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
唐代历史极为重要的一环，在其对外关系上。中国人最重视华夷之辨，唐朝则完全相反。高祖李渊起兵时即向突厥称臣，这是唐太宗在大胜突厥后（630），高兴之余脱口说出的，应是事实（见《旧唐书》列传第十七《李靖传》）。隋唐之际，北方群雄蜂起，其中，窦建德、刘武周、王世充等人均向突厥称臣。唐太宗晚年（647）与侍臣闲话时，曾很自负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何故？他不满意侍臣阿谀之辞，自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胡人亦人也”的观念，终唐之世没有改变，这是唐代文化的特色。有人认为唐室本是胡族，故如此。按李渊祖父来自北魏的武川镇，武川镇是胡汉杂居之地，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均鲜卑人，就血统而言，说是胡人，亦近事实。撇开血缘不论，我们可以说唐室不是汉化很深的胡人，便是相当胡化的汉人，所以能对夷狄“爱之如一”。唐代三百六十九位宰相中，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族，唐玄宗所置节度使多为胡将，禁军中亦有胡卒。至唐玄宗时代为止，西北疆外族由降俘而内徙者有一百七十多万，突厥来降，一次便是十万众（644）。唐太宗抱定以德治之，使成一家的观念，任其与汉人杂居。至于其他种族，如中亚各族及阿拉伯人到中国传教贸易之人亦多，据说黄巢在广州杀死十万阿拉伯商人，数目不一定确实，但在唐代杂居的外族之多，由此概见。其原因诸多，但唐代天下一家的观念，是其主因。
能施行不贱夷狄政策的先决条件，是要不为夷狄所贱，这便是所谓的武功了。初唐最大的外患是突厥。突厥原是依附柔然之一小部落，史称其为“平凉杂胡”或“匈奴别种”，至西魏时逐渐强大，宇文泰遣使通之（545）。数年后其酋长求婚于柔然被拒，转求婚于西魏，西魏以长乐公主妻之（551）。次年突厥大破柔然，旋即灭之，突厥由是代柔然而成为中国北疆最大势力。时中原北齐、北周两国对峙，突厥利用形势，左右逢源，寇边索贿，随势而行之，日益骄蹇。至隋文帝时，突厥以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582），次年隋文帝以八道兵马迎击突厥，大败之，突厥因此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583）。此后东突厥臣服于隋，隋为之颁正朔。隋炀帝时，启民可汗两次入朝，隋炀帝北巡，启民可汗亲为帝帐除草。隋炀帝晚年，突厥叛隋，帝命晋阳留守李渊御突厥。俟李渊起兵，遣刘文静向突厥称臣，突厥亦派少数兵助之，同时亦派象征性的武力助他人，如派兵五百助刘武周。隋唐之际，中国内战，莫不媚事突厥，致使其骄横日甚。唐高祖七年（624）甚至欲迁都樊邓（今河南西南）以避其锋，秦王李世民力谏乃止。是年突厥倾国来犯，唐师拒之于长安城西，突厥内部和战不一，与唐议和亲而去。627年，唐太宗刚即帝位，突厥以兵十万抵长安城西北渭水，唐太宗率六骑至江滨，与颉利可汗隔江而语，责其负约。“俄而众继至”，军容甚盛，颉利乃请和。次日唐太宗至渭水便桥，与颉利杀白马为盟。颉利次月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唐太宗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从此时开始，太宗便亲自在显德殿与将帅士卒练射，每日数百人。朝臣以为如此太危险，“恐祸出非意”，唐太宗不听。“自是后，士卒皆精锐。”同时置官养马，唐太宗本人亦极爱马，有名的“昭陵六骏”即他的坐骑。三年准备就绪，唐太宗乃放弃对突厥的羁縻政策。629年冬，唐太宗任命李勣、李靖出兵讨突厥，次年四月生擒颉利，东突厥遂亡。突厥男女降者十万，徙居长安者近万户，酋长均被拜官，五品以上百余人，占朝臣之一半。两年后唐太宗封颉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后唐太宗为太上皇李渊置酒未央宫，上皇命颉利起舞取乐，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破突厥后，边境各部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西突厥亦遣使入贡，唐朝国威震四裔。东突厥旧属薛延陀在今蒙古国发展，势力日强。646年，唐太宗遣李勣击破之，斩首五千余，虏男女三万人。后西灭高昌、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唐之领土达于今新疆。唐高宗时唐与西突厥常有战争，高宗三十一年（680），裴行俭大破西突厥于黑山，尚有残余反抗，两年后始被弭平，此后突厥尚有零星反抗，均不重要。唐的声威，远播中亚。
