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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二一六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二营做预备队，三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一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住了。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5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订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这样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是怎么对付日军战车的：“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告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轧我们的单兵，辗轧之下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什么的，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差呀。”
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算得上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和胡家骥二一六团一起进攻汇山码头的，还有杜聿明的南京装甲团——这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结果参加战斗的坦克战车全部被击毁。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和坦克战车进行协同作战。坦克战车手们认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后面而不懂得火力掩护，而步兵们则认为，你坦克自己有装甲，为什么不让我们躲，还要我们配合掩护？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步炮协同”。为了打上海，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团。但是在攻击时，炮兵和步兵却缺乏实战协同演练，最终往往是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向敌方阵营发起冲锋。
还有就是从指挥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现代化战争经验不足的问题。
桂军是当时地方军中公认的最能打的部队，白崇禧也憋足了劲想让桂军在淞沪会战树一面旗帜，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击战中，他一下子投进去了桂军6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火力侦察和压制，冲锋前的烟雾弹又因为风向原因被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就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成了对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军士兵虽然抱着必死的信念拼命向前冲锋，但绝大多数好男儿都倒在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之下。
只打了一天，桂军6个精锐师就全垮了，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军队的斗志毋庸置疑，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伤亡。按照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史说的回忆：“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之后，就留下了几副伙食担子。”
其实何止是一个团。当时中央军的一个师上去，能顶一个星期；杂牌军的一个师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残了。连见多识广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忍不住感叹：“淞沪战场真是一个血与肉的大熔炉。”
淞沪会战开战10天，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张治中又急又愧：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一开始的数量是日军的十倍之多，虽然猛攻猛打，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最终让日军固守待援的战略意图实现。
为此，蒋介石把自己着力培养的亲信陈诚也调了过来，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负责指挥淞沪会战。
但是，战况依旧没有改观。
随着登陆增援的日军大幅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处境越发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