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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邓稼先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当时，全中国只有两台每秒运算可以达到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邓稼先留守北京，派于敏坐镇上海。随后于敏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一举解决了氢弹原理的重要问题。

随后，邓稼先也赶赴上海，和于敏以及团队一起通宵达旦地推演和计算，最终奠定了氢弹的理论研究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和于敏（右）在一起。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研究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为中国氢弹研制成功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而中国这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不容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文革”开始后，周恩来第一时间请示毛泽东，随后中央做出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到冲击。

但是，当时间到了1971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失控。邓稼先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开始出现了“大字报”，出现了“造反派”，出现了批斗院领导和科学家的情况。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作为北京医学院教授也被批斗，他的二姐因为被无休止批斗，含恨自杀。

而邓稼先也自身难保，他和于敏、胡斯得等人被押到了青海基地接受批斗。有的“造反派”怀疑科学家是外国间谍，要求他们把中国核试验的关键数据都“如实交出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稼先和一批科学家顽强反抗，一字不吐。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邓稼先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科研工作正常进行，也用了很多“小手段”。比如当时院里分成两派互斗，邓稼先就先把一派叫到办公室说“有机密传达”，另一派立刻闻讯赶来。邓稼先就当着大家面说：“法国马上就要研制出氢弹了！我们很可能要落在他们后面了！”于是两派人马都挥舞手臂高喊口号：“坚决超过法国！”然后就携手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就在邓稼先也深陷“被批斗”泥潭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受中国政府邀请，在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杨振宁下飞机后，中方接待人员问他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开了一份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杨振宁不知道，自己这份怀念友情之举，无意中救了邓稼先。

周恩来接到杨振宁的要求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批斗中救了出来。邓稼先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一离开，于敏、胡斯得等一批科学家也就“得救”了。

杨振宁与邓稼先见面后，两人都无比激动，几乎无话不说——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杨振宁知道，有一个领域的话，是不能多问的。

197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前的合影。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张文裕（高能物理学家）

在杨振宁回国前，邓稼先送他上飞机，都走上舷梯了，杨振宁实在忍不住，转身轻声问邓稼先：“稼先，我还是实在忍不住想问，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随后，邓稼先立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回复是：“可以说，如实说。”

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由于杨振宁是从北京转上海再回美国，那封信在杨振宁离开上海回美国之前，就由民航专门送到了。

当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一个饯别宴会，他拆开了专门送到的这封信，看到邓稼先在里面写着：“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当场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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