唐代的第二个边患是回纥。唐灭薛延陀后，其地为回纥所占领。回纥乃匈奴别支，原属突厥，后臣属于唐。649年，唐太宗曾下令击西突厥之车鼻可汗，高宗八年（657），唐以苏定方发回纥兵讨西突厥。至西突厥灭亡后，回纥“尽得古匈奴地”，遂臻强大。唐玄宗时回纥入寇，杀凉州都督，切断唐与中亚的交通线，朝廷派郭知远统军击退之。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即位灵武，乞援于回纥，约定攻克两京，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攻克长安后，回纥欲如约，唐肃宗长子（后之代宗）求其攻下洛阳后再如约，因如此则洛阳之人必为贼固守。攻克洛阳后，回纥即纵兵大肆掳掠。此后唐每年输绢两万匹与回纥。唐代宗初立（762），征回纥兵讨史朝义，大军再入洛阳，焚掠后离去。自唐肃宗时开始，回纥求每年互市，其马均羸老而价很高，羸马动辄数万匹，真是敲诈。回纥人侨居长安者常达千人，更是横行无忌，竟至以三百骑攻宫门，逐长安令，掠人子女，朝廷不敢禁止，恐开罪回纥。唐朝为了敷衍回纥，国库耗竭，忍气吞声。“胡越一家”并不容易，国力才是根本。所幸回纥享受中国物质生活后，日趋腐败，又起内争，830年后国势不振，不复威胁唐朝。
唐代的第三个边患是吐蕃。吐蕃大约是与后汉的羌同族。唐太宗时吐蕃求亲于唐，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王松赞干布（641），从此吐蕃开始吸收中原文化。诸如丝织、酿酒、纸墨等，均由文成公主传入。文成公主之后六十余年（705），唐中宗再遣亲王女金城公主婚配吐蕃君长。金城公主带了一群技工、乐师及中文典籍如《礼记》《左传》《诗经》《文选》等来到吐蕃。此后还有两次唐公主许配吐蕃，吐蕃的土产也于此际传入中土。吐蕃势力强大后，亦萌野心。唐高宗时吐蕃曾攻占今新疆南部，武后时始收复，唐在今甘肃一带置兵以防吐蕃。安史之乱时，河西、陇右等地驻军内调，吐蕃乘机侵占河西走廊。唐代宗即位（762），吐蕃入侵，占领长安，另立皇帝，留京十五日，大掠而去，同时亦侵入剑南道西南境。唐朝衰象已渐，不得不割今甘肃西南部而与之盟，但吐蕃仍不时寇边。至9世纪40年代，吐蕃始衰，其前后侵扰唐王朝近百年。与吐蕃联合的南诏（今云南境），本称臣于唐，唐玄宗晚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对之苛敛无度，属下甚至奸淫南诏王妃，南诏乃西联吐蕃。唐伐南诏，伤亡惨重，白居易的那首《新丰折臂翁》，即隐射百姓痛恨南诏战争，求避兵役的惨状。
唐代的东北边疆是东胡族，东胡族散居于今辽宁一带，被称为契丹。契丹分为八部，控弦之士有四万余，于太宗二十二年（648）内附。渤海在今辽宁、吉林之间，靺鞨散居黑龙江，均于唐初即内属。虽偶有叛服，但大致入贡守礼的时间多。唯有高句丽，因隋曾屡征未克，故唐太宗于644年亲征之，亦无功而还。唐高宗十九年（668），高宗遣李勣、薛仁贵统兵攻高句丽，大破之，俘其君长，收城一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置安东都护府以统治之，擢高句丽人中“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这是高句丽第二次被列入中国版图。第一次是汉武帝时。
唐玄宗之后，近东北边境全是藩镇，他们各为自身利害计，对领土防守很严密，也不向境外异族启衅，所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东北的胡族亦努力吸取唐代文物制度，竭力发展势力，百余年后人口繁殖，物力充实，一旦中国变乱，藩镇一心对内争权，自然抵挡不住实力充沛的东胡族。北境及西北的民族，兴衰更迭，外侵与内讧兵祸连年，土地日渐荒碛，经济力量微弱，不足以形成雄厚的势力，所以自唐以后中国的外患多来自东北疆。
除用武力对付外族的侵扰而外，唐代辉煌灿烂的文化、丰富的物产、高超的工艺技术，与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家的政策，也使得许多亚洲的国家心悦诚服归顺中国。因此唐王朝成为亚洲文化政治的重心，各民族顶礼膜拜的尾闾；唐也惠泽四裔，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雨露所及，非楮墨所能尽，今举其较显著者如下。
最显著的首推日本。秦始皇为求仙丹而遣徐福再度出海，徐福已准备不再返国，便带了多种工具，包括农具和种子到日本。卫挺生在他的《神武天皇开国考》一书中说明徐福即日本开国之君神武。此说并未为日本学者所公认，但亦无有力的反驳，此时似无多讨论的必要。但徐福确是到了日本，他所带去的秦代农业和工业的知识与器具，对日本的开化应该有极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有疑问的。到了唐代，日本文化仍停滞在徐福阶段。到唐太宗四年（630），日本首次派人到中国，使者被称为“遣唐使”。直到唐昭宗六年（894），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三次，每次从一二百人到五六百人不等，包括学生、僧侣、医生等。第一批遣唐使被派出之后十五年，日本有所谓的“大化革新”，指摹习中国的政制律令、科技学术以及若干风俗习惯。例如班田法（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唐代制造引水灌溉的水车、历法、医药、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均被传入日本。甚至新年饮屠苏酒，端午饮菖蒲酒、食粽子，七夕、重阳、中秋、除夕等节令，均是依样葫芦。日本天皇并如唐例，尊孔子为文宣王。日本亦派船迎送中国使节六次。