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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撰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在其他照片背面,莫理循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唯独沈荩这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沈荩,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这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于是他转而在媒体上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正是这张照片才使现在的我们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称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据说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位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则新闻。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金融系。我看了关于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读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其实和做不做记者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