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民智运动与百日维新
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与以往三次对外战争战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越南战争）在国内所引起的震撼迥异，其故有四：
一、中日同为东方古国，学习西式军事也差不多同时起步，而日本在军事上轻易战胜中国。
二、日本素为中国所鄙夷的蕞尔小邦，与泱泱天朝相较，实微不足道，甚至尚有少数人目日本为中国藩属，今竟为其所败，乃奇耻大辱。
三、《马关条约》的损失之大，令朝野震惊。尤其是割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以祖宗所遗之国土拱手奉人，令朝野大骇。
四、光绪二十年（1894）冬，当战争进行时，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准备参加次年春举行的会试。举人们是各地的精英，他们对这次战争的反应很激烈，对传闻的议和条件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联名向都察院呈请转奏皇帝，强烈表示反对议和，主张迁都续战，声势很大，与廷臣中若干主战派呼应，更加重了朝野对此次战败的重视。但《马关条约》终于在日本武力的咄咄威迫下签字（1895年4月17日）。聚集北京的举人，在极度失意与满腹愤懑的情况下回到各自的故乡，因此第一次中日战争战败的创痛，也经由他们带到各地，普及全国。
领导“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在上书中即提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的救国纲领。他在纠合各省举人开会时，即大声疾呼这种主张。各省举人出京后，他已中进士，留京创办“强学会”（1895年8月），并创行《强学报》，开展“开民智以求富强”的工作。康有为于是年11月到上海成立强学会，刊行《强学报》。此风一经展开，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展开了中国第一次社会文化的大革命运动，它比“五四运动”早二十四年。“开民智运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教授国民新知识、改革中国传统旧社会的运动，它是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的首次正面的全面冲击。
受《马关条约》刺激的中国士人，除悲痛万分之外，他们也不断反省。他们反省“武器西化运动”何以未成功？中国遭受此次奇耻大辱之根本原因何在？如何才能使中国不遭受亡国灭种的浩劫或甚至转弱为强？他们在探索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深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有分歧。为大家所普遍一致认可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只要全中国人都能觉醒过来，中国不仅不会亡而且可以转弱为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民智未开”，所以他们“救国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开民智运动。《马关条约》签订后，各省入京举人纷纷把这种悲愤的心情以及他们自认为的救国方案带回到各自的故乡——中国的每个角落。
自1895年夏开始，整个中国遂展开了一个由中国传统社会培养出来，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救亡运动——开民运动。
他们推行开民智运动的主要工作方式，大致不外设立“学会”，创办定期或不定期报刊，在中国旧式书院中传授新知识或设立新式学校，开办讲演会以及成立各种反对传统社会习俗的组织。
学会中以综合性的为主，如“强学会”“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南学会”等。亦有特定目标的，如“西学会”“保国会”“群学会”“农学会”“女学会”“测量会”“算学会”“医学善会”“法律学会”“致用学会”“译书公会”“不缠足会”“不纳妾会”“戒烟会”“知耻学会”等。五花八门，种类甚多。从这些学会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要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法律政治给一般民众，一方面要革除中国传统社会的陋习。
报刊以上海的最多，如影响甚大的《强学报》《时务报》《苏报》等，此外如《农学报》《实学报》《算学报》《格致新报》等均在上海出版而流通全国。其他各地所创办的报刊，或因寿命不长，或因流行不广，或因地处偏僻而不为人所注意，故我们目前知道的不多。但比较著名的有：天津的《广智报》《国闻报》、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杭州的《经世报》、桂林的《广仁报》、澳门的《新知报》、上海的《中国白话报》、长沙的《湘报》、香港的《商报》等。这些报刊的文章，包罗万象，一面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法律、政治及科学，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大肆批评，其激烈程度令人惊异，例证之多，俯拾皆是。
创立新式学校自非易事，如“通艺学堂”（张元济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张之洞创办）等，都是开明的官吏所创立的，不过主办及讲授者皆是开民智运动的人士而已。他们另一个推行工作的方法是在中国传统的书院中介绍西方知识。如皮锡瑞之主讲于江西南昌经训书院，沈曾植之主讲于两湖书院，张謇之主讲于南京正文书院等。这是一种极难令人置信的现象，但确在中国发生了。
开民智运动是1895年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是一个大潮流，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它。许多政府官员如张之洞、陈宝箴、孙家鼐、袁世凯等人，都是这个“运动”的热烈支持者。
