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的政局
李渊的七代祖李暠于“五胡乱华”晚年据陇西称王，史称西凉（400—421）。后世仕北魏，属于武川镇的将领。祖父李虎，佐宇文泰有功，被封为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北周受禅后，又被封为唐国公，这便是“唐”朝的源起。李渊于566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姊妹，故李渊为隋炀帝的表兄。隋炀帝在江都，任李渊为晋阳（今太原境）留守，依畀很深，时（617）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隋帝之行宫，在晋阳）举兵反，李渊命次子李世民及隋将王威讨平之，李世民于旬日间聚众万人，李渊长子李建成亦“潜结英俊”密图大举。是年五月，李渊杀掉隋炀帝留在晋阳监视自己的王威，遂举兵，同时派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请其出兵相应，约定征伐所得之城池归唐，子女玉帛归突厥。李渊先征服今山西一带，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李世民分别领左右两大都督，三子李元吉留守晋阳。李渊率兵三万进攻长安，突厥派兵五百、马两千匹加入唐军，又沿途收纳亡命，至关中时已有众二十万，长安旋即被攻破，自起兵至此，费时仅四个月。李渊自封为大丞相，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其孙杨侑为帝。次年（618）三月，隋炀帝被缢杀于江都，两个月后李渊称帝（618—626在位），立李建成为太子，任李世民为尚书令，总理庶政。杨侑于次年五月被弑。
隋末的民变，自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即已发端，至隋炀帝被杀，全国大动乱即爆发。李渊不过是当时二十个称王称帝的集团之一而已，其他声势较大的有据今山东一带的窦建德，河东的刘武周，南方的李子通、萧铣，中原的王世充、李密等。李渊在隋朝的声望已很显赫，加之经验宏富，气度“宽仁容众”，与其他群雄草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具有高度的号召力，何况据有长安。以雄踞洛阳的王世充来说，其祖为西域胡人，隋炀帝时任江都通守而已，他对大将秦叔宝与程知节（程咬金）“均待之厚”。知节谓叔宝曰：“世充多诈，数与下咒誓，乃巫妪，非拨乱反正之主也。”遂弃世充而降唐。王世充不仅好发誓，而且多言，不得要领，最为部下厌烦。窦建德是农人出身，曾从军为队长，隋末为盗，及擒杀叛隋之宇文化及后，始称夏王。窦建德略有胆识，但胸无韬略，李世民论他“未尝见大敌”，后果被俘斩首。
唐高祖的战略是先安定后方，用兵陇西，对东方之强者李密，“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李密为他抵御东方的敌人王世充，所以他很快即平定今甘肃、山西北部一带的割据势力。李密与王世充战败后，投降唐高祖（不久叛，被斩）。至是唐始派秦王李世民出关攻洛阳王世充，王世充求救于窦建德，后者率兵十余万赴援。李世民进兵围洛阳，守虎关以御窦建德，窦建德不用谋士渡河攻河东之地以纾洛阳之围的计策，为唐兵大败。王世充为形势所逼，孤城无援，亦投降，后被废为庶人，为仇家所杀（621）。嗣后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勾引突厥为乱，为太子李建成平定（623）。至高祖七年（624），长江流域的割据势力全部被敉平，持续了近十年的屠戮劫掠始告结束，盛唐之世于焉开始。直到安史之乱为止（755），中华世界重享和平一百三十八年，也在这一段时期创造出了耀古烁今的文化。
唐代隆盛的原因，可于其制度之健全合理中求得答案。按唐制渊源于隋，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陈之典章制度，至唐太宗时斟酌损益，制定完善，使其健全合理。其最重要者有四，分述如下：
第一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稳定繁荣社会经济的基础，它是由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发展而成的。男子年十八以上者，授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于年满六十归还政府，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持有。每丁岁纳粟二石，是租；随其乡之所产，岁纳绫绢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是调；每岁为政府服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是庸。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均免。另定有灾害时减免租庸调的办法。这个制度使田纳租，户输调，身服役，负担均分，而且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亩，只纳二石，等于四十分之一，庸二十日仅及汉三十日之三分之二。在这种制度下：
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离）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吴兢《贞观政要》卷一）
好一个“囹圄常空”“外户不闭”、家给民足的社会。
第二是府兵制。隋文帝已为府兵制树立规模，唐初略有更张而已。其制是分全国为六百三十四折冲府（府的数目，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关中，亦即首都附近设二百六十一府。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由折冲都尉统率。府兵从均田制下的农民中遴选，年二十入选，六十退役，平时种田，冬季由折冲都尉教习阵战，所有武器、用具、粮食均由府兵自备。身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除。到长安当宿卫一个月称为“番上”，按距长安之距离定之，五百里为五番，五百里以外六番，千里七番，一千里以外八番，两千里十番，两千里以外十二番。举例言之，距长安一千里之府兵，每七年始赴长安当宿卫一个月，并不困扰当府兵的农民。“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兵），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长安附近有府兵二十六万拱卫，而无军人握重兵之弊端。府兵制有三大优点：（一）政府不耗巨额糈饷以养兵；（二）府兵均殷重农民充任，武器自备，故军纪较佳，武器操练纯熟，战斗力强；（三）无人能拥兵自重形成割据。故唐初百余年，国威远播而库帑不耗竭，军力强大而无军阀。
