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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参会的，有外交部的，有国家体委的，也有对外友好协会的，周恩来直接开门见山：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
周恩来明确指出，既然后藤钾二已经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入纪要，为何还一定要他写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最后，周恩来似乎发了点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
周恩来的眼光，确实要比很多人长远一些。
当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已经完全对中国撕破了脸皮，在“珍宝岛冲突”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吓。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锋芒已经大不如前。从之前种种不同场合的蛛丝马迹来判断，美国其实在不断释放或明或暗的信号：我们愿意同中国接触。
而中国此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几乎关闭了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面对明显将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其实也到了需要寻求突破的时候。
但是，就在周恩来做出同意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决定之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又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国政府立刻表态支持西哈努克政权。不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和朝鲜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支持——比如放弃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为有朗诺集团的运动员参加。
周恩来决定先听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
在那场连夜召开的讨论会上，乒乓球代表团也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认为，既然答应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参赛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对整个国家也有利。还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赛，去现场开展斗争。
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一直等到凌晨3点，直到听到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总结汇报后，他拍了板：遵守诺言，参加比赛！
同时，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诺集团或南越集团的选手，我们就弃权。
当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随即自己亲自动笔，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份逻辑清晰的情况报告，请示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注：当时日本右翼宣称将要暗杀中国代表团）。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乒乓球队，就此出征名古屋。
徐寅生，后担任中国乒协主席。按照他的回忆，在那个晚上，他是主张去的，而庄则栋是主张不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