正当这个文化和社会改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人士鉴于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的瓜分形势，国势危如累卵，遂欲掌握政权，即行政治改革。1898年9月“政变”发生，西太后下令全国缉拿“康党”，于是各地平素碍于整个大潮流所趋，不敢也不能反对文化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守旧派，包括官吏与士绅，便利用这个机会，将“康党”的帽子戴到所有开民智运动者的头上。开民智运动者如果逃不过各种处罚，便只有逃亡与销声匿迹了。他们中在政府任职的，多数都遭遇到不同的处罚而被逐出政府。这个历时三年余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和社会的改革运动，便在一夜之间戛然中止了。
这次的文化社会改革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五点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一、它是开民智运动者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开展的一种自发的、自觉的、和平的改革运动。开民智运动者不谈革命问题。
二、参与的人士包括在朝的和在野的知识分子。
三、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成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以教育全国国民为目的，不惜放弃自己所受的传统教育。
四、他们的共同目标——开民智，是普遍所接受的，此他们的组织虽多，言论虽杂，但彼此之间绝少歧见。我们很难发现他们之间因为主张不同而有互相攻讦之言论。
五、他们之中有些人说过若干很激烈的言论，但一般而论，多数是主张尽可能学习西方的一切。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普遍地对西方文化的狂热，发生在1895年以前固不能想象，即使在1898年9月之后，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二十余年中，也难以找到类似的例子。
这个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极深远的。具体地说：
一、就中国整体而言，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或“西化”的运动，中国国民首次普遍对世界上其他文化有所认识；
二、在这个运动中的人士以及受到它影响的青年，很多都成为日后中国各方面的中坚人物；
三、它的戛然中止，使中国文化的革新与社会的改进工作，受到政治上的阻碍而停滞若干年。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1895—1898），因为将目光集中于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而忽视了当时在全国默默进行的一项史无先例的文化与社会改革运动，自不足为怪。
康有为是开民智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因为他进行新政引发政变而被中止。盖甲午战败后，列强眼看这个古老的大帝国已经毫无希望，再也顾不得什么国际法那类虚套，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攫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权益，竟和19世纪处置非洲的情形差不多。首先向中国开刀的是俄国。它以干涉还辽有功，向中国索取报酬，同时暗示中国派李鸿章赴俄庆贺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到俄国后（1896），立即被俄国人包围。俄国利用清廷防日的心理，与李鸿章订立《中俄密约》，取得中东铁路的敷设权。
次年（1897），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达成默契，借口山东曹州有德籍传教士二人被害，径自派兵将胶州湾占领。俄国人“闻讯”立刻占领旅顺和大连。中国用银三千万两赎回的辽东半岛，原来是为俄国准备的一道珍味佳肴。1898年，中国被迫将上述被占领地方分别“租借”与德、俄两国。此例一开，遂不可收拾，紧跟着的是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止，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全部被租借出去了。当列强与中国订立沿海港湾的“租约”时，列强们都乘势指定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要求清廷不得将他们的所谓势力范围之内的地方割让与他国，不得将势力范围以内的铁路敷设权、矿产开采权出让与他国。就当时的情形而论，东北三省、内外蒙古与新疆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各省与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滇、桂、粤、川、黔等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形势已经造成，所等待的，仅是一声开刀，便可宰割了。
此时美国刚占领菲律宾，对远东局势已很关心，英国以在中国的经济权益最大，不愿中国被分割以致影响其商业利益，更不愿因宰割中国而引起战争。于是由英国策动与授意，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了有名的《门户开放宣言》。该宣言的要点为：一、各国在中国已划定的势力范围，或其他既得权益均应互相尊重，互不相干涉；二、各国势力范围内之各港口，对于他国船舶所课之入港税与铁道运输费用，应与本国船所课之入港税及运输费相等；三、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口之海关课税，应一律遵照中国海关税率，由中国政府征收。