百余年后，日本人简化一些汉字，做成拼音字母，称其为“假名”，汉字则被称为“真名”。用拼音的方式写出日本语言，而自唐代传入之字汇仍然同时应用，日本便有了“自己”的文字，这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中国到日本的人，以僧人鉴真（688—763）影响最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的邀请，赴日本宣扬佛学，于玄宗三十二年（743）东渡日本，座船被海浪击坏，以后尝试三次均失败，十年后（753）他终于到达九州，在日本居住了十年，七十五岁逝世。他带到日本的不仅有佛学（曾为日本孝谦天皇授戒律），还有寺庙的建筑、佛像的雕塑等技术，并传授若干中国医药知识。有一些日本留学生长期居住中国，其中以阿倍仲麻吕（698—770）最有名。阿倍仲麻吕十九岁时到长安入太学，学成后在唐朝任职，官至秘书监（中央图书馆馆长），与当时诗人李白等人均有交往。他死在中国。
当时朝鲜半岛分为三个国家，高句丽在北，与中国接邻，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自汉武帝置郡朝鲜之后，朝鲜即深受中国文化感染，至新莽时始脱离中国之政治控制，在文化上仍与中国保持适当的接触。朝鲜能够屡次抵抗隋炀帝之大军，亦足见其组织力之健全。唐高宗置安东都护府后，中国与朝鲜半岛各国和平相处，朝鲜遣派到唐的留学生与留学僧很多。朝鲜的音乐早在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各种特产如人参和锦、䌷、绫、绣等丝织品在唐时亦传入。唐玄宗诏称：“新罗，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新罗的留学生，在太学的外国人数中居首位，唐文宗十五年（840）学成归国之新罗学生有一百〇五人。部分新罗学生还考中进士，如金可记中进士后曾回国，复来，隐居终南山终老。所以，新罗的文物制度、风俗习尚都很“唐化”。新罗国王对海难获救的中国商人大谈经史。由唐传入朝鲜的还有佛学。早在南朝时，佛学即开始传入半岛，唐时来华的僧侣以慈藏启其端。唐代盛行的佛学四宗，即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均于此时传入朝鲜。
文化关系而外，主要还有经济关系。唐初主管陆上通商的称互市监，主管海上通商的为市舶使，市舶使分别设在广州、泉州、杭州三处。其职掌为使市者不争和征税入官。
陆上的交通，经由中亚诸国，远达波斯，缅甸亦经南诏国入剑南道。德宗二十三年（802），缅甸曾派遣一个由三十五人组成的歌舞团，取道南诏国，经剑南道而至长安。长安在当时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外国商人有四五千家之多，他们都分别有特定的居住区。从外国输入的特产种类很多，包括名马、羚羊、狮子、金桃、银桃、玻璃、水晶杯等。今乐器上冠有“胡”字的，如胡笳、胡琴等，均是在当时传入中国的。中亚的音乐舞蹈自然也随之传入。酿葡萄酒及榨甘蔗熬砂糖的技术，也于此时传入中国。至于由中国输出的物产，以各色丝织品及茶叶为大宗，瓷器、药材亦有。政府有时会对丝织品的输出加以限制，金与铁等物则被禁止输出。中国的建筑技术、医术、养蚕术、制酒及造纸术等，也于此时传到中亚。特别是造纸术，经由中亚，辗转传入欧洲。中国的造纸术，在南朝时已很发达，唐朝时传入欧洲，对促进欧洲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不再用昂贵的羊皮和不耐久的草纸了。
唐王朝同波斯、大食等国，海陆均有交通。波斯的港口常有大唐商船停泊。唐高宗时大食侵击波斯，唐曾出兵声援。大食于唐高宗二年（651）即遣使来唐，此后一百四十余年间，共遣使来华三十余次，足见唐朝与大食交往之频繁。大食人多取海道而来，他们输入的物产中，有两项值得注意，即石油与鸦片（鸦片当作药物用）。当时南洋地区与唐王朝的交通更是密切，经济文化及工艺技术所受中国影响自极深远。日本、琉球均是海上来华的国家。
这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犹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各种技艺的交互影响。中外工匠的交流，促进了亚洲各国文化的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文化。各国的技艺在中国也产生影响，如天文历算、绘画、音乐、医药等，中国均能吸取其精华，加以弘扬而打造成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唐代以“天可汗”那种超越一切狭窄的胡汉之别的观念，以包罗万象的胸襟容纳各族的精华，这是唐代文化的特色。唐代对各种宗教，也抱同一态度，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孳长，自与此有关，后文将叙述。尤有进者，各民族之间不仅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血统上亦有融和，最终以华夏为主体，长期与杂居的各族通婚而融合成一个新民族，这便是所谓的“唐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