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而衰的经过
历代的政治，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有三大要素：乐章、指挥者、伴奏者。唐初四大制度是乐章，唐太宗是挥舞指挥棒的人，房玄龄、杜如晦、李勣等是演奏不同乐器的乐师。他们根据美好的乐章，奏出了千古赞赏的绝妙佳曲——贞之治。唐太宗逝世后，承继他的指挥人虽远不如他，但只要能按着旋律演奏，一样清音悦耳，嘹亮不绝。指挥与伴奏均在迭更，只要乐章不变，整个唐代仍然循康庄富强之道前进。一到乐章改变，才出现鼓噪杂乱的音响，令人掩耳。乐章的变动，是逐渐的，唐代由隆盛而走向衰败的历程，也是很缓慢的。
唐太宗治理国政，毋庸讳言是非常成功的，但处理家务是失败的。太子李承乾虽有硕彦鸿儒教导，但仍“不逞狎慢”，醉心胡人的服装，“好突厥言与服”，在东宫“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五人建一（部）落，张毡舍，造五狼旗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尝曰：‘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有这种德行的太子，唐太宗如何能容忍？他忧心如焚，曾经拔剑欲自杀，幸魏徵急阻之。太子废死后，太宗十七年（643）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治亦长孙皇后所出，舅父长孙无忌为外甥得立为太子出力最多。唐太宗享年五十二岁，李治即位，时年二十二岁，即唐高宗（650—683在位）。
唐高宗是十分庸碌之人，他在位三十四年，用了十四个年号，有五次是一年一改，可能是受了武则天的影响，因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周，共十五年用了十三个年号，创历史纪录。
武则天（624—705）是中国历史上甚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她的父亲武士彟是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的商人，李渊在晋阳时出巡，曾在武家休息，因此相识。李渊起兵时，武士彟亦为受命四处招募兵卒的首领之一，后累官至工部尚书。唐太宗于长孙皇后薨后，闻武士彟之次女甚美，乃召入宫为才人（阶级不高之宫人）。此女初入宫时年方十四，赐名武媚（则天是她后来的尊号和谥号），可见其风姿。时为太宗十二年（638），她侍奉唐太宗近十年，并未生育，大致并不得宠，但年方二十左右的太子李治见而“悦之”。唐太宗崩后，照例所有“嫔御皆为比丘尼”。唐高宗到尼姑庵去，武媚“见且泣，帝感动”，旋即入宫，诞皇子。王皇后无子，故唐高宗欲废皇后，立武媚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濒死固争”，李义府、许敬宗则赞成，高宗问李勣（原名徐世勣，唐高祖赐其姓李，后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意见，李勣说此乃家事，不必征求外人意见，故得立（655），时武媚年已三十。武媚长唐高宗四岁。
欧阳修称唐高宗为“昏童”，当系事实。按武媚自为皇后后即参与朝政，因昏童有风湿病而得以揽权，遂罢斥反对立她为后的大臣二十余人，褚遂良被逐，连促成唐高宗为太子出力最多的长孙无忌亦被逼自杀，而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则获得重用。数年后（664），唐高宗不满武后专恣，命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草诏废后，武后得悉，趋见帝，时诏书尚在高宗手中，高宗见到武后，“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竟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武后乃大事整肃，上官仪自然被杀，其他大臣被杀被贬者亦多。“自是上每视事，后则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高宗做傀儡皇帝二十年。从此时起，武媚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近四十年，直到她八十二岁病死为止。如果加上开始弄权的十年在内，这个来自并州的女强人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
中国历史上因皇帝年幼母后当政之事屡见不鲜，然皇帝壮年而由皇后垂帘听政之事，仅有武则天一例。“二圣”出现时，唐高宗三十六岁，武后四十岁，高宗颟顸如此，无怪乎欧阳修称他为“昏童”。武后对待政敌之冷酷残忍，钳制之严厉滥杀，见诸史籍，斑斑可考，自系事实。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又何尝不是如此，岂独武氏。武媚之所以如此，亦自有其背景。按李唐出身西魏北周大阀阅，世称关陇世族，开国元勋多属之，对关东北齐及江南世族，则颇排斥。唐初严厉推行此政策，修《氏族志》，将山东四大世家崔、卢、李、郑列为第三等，后又废《氏族志》而为《姓氏录》，规定在唐朝为官至五品以上者，均为士族，在唐以前无论世代公卿，均不计入。武媚不是世族，所以要打击世族。褚遂良苦谏高宗时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所以武后当权后所罢斥的二十余人，多属“令族”，引进的如许敬宗是杭州庶族，李义府的父亲只是郡丞，支持立武氏为后的李勣是山东大地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武后的权势也自有其客观的拥戴者。
史家习称的“武韦之乱”，其实当时天下一切运行如恒，并无变乱。唐高宗死后，李敬业（又名徐敬业）举兵反抗（684）的规模最大，骆宾王著名的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即成于此役，文章传诵千古，但不及三月“义师”即被敉平。自此之后，唐朝宗室亦有数次小规模反抗，但均迅速被戡定，百姓生活殊少受影响。评论政治人物不应当仅从私德着眼，更不应当因性别而有不同标准，这是近代撰史者应有的共识。我们应检视武后的政绩。
