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盛世的前奏
北周武帝英年而崩，子嗣位为宣帝。宣帝淫逸无度，父皇尚未下葬，即逼淫宫人，同时立了四位“皇后”，“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或“晨出夜归”，四处流浪。宣帝对臣下任意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宣帝在位八个月后，传位于年仅八岁的儿子，称自己要去“高蹈风尘”，并自称“天元皇帝”，年余而崩（580）。十个月后，杨坚废小皇帝而称帝，史称隋文帝。
杨坚是宇文泰时代八柱国大将军之一隋国公杨忠的儿子，杨家五世居武川镇，是西魏、北周的股肱之臣。杨坚平北齐有功，亦进位柱国，在朝中势力很大。宣帝的四位皇后之一是杨坚的女儿，故杨坚的地位很高，宣帝崩后，被拥辅政。他“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与“天元皇帝”的“刑政苛酷，群心崩骇”适成对照。宇文氏的宗族及鲜卑重臣对杨坚不满，起兵讨其“不臣”，今河南、湖北、四川一带均有叛变。反对杨坚的势力起兵之初都很有声势，但很快都为杨坚所敉平，民心归附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势下，杨坚将宇文泰子孙杀尽，以免后患。赵翼批评他：“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廿二史札记》卷十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条）但若非如此，战争必将接踵而至，更多的人要遭殃。赵翼在以“妇人之仁”论史时，忘了北周宣帝屠戮无辜的暴行。
隋文帝（581—589—604在位）在位二十四年，他的主要工作有三：修明内政、绥辑边疆（突厥、吐谷浑、高句丽）、灭陈统一中国。分述如下：
隋文帝时中原已统一，在均田制之下，若无荒歉，百姓生活尚平稳。文帝个人生活很节俭，严禁奢靡，当时“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铜铁角骨而已”，一片简朴风尚。“薄赋敛，轻刑罚”是他施政的要旨。酒榷、盐税皆免除，调役均较北周减轻，百姓年五十即免役，均是惠政。最令人称道的是严劾贪污官吏。他任命主张撤换武人任刺史的柳彧去巡察今河北一带，一次撤换贪官二百余人；护送西域贡使之人，仅接受小馈赠如鹦鹉、马鞭之类，也受严惩；“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自后汉末叶以来，官吏贪污成风，“五胡”以降，官吏贪赃枉法、峻削百姓的情况相当普遍。经隋文帝整饬，朝廷惠政才真正施及庶众，所以史称隋文帝“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又称在他的统治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这是真正的太平盛世，与所谓“文景之治”时，“人民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境况，苦乐不可以道里计，读史者岂可不察！
世谓隋文帝勤政而不爱民。他处理朝政，自旦至昃，宿卫也不能安坐下来吃晚餐。文帝十四年（594）大荒，各地仓库盈溢，但隋文帝不开仓赈济。唐太宗讽评隋文帝惜仓库而不怜百姓，确是“啬于财”。隋文帝的节俭习惯晚年尤甚，文帝二十一年（601），政府“废太学、四门、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七十人。魏徵说他“素无学术……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观他废学诏，似很推崇儒术，只责学者“徒有名录，空度岁时……多而未精，今宜节省”，节省学生数，自也节省国库。某年关中饥，隋文帝遣左右视百姓所食，见为“豆屑杂糠”，“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遂将近一年用膳食不食酒肉，足见其民胞物与之心，但他仍不开仓赈饥！吝啬似是他的天性，节俭是他的优点，皇帝不奢靡，天下苍生也受惠。