这些要点，是要打破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垄断局面，使各国在中国获得工商业的均等机会，附带的也维持了各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主权，使中国不致被瓜分。各国以此项宣言并不妨碍其既得利益，遂先后表示赞同。于是中国乃得在列强均势的局面下苟延残喘。不过清廷要侍候许多主子，落到连殖民地也不如的次殖民地地位。
当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初显肇端的时候，康有为痛心疾首，向皇帝上书，分析中国局势已有沦为列强殖民地的趋势，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整顿吏治与财政、实行新教育、兴办社会福利与工商事业。他要兴办的事项，包罗万象，如“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票、创邮船、徙贫民、开矿学、保民险、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他再提出设立十二局以统筹新政的计划，希望皇帝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日本的明治天皇。到这时才有人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他的万言书始上达。年少的光绪皇帝自冲龄即位以来，便受制于慈禧太后，抑郁不得伸其志，又值国势阽危，早有发愤图强之心。他读完康有为的历次奏章及其所陈进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国大彼得变政记》等书后，便决心不做亡国之君，而思大加改革了。6月11日，光绪下诏“定国是”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内侍卫、候补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6月11日通常被视作百日维新的开端，但细读光绪皇帝诏书的内容，首段驳斥守旧派不赞成强国强兵新法的非是，次则说明可变之理，最后只提京师大学堂一具体新政。这与康有为的建议相差甚远，一加比较便知。康有为见诏后马上想离京，经人挽留始止。诏令公布后四日，光绪皇帝的亲信、颇赞助康有为的翁同龢奉谕免职。次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于颐和园，谈话逾二时，此时康有为始得到机会倾吐其全部抱负。但最后一切，集中到反对派势力过大的问题上，据梁启超记载：
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新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唯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日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自息矣。即皇上果有黜陟全权，而待此辈大臣，亦只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而已，不必尽去之也。”
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后四日，各项新政命令次第颁发。截至9月16日，在三个月期内，维新命令不下百余道。其大要如下：
一、关于政制者：新设立农工商总局，中央政府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门。外省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与总督同城）、东河总督。令各省督抚保荐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能员，允许低级官吏及士民上奏。
二、关于教育者：令孙家鼐筹办京师大学堂，各地方大小书院一律改设为中学堂；民间祠庙之不在祠典者一律利用为校址，兴办小学堂。举办经济特科，废八股文，改试策论，奖励民间兴学，令华侨设学校。
三、关于军事者：令八旗改习洋枪，逐渐实行征兵制，裁减绿营，变通武科举，改试枪炮，各省切实练兵。
四、关于实业者：令各省学堂编译农务书籍，奖励各项新发明，由政府给予专利权，筹设茶、丝学堂。
五、其他新政：严饬地方官保护教士、教民，选宗室王公游历外国，兴筑粤、杭、沪、宁各铁路，改《时务报》为官报（康有为任之），准在京师筹设报馆，许满人经营商业，整顿京师市容，成立译书馆（梁启超任其事），改良司法，令内外臣工除去陋习，不得无故请假。
新政诏令多如雪片，各省督抚除湖南外，大都阳奉阴违，借词延宕。其甚者，如两广总督谭钟麟便根本置之不理，电旨催询亦不答复。他们何以竟敢藐视皇帝的命令？要明白个中道理，我们还得追溯这数十年来清王室所发生的事情。
按自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之后（1861年冬），朝政表面上是由两宫太后处理，然慈安秉性谦谨，对政治毫无兴趣，且所识汉文不多，慈禧粗通汉文，自幼生长于民间，对人情世故均有历练，而赋性机敏有权谋，喜包揽政事，故庶政裁决，皆由彼一人做主。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皇帝病死，没有继嗣，慈禧不愿立年长的人为君，特地选择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入继大统，即德宗光绪皇帝。因光绪皇帝的母亲是慈禧的同胞姊妹，光绪皇帝同她有很亲的骨肉关系，而新皇帝年仅四岁，她自然又可垂帘听政，以达到她专揽政权的目的。光绪七年（1881），慈安死，慈禧更加专恣无忌，但对恭亲王奕䜣尚略有惮忌。因恭亲王为咸丰皇帝最亲密的弟弟（同父异母），英法联军入北京时他于敌兵胁迫下主持和议，咸丰皇帝死后，他复与两宫同谋诛戮擅权的肃顺；且其为人尚明治体，颇负时望，故慈禧尚不能不稍事检点。光绪十年（1884）她借中法战争之故，将恭亲王及其同僚悉数罢免，于是朝廷上下，无人再敢稍拂她的意思，她可以为所欲为了。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皇帝表面上亲政了，实际上一切用人行政大权，仍然操在慈禧太后手中，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光绪皇帝自幼受她扶养，受其严厉管束已久，从不敢稍事反抗。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皇帝特别声明道：“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仰蒙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细而起居服御，凡所以裨益于朕躬者，无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无异于公开承认他连日常生活都不得自由。