《新唐书》说武媚“有权数，诡变不穷”，说明她很有政治长才。高宗二十五年（674），高宗上尊号为“天皇”，武后为“天后”。此时武后向皇帝建议十二事：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674年以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帝皆下诏略施行之。
这十二点都与恤政爱民、敦从教化有关。她改进科举制，亲试贡生于殿（690年，时已称帝），“殿前试人由此始”；又开武举；此两事均由她所创兴。西南偏僻地区，人才不易出头，故特开“南选”。为访求天下人才，她特遣“十道使人”，搜求各地明经进士，并及乡村童蒙、学者，均授以美职。史称“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她也很欣赏太宗的纳谏之风，铸了四个铜匦——“延恩”接受献言；“谏”接受论时政得失；“申冤”接受受抑枉者之言；“通玄”接受“谶言秘策”。第四匦大约是鼓励告密。
武后共育有四子一女。长子李弘即太子，他因见同父异母的两位公主被幽禁后宫，年近四十而不准嫁，向高宗求情。武后怒，鸩杀太子。遂立次子李贤为太子，高宗令太子监国，武后废之，旋亦杀之。再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唐高宗崩于683年，享年五十六岁。太子即位，是为唐中宗，两个月后被废为庐陵王。武后再以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由自己临朝称制。五年后，睿宗请改国号，武后乃建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690—704在位）。周圣神皇帝造了十二个新字（后增至十八个），她自名曌（音照），“地”改为“埊”（音地），“年”改为“
”（音年）。敦煌户籍的残卷中，还有不少武后造的新字。到她八十一岁病卧时，宰相张柬之迎庐陵王李显，以兵诛其幸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迫其传位，中宗再度当皇帝（705—710在位），恢复唐的国号。武后徙居上阳宫，中宗仍每十日率百官至宫中问起居，是年武后逝世，享年八十二岁，谥曰“则天大圣皇后”，这便是武媚成为武则天的来由。武后遗留有一女，即太平公主。
则天时代选贤用能，容纳直谏，即令对她严厉批评之人，也不否认这一点。狄仁杰、崔玄炜、张柬之等名臣，均可当之无愧；她所选拔的姚崇、宋璟等人，后来辅佐她的嫡亲孙儿唐玄宗，成为政绩斐然的名相，亦世所公认。纯就品评一个长时期的统治者而言，她虽不是圣君，也在中等以上。从她统治时期的人口增加的数目来看，我们便可推知当时社会安定繁荣的实况。唐高宗初年，全国人口有三百八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到武则天逝世时，全国人口已达六百一十五万余户，这便是生民安居乐业的明证。史家称她“僭于上而治于下”，虽以传统的政治和伦理观点谓之曰“僭”位，但亦不得不承认其“治于下”，妄称之为乱，厚诬史事矣！
张柬之未尽杀武家之人，原欲留给唐中宗杀之以立威，不料中宗反纵容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武三思与皇后韦氏私通，并布置党羽，图谋不轨。韦后亦揽权，一心想效法武则天。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率左右羽林军及千骑，杀死武三思及其党羽。李重俊索韦后，韦后挟中宗登玄武门，李重俊兵败被杀（707）。中宗溺爱韦后所生幼女安乐公主，公主欲为“太女”，即女太子之意，帝未允。有一种说法，是说韦后于武三思被杀后，又私通擅医术的马秦客与善烹调的杨均，恐事泄，于是与马、杨二人合作，将中宗毒死（710），立其子重茂为帝。武则天幼子李旦之子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合谋，领兵入宫，杀韦后、安乐公主（时正对镜画眉）以及韦后党羽，武装政变一日即完成。李旦再度即位为帝（710—712在位）。所谓“武韦之乱”实际如此，“乱”之一字，不符事实，但在她（他）们当权时期，政治制度已开始逐渐起变化。
唐睿宗在位两年余，让位于有功社稷的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712—756在位）。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是唐代由极盛而衰的转折时期。玄宗即位时年近三十，正是壮年，他任用祖母武则天所遴拔出的人才姚崇、宋璟、张说等人为相，励精图治。他采行姚崇所奏十事，对内行仁政，对外不图功；宫廷以俭朴相尚，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均销毁以备军之用；“后妃以下，皆勿得服珠玉锦绣”，一反中宗当政那几年，韦后、安乐公主等人竞为奢靡的风尚；淘汰滥伪的僧徒，“发而农者逾万两千人”。姚崇初不过郎中，“武后贤之，拜为侍郎”。宋璟是进士，“武后高其才”，始得重用，其刚正不阿，直忤武后，严治二张（易之、宗昌）之事，为世景仰。张说于武后时举“贤良方正”，曾“忤后旨，流钦州”。唐玄宗在这批人的辅佐之下，使唐代得以继续自太宗以来的安定繁荣局面，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殷庶康盛时期。“安史之乱”发生那一年（755），户部奏报天下有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户九百〇六万余，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余。人口虽增多而供应充裕，一斗米最低仅三钱，绢一匹值钱二百，真是“家给人足，人无苦窳”，“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盗贼绝迹，“行千里不持尺兵”。杜甫的那首《忆昔》诗，描绘开元盛况最翔实。开元（713—741）是唐玄宗三个年号之一，其余两个为先天（712—713）和天宝（742—756）。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好一片升平景象，却被“渔阳鼙鼓动地来”所“惊破”。待到“天旋地转回龙驭”（玄宗于757年十二月自蜀返长安）时，天堂已面目全非矣。