隋文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外抚戎夷”，最主要的是外抚突厥。源起于中亚的突厥，于552年灭掉柔然，征服了今蒙古国一带，成为北部最强大的部族，代替了以往匈奴与柔然的地位。时北齐、北周对峙，突厥左右逢源，势力日强，“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隋文帝时，突厥大举入侵今甘肃、陕北一带，“六畜咸尽”。文帝十九年（599），隋乘突厥五部争雄，用长孙晟远交近攻之策，间离其内部，大军出击，破之，突厥遂分为东、西两部。隋文帝操纵东、西突厥，使东突厥降服入贡。后隋炀帝北巡云中，突厥启民可汗躬亲为隋炀帝除去帐内杂草。隋末唐初，中华内乱，突厥始再为患。
吐谷浑是由辽西迁到今甘肃、青海一带的鲜卑人，齐、周之际始强大，常侵扰北周。文帝三年（583）隋曾征讨之，虽战胜，但未破其主力，故吐谷浑仍伺机患边。至隋炀帝五年（609）隋始大破之，降其部众十余万，得畜三十余万头，西疆始靖。
对隋影响最大的是征讨高句丽。汉武帝时曾征服高句丽，设郡治之，王莽时高句丽叛，此后叛服无常，所谓“服”，也无非是受册封与入贡而已。北魏时高句丽岁贡黄金二百斤、银四百斤。隋建国后，朝鲜半岛上有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其中以高句丽最强大，高句丽亦遣使入贡。至隋平陈统一中国后，高句丽不自安，恐惧成为隋的下一个征服目标，因此暗治甲兵，以为预计。隋文帝对高句丽的行为也有很多不满，曾诏责高句丽王不当侵扰臣属于隋的部族，不当利诱或杀害边境的隋民等（597）。次年高句丽进兵辽西，战端遂开。隋文帝命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伐高句丽，结果水师遇风，军舰飘失很多，陆军以粮糈运输困难，又逢疾疫流行，无功而归。高句丽王亦遣使入贡，遂罢兵。此后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成为他败亡之主因，下文再叙。
隋文帝即位后即进行统一工作。文帝二年（582），他派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自寿春“水陆俱进”伐陈，适陈宣帝崩，隋军遂遵循“礼不伐丧”的古训而班师。但他仍积极进行准备工作，首先是将据长江中游的后梁政权除掉，直接控制长江中游，取得顺流而下直逼建康的军事优势（587）。他命杨素到蜀地造船，大者可载卒八百人，小者亦可容百人。文帝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于寿春，宣布陈朝罪恶，声言讨伐。隋文帝以次子晋阳王杨广（即日后之隋炀帝）、清和公杨素等四人为行军元帅，率精兵五十一万八千人，分八路进兵。陈后主陈叔宝自恃“王气在此”，群臣亦以“长江天堑”自矜，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毫无戒备。隋将韩擒虎率兵五百夜渡天堑长江，采石的陈军皆醉卧，江南父老痛恨陈后主的腐败，齐起欢迎隋师。隋军在广陵渡江，陈廷亦毫无所觉。两军直薄建康，陈军大将任蛮奴降隋，少数陈军欲抵抗，任蛮奴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隋军入建康后，陈廷群臣议对策，陈后主说：“吾自有计。”乃逃入井中，隋军呼之不出，声言将投石入井，乃与二妃并缚，从井中拉出。陈后主见隋将贺若弼，“惶惧流汗，股栗再拜”，后被送至长安，被封为“长城县公”，十五年后卒。他在隋军兵临城下时还在昏睡，降隋后亦“常耽醉，罕有醒时”。他希望能“得一官号”，以便上朝。隋文帝闻之，感慨道：“叔宝全无心肝！”隋文帝的对手是这样一个人，是他能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很轻易地统一了分裂两百八十余年的中国的原因之一。
此外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简而言之，南朝自北府兵成立开始，军权掌握在权臣手中，自刘裕开始，南朝的开国之君均拥军而自立，死后继位者多愔弱幼稚，军权遂落入昔日大将手中，隋则反是。北周的府兵为皇帝直属部队，隋文帝的五十一万大军，训练号令统一；陈叔宝的十万“甲士”，将领各有心怀，焉能御敌。其次是南朝的政治与百姓、世族均脱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王室、大臣皆腐化到极端，与北方儒术与政治凝合的情况完全两样，所以在聚敛无度、荒淫残暴统治下痛苦呻吟的江南百姓，欢迎隋军而与之合作，也无亡国之恨。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自北魏实施均田制至隋文帝统治已近百年，北朝物康民阜，国力雄厚，人口已逾四千万，而陈的人口仅两百万。南北相比较，强弱之势悬殊，形容隋挟雷霆万钧之势以灭陈，亦不为过。