何况太后专政，难免不宠信宦官，慈禧初最宠爱宦官安德海，安纳贿乱政，声势烜赫，不可一世，连同治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后因出京招摇，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清制宦官不得出京，违者格杀勿论）。后慈禧宠任宦官李莲英，李卖官鬻爵，权倾朝廷，一时夤缘无耻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下。光绪皇帝对这种现象自然极不满意，但因对太后“视如狮虎”，敢怒而不敢言。光绪皇帝结婚以后，宫廷之中更增加纠纷。盖宦官宫妾镇日无所事事，日常生活琐碎不免时有龃龉，互相中伤挑拨，流言蜚语时有所闻，使太后与皇后之间情感日益恶劣，自然也影响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皇帝的生母、醇亲王的正福晋去世，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唯一可以转圜调停的人既失，从此双方关系日趋恶化，宵小更乘机从中播弄，紫禁城与颐和园两个集团遂渐至极不相容之境。恰好此时，光绪用康有为计实行新政，于是宫廷摩擦与国政斗争合在一起，纠葛不分。
满朝文武大臣以及封疆大吏，差不多都知道宫廷内情，都明白光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所以大家对他所颁的新政，虽经“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就连距京咫尺的直隶，也是一样对新政令置若罔闻。直隶总督荣禄是太后的死党，他当然更是胸有成竹。
不幸谭嗣同等人复轻率联络袁世凯，欲实行流血政变，事机不密，新政遂告终结。
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密约的真情，至今尚为一不易解决之历史公案。按袁世凯自甲午战争返国后，即在天津附近练兵，平素言论，颇倾向于革新。其所统属之兵名“新建军”，人数约七千，受直隶总督荣禄之指挥。推行新政诸人，因事事受旧派阻挠，乃欲实行釜底抽薪之策，拟将慈禧等人彻底解决，遂想起袁世凯来。康有为首先派人试探袁世凯的政见，然后疏荐之于朝。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将他破格擢升为侍郎，命其专责练兵。18日深夜谭嗣同密见袁世凯，告以荣禄等人拟乘皇帝在天津阅兵的时机（预为10月9日），肆行废立，求其以军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据梁启超所记，袁世凯满口答应，但随即向颐和园慈禧太后告密。然据袁世凯所发表的《戊戌日记》，则称谭嗣同捏造光绪皇帝朱谕，胁迫他进兵围攻颐和园，彼“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并未允其要求。次日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时，曾劝皇上重用老成持重之人，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圣上”，决无欺友卖君之事。观袁世凯一生事迹，梁启超的记载似较为可靠，但梁氏晚年亦承认自己当年所记有关戊戌之事，多带宣传色彩，未可尽信。
谭、袁密谋后两日，政变发生（9月20日）。慈禧太后以皇帝有病为理由，下诏临朝训政，变法未成的光绪皇帝，被安置在三面环水的瀛台中“养病”。康有为于事变前一日，在光绪的严厉督促下离京，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均免于难。立刻被捕的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人。张荫桓被判戍新疆，徐致靖被判永远监禁，其余六人于9月28日被处死刑，世称“戊戌六君子”。此外株连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龢、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等二十余人，或被发配，或被革职永不叙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为推行新政而殉难的六人的简历如下：
杨深秀，山西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杨对康有为甚倾服，力助新政，如请废八股、遣学生赴日留学等。又曾弹劾守旧派许应骙。
杨锐，四川人，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先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复加入康有为成立之“保国会”（康、梁创办于北京）。光绪皇帝于9月5日擢其为军机章京。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康有为弟子，曾为荣禄幕客。9月5日被任为军机章京。
刘光第，四川人，任刑部主事，参加保国会，9月5日被任为军机章京。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学识才气为诸人之冠。初在湖南倡行新政，徐致靖荐之于朝，9月5日被任为军机章京。
康广仁，乃康有为胞弟，习西医。因侍兄长之疾赴北京，旋即留京佐理兄长之文书私事，政变竟遭株连。
慈禧训政后，将百日维新期中一切新政全部推翻，裁汰的衙门冗员，一体恢复旧观，八股文仍然走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矢。守旧派完全胜利，皆大欢喜。戊戌变法所唯一遗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
一次由在野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救国运动，便这样结束了。关于这次运动，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地方：