第三是三省制，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设中书令二人、侍郎二人、中书舍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举凡国家军政，均由中书舍人草拟，由中书令及侍郎审订之，咨送至门下省。门下省的长官为侍中，下置侍郎二人、给事中四人，其主要职掌为对中书省所咨送来之诏令策敕进行审订，若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之拟议，可以“封驳”，即驳回重拟之意，如同意，即咨送尚书省。尚书省之首长为尚书令，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由左仆射领前三部，右仆射领后三部。按门下咨送诏敕之性质，分别由六部尚书主理，六部尚书则下达其诏敕与执掌有关之九卿（寺），由九寺分别负责执行，并将执行之经过，限期向有关之尚书报告。故秦汉以降之九卿到唐代成为事务机关，并非徒有虚名之衙门。唐太宗为秦王时曾任尚书令，故此职虚设，仅唐德宗为雍王时以收复两京有功，拜尚书令为唯一例外，郭子仪虽有诏拜尚书令，但坚辞未就。
三省制中的长官，如尚书、中书原均为皇帝左右卑职，侍中亦然，魏晋初设时，亦不过是护驾负玺之侍从，由于接近天子，权势日隆，演变到隋唐，成为政府最高官员，然其权力分而为三：发号施令、严行审查、负责执行。学者研讨三者孰为真宰相，或谓中书令与侍中为真宰相。其实未必尽然，因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共有十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草拟与审查诏敕的人物。为沟通两省意见设立政事堂，事先议定然后入奏。初设于门下省，后迁至中书省，称“中书门下”，用中书门下之印。左右仆射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的头衔，即可出席政事堂。所以，实际上唐代并无一真宰相的职位，是重臣共同拟定施政方针，奏由皇帝裁决。三省无异于皇帝的智囊团，而智囊团的遴选黜陟，并无客观标准，仍由皇帝乾纲独断，所以所谓唐代已重建宰相职权之说，并非事实。三省制是集体领导，有抑制平衡的功能，使大政考虑较周详，奸人不易弄权，皇帝耳目一新，避免偏信独断，实大有裨益于政治之清明。
地位独立、专司监察政府的御史台，首长称御史大夫，中丞二人为副，下分三院，共御史三十人，分主监察内外文武百僚。尚有掌批答四方书表，随时侍候皇帝吟诗作赋的翰林院，内置学士若干，唐太宗初意在崇儒，其后则流于文学侍从，与政教无关。
唐代对地方政治亦大有兴革。盖自汉以来，地方政府多为当地豪强世族把持，或由军人担任。唐代初设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均由吏部选任，其属吏亦然，绝非以往“自辟”属吏可比。唐太宗曾告诫吏部尚书杜如晦遴选地方官时，要注意其人之品德。他将各州刺史、都督之姓名书在屏风上，“坐卧恒看”，与以往不重视地方官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
第四是科举制。两汉魏晋选拔人才的方法是选举，由郡守全凭主观评价向朝廷选举人才，是以品德为标准，即孝廉、贤良方正之类。自九品中正制成立后，家世是入仕的唯一准绳，不合理已极，西魏苏绰已严正斥责。隋初亦行选举，隋文帝下诏令各州岁贡三人，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为标准。隋炀帝是中国科举制的创始人，他认为由刺史荐举弊端颇多，令士人自行报名，策试进士。唐代将这一制度发展完备，遂有了客观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代取士之类别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我们所谓的科举制，是专指乡贡而言。乡贡每年举行一次，任何人均可投牒自进，设立的科目很多，诸如秀才、明经（包括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科）、进士、明法、明算、明字、一史、三史、童子等，据说有八十六科之多。秀才是备自命优秀之人报考者。这类自命不凡的人太多，所以朝廷命地方官先试之后再允其报考，若名不符实，县官有罪，故秀才科不久即形同虚设。各科之中，应考进士、明经者最多。进士科，考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篇，入选比例很低，每年应考多者两千人，少者亦逾千人，成进士者每年不过一二十人。唐太宗二十三年录取的进士一共只有二百〇五人，可见其珍稀；明经者可达十分之二，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在唐朝，一位青年进士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主持乡贡考试的机构，自玄宗二十五年（736）开始由礼部主持。登科之后如欲为官，尚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中试后方可任官，基层用人遂有了客观的条件。平民任官，不仅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而且平民从此可以凭本领而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科举制是中华历史文化中最突出的创发。大运河亦然！两者都是隋炀帝所创建。
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与科举制，是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但还需要一位政治的天才去运用它们，他便是众所周知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627—649在位）的文治武功，其任贤纳谏的事迹，已是国人所耳熟能详者。本书不拟赘陈。《贞观政要》中所载太宗嘉言懿行，亦常为国人所乐道。这里引一则，我们从中亦可窥其治国大道之一隅：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确）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吴兢《贞观政要》卷五）