隋文帝在统一中华之后十五年，享年六十四岁而崩。据唐朝魏徵《隋书》记载：文帝二十四年七月，“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隔日崩。司马光《通鉴考异》引马总《通历》，说太子杨广侍疾时调戏文帝之内宠宣华夫人陈氏，陈夫人告帝，帝因怒而欲废广，广弑帝，是为炀帝。《考异》同时另引赵毅《隋大业略记》，称所调戏者乃容华夫人蔡氏，两说不同一人。顾亭林（顾炎武）说：“一事两书，必有一误。”（《日知录》卷二十七）按魏徵于唐太宗三年（629）奉命修隋史，距隋文帝之死不过二十五年，如果马总、赵毅所载之传说是真实的，魏徵无理由为之曲护。司马光弃魏徵之说而采野史以撰《通鉴》，颇费推敲。这便是一般说隋炀帝弑父的根源。但观《隋书》文帝卧于宫中，与臣下“握手歔欷”诀别之情况，则被弑之说似不可能。司马光于1065年奉诏撰《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晚于魏徵之撰《隋书》将近四百五十余年。考古发掘，可使后世所知古史胜于前人，杨广弑父之说不属于考古范畴。
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特殊之地位：
一、他是将分裂了两百八十余年的中华世界重新统一的功臣；
二、他二十四年节俭勤政、休养生息的统治，使广大的百姓受惠，为唐代盛世奠定基础。他死后十四年隋亡，没有子孙长期豢养文人去歌颂他的功德，所以他显赫的历史地位隐晦不彰。
隋炀帝（605—618在位）即位后，亟亟于从事一统天下的建设工作。他首先重建洛阳，初名东京，后改为东都。中原自“五胡乱华”后即常成东西对峙的局面，自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又东西对峙了四十余年，隋炀帝为了消除长时期地区之间的隔阂，所以建设洛阳，以平衡东西的形势。其次是加强南北文化及经济的交流。南北的分裂，如果从东吴算起，有三百六十余年之久。江南同中原，无论从文化、社会、经济、情感等各方面来说，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隋炀帝为了消除这种“长江以限南北”的现象，所以下令开凿由杭州经扬州而达洛阳的“通济渠”。这条由钱塘江起，北上贯串长江、淮河而达黄河的运河，是中国交通上的大革命。中国的主要河流均自西而东，是南北界线加深的主因，大运河克服了这个分裂中华文化、经济的障碍，使中华世界的凝聚力量加强。后隋炀帝又下令将这条贯串南北的管道从洛阳附近开凿到北河（燕京），称为“永济渠”，功能更扩大。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非有极远大的眼光与气魄，非有极雄厚的财力、人力与企划力不能完成，可与长城媲美。可惜兴创这两大工程，嘉惠后世最为深远的伟大人物——秦始皇与隋炀帝，都被他们以后的皇帝们嗾使的文人所诬蔑与丑化了。竟有人说隋炀帝是为了要游江南，所以役民为之开凿运河。要游江南，兼旬可到，坐等数年运河完成才出游，则需要很大的耐性！
营东都同开运河，劳民耗财，无疑是当时人民怨恨隋炀帝的原因之一。《隋书》评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此说也近乎事实。因为隋文帝遗留给他的是一个极其富厚的国家，因此他勇往直前建设，自不免苛暴随之。不过真正引起各方叛乱的，并不在创兴上述两大工程，而在于他三次征高句丽的失败。
