廖耀湘兵团先转向营口撤退，全军主力立即跟踪追击，争取在营口、牛庄一线歼灭敌人。
十月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各纵队：“我军决定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力求全部歼灭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变，促成蒋介石迅速崩溃。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折，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队打得只剩几个人也不要怕），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
接到命令以后，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我们二纵队连续四天四夜不间断地行军，一直向指定的方向前进。为了抢时间，我们先是急行军，后是强行军，只管向前走。当时东野总部的指示是，不要去管掉队落伍的，掉队就让他掉队，落伍就让他落伍，赶到多少部队就算多少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白天黑夜地向前赶，干部、战士都是十分疲劳。这四天四夜都没有宿过营，只是在途中做饭吃的时候，指战员们在地上躺一会儿，然后爬起来吃完饭又走。
那几天，有这么多的纵队向着同一方向前进，路上十分拥挤，有的时候简直就是走不动。由于路窄，总部就要你自己找路走，有时就得绕路，这一绕路，就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
十月二十一日，南下北宁线的廖耀湘兵团，开始猛攻十纵队坚守的黑山、大彪山阵地。我十纵的全体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抗击，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整营、整团的多次冲击。尽管敌人调来飞机集中轰炸这个山头，但十纵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到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和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几个主力纵队终于陆续赶到了。十纵光荣完成阻击任务，阻住了廖耀湘兵团的前进，为全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条件。这一仗十纵打得空前惨烈。事后了解，十纵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了十几个人，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七、八个人。
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从锦州城赶来的东野主力部队，在黑山和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这大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把廖耀湘兵团团团围住。这里正是歼敌的好战场，敌人既无坚固工事可守，又无有利地形依托。这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从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开始，十纵拦住先头，六纵截断后尾，我们东返的主力纵队往中间猛打猛冲，廖耀湘兵团就乱了套了。
当时，林彪给我们下的命令是全线出击。我们几个纵队也不用讲什么战术、策略，反正就在这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一直打到把敌人全部消灭为止。围歼战开始后，敌我双方几十万队伍打在一起，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战斗。我们的部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团、以营、以连为单位，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打、猛冲、猛追，包围圈越压越小，仗也越打越乱。
正在这时候，三纵队在胡家窝棚，一棒就打碎了敌人的脑袋——廖耀湘兵团的前进指挥所，同时还打掉了新三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这一下子，失去了指挥的敌人就彻底地乱了套。我各个纵队乘机向敌纵深，猛烈穿插，分割围歼。激战至二十八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的五个军，十二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新一军主力及新六军全部，俘虏了廖耀湘本人，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在赶往辽西的过程中，数我们二纵队绕路最远。我们是一直绕到阜新，从阜新拐弯，再向黑山前进。所以这次围歼战中，我们二纵是最后赶到的。等我们赶到时，廖耀湘兵团大部分已被歼灭，我们只是在向黑山、大虎山前进途中打了一下，大概只俘虏了三、四千人。
战斗结束后，在这片围歼的战场内，敌人丢下的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装甲车、坦克、榴弹炮、枪支、弹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俘虏兵也到处都有，真是一派兵败如山倒的凄惨景象。而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全部歼灭廖耀湘兵团以后的辉煌战果。
廖耀湘兵团被歼之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逃走，将沈阳交给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由他统一指挥残余的十四万人孤守沈阳。
林彪是一个极善于抓住战机的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刚一结束，他就立即乘胜部署打沈阳的工作。由于我们二纵队在这次围歼战中，基本上没有打上多少仗，因此林彪将攻打沈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围歼战的枪声刚一停，东野总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二纵队和从长春下来的一纵部队，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就出发，日夜兼程，向沈阳进发，立即准备进攻沈阳，一定要全部消灭沈阳之敌。这样，辽沈战役就到了第三阶段，解放沈阳，解放全东北。
总部命令我们二纵和一纵经新民、巨流河，迅速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经进抵沈阳以南的十二纵队和进抵沈阳北郊的六个独立师一起，包围沈阳。
二纵队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于十月二十八日黄昏出发，连夜行军并架浮桥渡过了辽河。这时，辽河已开始结有一层薄冰。当晚下半夜我们就赶到了巨流河。渡过巨流河以后，经兴隆店、三台、马三家，连续两天三夜的急行军，于十月三十一日晨到达沈阳西郊。
在我们从辽西出发的二十八日晚，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乘坐的小吉普车在我们部队的行进路上与我们相遇。他们是要去指挥沈阳的歼灭战，要赶在我们的前面。林、罗当面向我和刘震交待，到达沈阳后，一定要先截断敌人往南的退路，切断苏家屯往鞍山、营口方向的铁路线，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跑。部队到达沈阳附近后，就等待总部攻击沈阳的命令。