使唐由极盛而始衰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按唐制，郡县之上设十道按察使（唐玄宗时增至十五道），监督郡县行政；边疆设六都护府，设大都督，主军事。唐高宗初年，大都督带使持节，即授以全权印信；至唐睿宗二年（711）始有节度使之官名。初任此职者多为厚重名臣，且不久任。唐玄宗时期，政府在陇右、河东、河西、朔方等地置节度使，统管数州军民财政，专制一方之土地人民甲兵。宰相李林甫嫌同列以军功受尊崇，与己争权，乃请任用胡将，由是诸镇节度使多由胡人充任，镇兵将亦杂有胡人。唐室原出北朝，胡化很深，太宗即曾说胡人亦人也，何必分彼此。安禄山本杂胡（父胡母突厥），玄宗于742年任之为平卢节度使，旋即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使今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均受其统治，拥兵十八万之众。玄宗四十二年（754）正月，宰相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试召之，必不来”，安禄山闻命即至，玄宗由是益亲信安禄山。玄宗对他最亲近的宦臣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回答：“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因淫雨不止，要高力士“尽言”，高力士回答：“自陛下以权假宰相（国忠），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高力士可谓洞烛先机，对唐玄宗依为长城的宰相及边将都有深刻的了解，只有这位年已七十的老人敢讲真话，其他凡是报告不安消息的人均被处以重刑。据说安禄山以唐玄宗待之厚，欲其死后始叛，杨国忠数次奏安禄山将反，唐玄宗不听，杨国忠乃数次设法刺激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玄宗四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遂反，杨国忠“扬扬有得色”，因为预言中矣！安禄山兵入潼关，唐玄宗仓皇奔蜀，留下太子当此大难。太子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是为唐肃宗（756—762在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太上皇于代宗元年（762）崩于长安，年七十八岁。
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部将史思明杀庆绪，史思明复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唐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讨平安史之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755—762）。经此一乱，社会破坏惨重，肃宗时全国人口已锐减至三百九十三万户，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一百余年来所滋养出的繁荣已随风而逝，从此生民劫难无已，战争与灾荒持续了两百年。
为生民带来这个长期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自是唐玄宗与杨国忠。有人将杨贵妃也计算在内，实欠允洽。杨玉环“幼孤，养于叔父家”，为玄宗子寿王李瑁之妃。唐玄宗看中自己的儿媳，将她纳入后宫，时玉环十九岁，玄宗五十三岁。她恩爱夫妻被拆散，去侍奉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其悲惨可想而知。杨玉环被封为贵妃后（地位仅次于皇后），曾经两次被玄宗逐回娘家，均温婉承受，史书中亦无其悍妒弄权干政之记载，只说她“善歌舞，邃晓音律”而已。杨国忠只是她的族兄，在新都（今成都境）为官，因赌技精良而由玄宗引见。杨国忠帮玄宗计算筹码，“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累迁监察御史”。杨贵妃只在宰相李林甫中伤杨国忠时，替他说过一次情。国忠之为相，全是玄宗之意；杨国忠的三位妹妹虢国夫人者流的“恩宠声焰震天下”，亦是国忠之关系。因为得宠的贵妃，没有理由为皇帝引进“皆美劭”的三位族姊妹。
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之关系，全是捏造。安禄山年轻时即已被人“丑其肥”，他的大肚肥得垂到膝部，到了走路都很艰难的程度。他见到杨贵妃时已四十余岁。很难想象杨贵妃会看上一位胖到走路都维艰的粗人。他朝见杨贵妃时均有玄宗在，因知杨贵妃有宠，故请为养儿，亦均同时拜谒。唐代男女之防自不同于宋以后，但宫廷规矩极严，是维护皇室尊严所系，哪有外臣得入后宫之理。想入非非的道听途说，竟入于悠悠之口，可叹！士兵在马嵬驿杀死杨国忠后，又逼玄宗杀杨贵妃。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说：“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能自安？”故缢杀之于佛堂，时年杨贵妃三十八岁。李隆基真天下忍人也。
读史至此，宁不为此一弱女子之悲惨命运，一掬同情之泪！千古含冤，复遭侮辱。女祸，女祸，许多人假汝之名以诬史也！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始衰的转捩点。割据一方的藩镇更专恣；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终至掌握皇帝废立与生杀之大权；朝廷中朋党斗争倾轧，政府无暇顾及有关民生疾苦的大计。所以中央政府已近乎形式，实际上已走上分裂的道路，所谓五代十国，只不过是晚唐实际状况之延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