唐太宗正是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身体力行者也，与隋文帝故意贿赂臣下以试其廉洁否，不啻霄壤。读者如有意对中国历史上大家所公认的标准圣君做进一步了解，不妨浏览《贞观政要》。吴兢（670—749）乃玄宗时代的大史学者，《贞观政要》大约成书于715至730年之间，元明两代均有刻本，明宪宗（1465—1487在位）曾亲为《贞观政要》作序，认为它“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后世君主与明宪宗抱同一态度者，似并不多。
唐太宗所统治的天下，与隋炀帝的天下，就殷富而言，不可同日而语。自北周开始（557），中原已无大规模战争，隋文帝灭齐灭陈均无大战，且费时均极短，灭陈仅四月。至隋炀帝即位，天下已承平近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已达四千六百余万，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战争屠杀，至唐太宗时户不满三百万。到太宗六年（632），有人请“封禅”以纪盛事，魏徵谏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泰山），萑（芦荻）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难。”（吴兢《贞观政要》卷二）这几句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唐初的实况，所以太宗君臣战战兢兢，不敢稍有陨越。配合前述之四项优良制度，所以有了为世人所称羡的“贞观之治”（贞观是太宗唯一的年号，共二十三年）。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残忍的。贾谊、董仲舒早已揭发其罪恶与黑暗。前者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做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大唐国土成为“古昔未有也”的天堂，这是中国史家提到以往的君主均以唐太宗为楷模的原因。甚至有学者以唐太宗为例，证明中国君主并非专制，他的言行均受到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臣下的限制，更进而断称在明以前中国并无真正的君主专制政体存在，这是以偏概全的说法。唐太宗是极少数能“纳谏”的君主之一，但充其极也只是能纳谏而已。宰相虽有权，但宰相之任免权，则绝对出自宸断。热爱中华历史文化而持明以前中国君主并非专制的说法，我们自是衷心敬佩，但不必牵强地为中国君主专制回护。其实君主专制政体是习于群居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我们不必隐讳之。两千余年前，董仲舒等人已提出政权必须转移而且和平转移的政治理论——五德终始说，王莽等人将此崇高的理论以实现。凡此均足以证明中华文化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上的觉醒并不晚于西方，故不必要视所有中国皇帝们均如唐太宗一样从善如流。
唐太宗很重视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屡次要看当时史官所记唐高祖及他本人的历史，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最初反对，后来屈服，任由他观看国史，并与给事中许敬宗合作，将高祖、太宗实录删改。许敬宗是贪财无品德的文人，遵从太宗的旨意曲事删改，其主要修改有三：一、将李世民在唐建国时的功勋大事渲染；二、将精明练达、足智多谋的李渊描写成庸碌无能之人；三、夸大丑化太子李建成及弟李元吉的秽行，与统一天下战事中的劳师无功。
涂改历史总会出现漏洞，史家已将上述三点一一驳正。李世民在建国初期的功劳并不如实录所载之独竟全功，李渊深谋远虑、指挥若定是削平群雄的基础。至于李建成，李渊起兵前已年二十八九岁，已独当一面，李世民年幼（十八岁），生活在父亲身边。起兵后，李渊的战略是先巩固后方，后方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突厥，所以委托李建成以重任，“镇蒲州以备突厥”，关东群雄素为李渊所蔑视，故命李世民出征。李建成于高祖四年（621）击败颉利可汗，厥功甚伟；平定顽强的敌人刘黑闼，李建成亦最有力，《旧唐书》均略而不提。《旧唐书》成于五代，所能据之成书之史料似不及宋欧阳修作《新唐书》时完备，新旧唐书两相校对，即可发现许敬宗曲笔逢迎太宗的纰漏，此足为后世任意删改伪造历史者诫。
玄武门之变（626），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李建成，部下尉迟敬德杀其弟李元吉，骨肉相残，伦常乖舛。但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看，则另有解释。李世民诛杀同胞兄弟是形势所逼。
李世民出征在外的时间多，对高祖的内宠以及内宠的亲戚极少接触。及洛阳平定后，这批人赶到洛阳去攫取“府库服玩”，又为“兄弟索官”，均被身为尚书令的李世民拒绝。“妃媛皆怨之……因得中伤（世民）之”，而李建成、李元吉则“内结妃御以自固”。李建成如此的原因，主要是李世民在中原征讨，属下收纳各方英才勇士很多，这一批有野心的亡命之徒投效李世民，自有所图，如果李世民失败，他们的身家性命则难保，因此形成势力集团，对李建成是很大的威胁。高祖七年（624）以后，兄弟明争暗斗已很激烈，互相收买对方心腹，李建成更谮李世民之左右于高祖之前，如房玄龄和杜如晦之被驱斥，尉迟敬德之几处死刑均是。此时高祖以兄弟失和，一山不能容二虎，乃命李世民赴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世民）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形势发展至此，李世民的“府僚”（东人）越不自安，皆曰：“大王若不正断，社稷非唐所有”，他们不愿“坐受屠戮”，准备“窜身草泽”。在内外交逼之下，李世民不是被杀，便是杀人，他选择了后者。篡改历史，将李建成、李元吉形容成十恶不赦之人，是画蛇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