三十一日早晨，我们到达沈阳附近，完成了对沈阳的包围，并切断了从沈阳到苏家屯的铁路联系，然后积极准备攻打沈阳。纵队部对四师、五师、六师的战斗部署如下：四师准备从正面向沈阳车站进攻，五师进至苏家屯，准备由苏家屯向北进攻，六师准备由西南向沈阳进攻。
十一月一日早晨，我们接到林彪、罗荣桓下达的向沈阳发起总攻的命令。
八点钟，我们在扫除外围据点后，就集中炮火，轰击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开突破口。沈阳没有城墙，一遇到敌人的碉堡或坚固的房子，我们就用爆破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三个师很快就突了进去，然后分八路向沈阳市中心攻击前进。先攻占了西车站，继而又攻占了铁西区。在攻占了沈阳市中心和平区以后，又转向东北，最后攻占了沈阳市的老城和小故宫，即原张作霖的住所。接着，我们又转向北攻，在环行大马路中心的太和旅馆附近，同一纵队和独立师会师。
到十一月二日，沈阳全部解放。我们歼灭和俘虏了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的国民党守军十三万四千余人。这一战，光我们二纵队就抓了四万多俘虏。
沈阳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据点，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是蒋军的老巢，攻占了沈阳，就解放了全东北。沈阳这个城市，虽然经过战斗，但破坏不多，因为守备沈阳的蒋军已经毫无斗志，我们是一攻即克，差不多是攻一地就下一地，最后是一路缴械，一直到全部解决战斗为止。
由于沈阳守敌的抵抗并不激烈，所以解放沈阳时，我们二纵队的伤亡很小。但可惜的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却牺牲了一个好干部。他是五师的一个团长，名叫薛剑强。薛剑强是豫东永城县人，在我们二纵队一直是一个拨尖的干部，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团长，都非常优秀。薛剑强这个人打仗非常勇敢，也非常机智，几乎每打一仗，身上都要带一次伤。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展评选英雄的活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沈阳战斗胜利后，仗已经打完，我们缴获了很多东西，他高兴了，就摆弄起刚缴获的一门火箭炮，结果引起了爆炸，把他自己给炸死了。我们当时都很痛心：他在战斗中历次负伤，都没有牺牲，结果却在摆弄战利品时牺牲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呀！他的牺牲，是我们二纵队一个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干部，对缴获来的炮和炮弹，在不熟悉它们的性能之前，都不要随便摆弄。
在我们攻占沈阳这个国民党在东北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据点的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其它纵队也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锦西、葫芦岛等地，使东北全境均获得解放。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又十六个团（内有一个军起义、一个兵团部并一个军投降），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国民党军队除杜聿明率残敌一万余人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其余的全部被歼。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从一九四五年冬天，十万大军陆续出关进入东北，到一九四八年冬，全部解放东北，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接着又是八十万大军入关支援华北、 解放平、津，一共只用了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东北的全部解放，为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指挥。抗日战争一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立即从山东、苏北、华北、西北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共十三万多人进入东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去东北的是最多的，党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下了最大的本钱，要夺取全东北。
第二、东北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密切配合，上下一心，将士用命，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上面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就胜利到哪里；打到哪里，交通运输兵站就设到哪里，后勤就支援到哪里。不管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各级地方政府带领民工、担架、车辆，把粮食和各种物资送到那里。部队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地方政府也就连续支援，一直支援到我们进关打天津为止。仅以辽沈战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的民工就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经常在前线参战的有十万人，由后方运送到前线的粮食约七千万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东北背靠苏联和外蒙古，使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优。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以后，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在东北，敌人没有把我们全部包围住。虽然当时苏联刚刚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但苏联红军撤退时及撤退以后，都给予了我们适当的援助。尽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认东北局、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的领导成员，特别是林彪，在具体指挥上的功绩。林彪曾是东北局的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的“东北王”。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绩是无可非议的。
攻占沈阳以后，我们在沈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队看守仓库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驻扎，就连我们纵队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苏家屯一带，城里的统统由东北军区指定的卫戍部队来担任警戒，维持市内秩序。