隋文帝曾征高句丽，无功而归。隋炀帝自恃国力雄厚，永济渠开通后，粮糈运输方便，乃述高句丽王高元之罪而下诏亲征。612年，隋炀帝以二十四路大军统率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出发，高句丽诱敌深入，屡次派人行诈降之计，大败隋军于萨水（今朝鲜清川江）。次年，隋军再征高句丽，隋炀帝亦亲赴前敌。权臣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叛乱，进兵围洛阳，隋炀帝急忙撤兵，高句丽乘机追击，隋军伤亡甚重，“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皆弃之而去”。次年（614）隋炀帝不死心，三征高句丽，在平壤战而胜。高句丽惧，乞降，隋炀帝亦乘势班师。三次远征失败，损兵折将，元气大丧，最后一次伐高句丽征兵，“多失期不至”，可见政府威信已失，乱象已成。
隋炀帝七年（611），天下乱象已萌，又值今山东、河南一带发生大水灾，民生痛苦之至，而隋炀帝于此时准备征高句丽，以该地为粮糈供应基地，百姓徭役繁重，民不堪命。《隋书》述当时百姓情况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饿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为盗，“大者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而隋炀帝仍以鼠窃狗盗视之，不以为虑，仍然继续对高句丽用兵，这有如火上加油。至炀帝九年杨玄感之乱后（613），各地民变蜂起，如火燎原。杨玄感是隋开国元勋杨素之子，他纠合隋开国功臣后代四十余人叛变，隋炀帝虽迅速自辽东回师敉平，但一叶知秋，隋朝统治阶层的力量已现裂痕。
616年，隋炀帝第三次到江都（今扬州），中原已成群雄割据的局面，隋炀帝认为江南可以隔江而治两百多年，他自亦可偏安于此，对皇后萧氏说：“外间大有人图侬（吴语“侬”是“我”的意思），然侬不失为长城县公（陈叔宝降隋后所封）。”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砍之！”及要被叛军砍头时，他却说：“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然后解下自身的练巾授予叛军令孤行达，行达缢杀之，时年五十。
杨广年二十岁时率兵征服陈，那是他首次接触江南文化，遂对之十分倾慕，受影响很深。观其一生行止，在继位以前，他是一位能力很强而又深藏不露的青年，深得父亲的信任。文帝至仁寿宫休闲时，常令其“监国”，《隋书》称其“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应是事实。隋炀帝继位不及五个月，即发丁男数十万开始兴建各种大工程，并恢复被父亲所废置的“国子等学……教习生徒”。他奖掖“节义可称”的“文才美秀”到政府任职，并“博访儒术”以安生灵。他还特地寻求孔子之后裔，封之为“绍圣侯”，尊孔子为“先师”。以上行为足见其倡文教、励精图治之企望。但他似乎秉性情感用事，而复感染江南清虚思想的习气。突厥启民可汗对他的恭顺，使他对高句丽王的抗拒产生了不能满足的情绪。炀帝三年（607）八月，隋炀帝在接受启民可汗的朝贺后，告诉高句丽使者：“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他说这句话之后不到五年，即开始导致他覆亡的三次征高句丽之役。有人认为这是隋炀帝臣属之军人欲立功所鼓煽而成，这不符合史事。隋炀帝的统治已很稳固，他过分情感用事，要争取面子，痛恨高句丽国王不能如启民可汗一样亲身入朝，这虽是无关宏旨的细节，却有损他的虚荣心，所以他不惜三次征高句丽。缺乏理性是他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致命伤。他在江都时，更是醇酒妇人，纵情声色，一如陈叔宝；一面自我安慰可以偏安，一面亦感到好景不长。他说“好头颈，谁当砍之”时，萧后惊问其故，他笑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真是看破红尘的佛老思想，不能想象出自一位大皇帝之口。隋炀帝是个内心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一个有雄才的亡国之君，没有孝子贤孙皇帝掩饰他的缺失，去歌颂他的“盛德”，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被注定了的。
隋的统一，是中华世界重建大一统的序幕，有如秦之于汉。唐高祖李渊自618年到624年，经过七年的争战，敉平了群雄，统一盛世真正到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