部队撤离沈阳之前，我们先清理了战场，将街道上的敌人尸体全部运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送往医院外，也把敌人伤兵收容起来，送到医院。俘虏兵集中编队，由我们派班长、排长、连长带领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队撤出城后，我们二纵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后来作了检查，这就是部队私拿仓库东西的事。
蒋军在沈阳市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军火库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车辆；被服仓库里有不少的冬衣，如绒衣、毛衣、风衣、棉衣、大衣、鞋袜等；粮食仓库里有不少从美国运来的面粉和罐头食品，一日三餐，分别打开一个罐头就可以了。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一概不准动，要交由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统一处理。但是，当时陶铸手下没有兵，还得由我们部队来看守这些仓库。我们二纵队攻占的地区，是蒋军主要仓库的所在地。这些仓库就由我们二纵队派部队进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缴获都应当归公。我们也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但是由于胜利，又有大量的缴获，使我们有的部队看到眼红。有的就搞本位主义，偷偷摸摸地把仓库里的面粉搬到部队里去吃，把衣服装备拿到部队里去穿去用。这些事情最终传到了我们纵队党委的耳朵里。当时我是纵队的党委书记，我很担心，怕这件事情万一被查出来，就不好交代。可我把这件事拿到纵队党委常委内部议论时，大家的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说：“咳，政委，捞这么一点点算啥呀！仓库里的东西多的是，而且仓库是由我们守备的，拿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也就睁个眼，闭个眼，说我是官僚主义也好，是纵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东西，我当时也是心中无数。
可也不能让部队就这样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说：“拿了就拿了吧，但是以后再也不能拿了，得把仓库全部都封起来。”结果我到处贴封条，然后把仓库交给了军管会。当时军管会也是忙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详细检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发现。
后来我们自己一检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们吃半个月的！当时在东北，部队都吃高粱米，这下弄到了这么多的面粉，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些面粉，我们不仅在沈阳吃，进关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些。还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服装，我们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衬衣、一条皮带、一双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质量很好，全都是纯羊毛的。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内心受到谴责，感到不好受。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里一个叫九爷庙的地方，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先和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几个同志商量说，我们在沈阳犯了政策性的严重错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不作检讨，不作交代，以后就不好交代了。与其将来受处分，不如现在受处分。我是党委书记，我愿意负责，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于是，经过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同意，这次会上，由我发言，对这件事作了一个全面检讨，并且上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材料。大意是说，在沈阳战斗中，我们二纵队违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缴获的东西，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对拿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会上这么一检讨，其它纵队的同志立即哗然。说：“你们二纵队怎么这么干哪！”我们受到了大家的责难。但林彪在我作完检讨之后没有说话，只有罗荣桓问我：“你现在才讲，早为什么不说？”我说：“早，我不敢讲。”以后罗荣桓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后来，野战军政治部把我的检讨全文登了出来。这个检讨书一登，整个东北野战军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还骂：“这个吴胖子，当面说得漂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轮到自己就抓一把。从沈阳捞了，到北平才作检讨，现在还刊登他的检讨全文，好像是表扬他似的。”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我觉得这是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犯的第一次大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经错了，无法挽救，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诚恳接受，毫无怨言。
后来因为我主动作了检讨，部队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务，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林彪、罗荣桓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只批评了一次就算完事。
从我自己来讲，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有干过这样违反纪律规定的事，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下面的部队自己搞起来的，但我后来没有顶住，实际上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把仓库里缴获的东西私自拿来照顾自己的部队，而且拿的数量还不少，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全纵队有六、七万人哪！从历史上来说，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