第一，人们通常都把戊戌政变当作中国推行君主立宪的运动来看待，认为它的失败表示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失败。这种看法大有可资商榷之处。按康有为屡次上书都提到“定国是”，就他的本意而言，毫无疑问是实行君主立宪。他曾再三提到“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但是光绪于6月11日下诏所谓的“国是”，仅指“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以求“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已，对于国体问题，一字未提。维新期中所有新政举措，更是一目了然，毫无实施立宪政体的迹象。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海外以及民国成立以后康有为的言论，都再三强调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唯根据史实，我们最大限度只能承认戊戌诸子有推行君主立宪的抱负，而他们所实行的，的确与君主立宪无关。康、梁事后的言论，如果解释纯粹是一种宣传作用，纯粹为了提高戊戌政变的历史意义，固然有伤忠厚；不过，如果将维新诸人在事前的建议（仅是希望）与事后的言论，当作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便有悖史实。或有人认为，倘若袁世凯不变节，光绪皇帝握得实权之后，便可能实施立宪政体，我们当然不否定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不过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实值得考虑。光绪皇帝读过彼得大帝的传记，彼得大帝努力西化使俄国国势焕然一新，但并不因而损失他专制君主的权威。日本王室（注意“王室”与某“一个皇帝”之间的区别）本无权力，是舆情迫使幕府归还大政，迫使藩主放弃封建割据，明治皇帝是从一无所有变成拥有一切，与清王室有无限权威，皇帝暂时不能掌握的情形不同。光绪皇帝在得到他的王室所有的权威后，是否能如明治皇帝一样轻易放弃，笔者对此采取最大程度的保留态度。一个人在还没有占有某种东西时，与既占有之后，对于那种东西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除非光绪真如康、梁所渲染的那样圣明，否则我们不敢随便相信假设，更不能将这种假设当作事实去讨论，去记载在历史上。
第二，旧派对于新政的反对，与其谓之为反对新法，毋宁谓之反对新人。故戊戌变法时新旧两派的斗争，所争者多属于“人”的问题，“法”的问题反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是两派人在做政权的争夺，决非单纯为了政治理想。
首先旧派便反对康有为个人。按康有为发表两部奇书（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本在为变法找一历史理论根据，抬出孔子来震慑反对派，不意反因之树敌颇多。据说（梁启超语）曾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的翁同龢，也认为《新学伪经考》是经学家“野狐禅”。当他看完《孔子改制考》后，便向皇帝警告“此人居心叵测”。竭力倡导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见反对康有为者举国皆是，遂请毁两书之版，以息纷争而平众怒。与康有为甚接近的孙家鼐亦请旨禁《孔子改制考》。湖南叶德辉认为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主张“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其甚者，更上书请斩康有为。朝廷中如文悌便攻击康有为“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礼部尚书许应骙称：“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议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进。终日联络谏台，汇缘津要，托辞西学以耸视听，……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理衙门，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许应骙是更进一步攻击康有为的品德了。
其次是主张变法的绝大多数都是汉人，满人亲贵自不能不疑惧。而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士，确也有种族旧恨梗在心头，表现得最露骨的如谭嗣同。谭嗣同著有《仁学》一书，该书反对君主专制，又认为唯尚有比专制君主更坏的事情，便是异族入主中国。
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
这一段文章将两百余年来汉人与满人之间的仇恨一吐无余。他又说：
若夫山林幽贞之士，固犹在室之处女也，而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是挟兵刃搂处女而乱之也。既乱之，又诟其不贞，暴其失节，至为《贰臣传》以辱之。是岂唯辱其人哉，实阴以吓天下后世，使不敢背去也。
抱有这种思想的人，纷纷入掌大权，无怪乎满人要大为恐慌。新政中有诏令满人亲贵出洋考察，亲贵大哗，帝乃取消此令。又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听其自由”，满人仍表示反对。文悌（满人）曾对康有为说：“勿徒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便是满人要竭力反对新政的肺腑之言。满洲亲贵的眷属，得常入颐和园侍奉慈禧，乘间向太后苦述这种疑惧的颇不乏人，对太后有极大的影响。无怪乎政变发生时，慈禧要对光绪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尔？”
再次便是废除八股所引起的纷争。废八股与兴学校，是维新中最重要的政令，也可以说是唯一涉及根本问题的措施。但因此举受影响的人太多，于是仍然牵涉人的问题，即新人与旧人之争。天下济济多士，穷毕生之力才研摹而成作八股文的本领，以求青云直上，光耀门庭，一旦废去，其心中之愤恨自不待言。而康、梁诸人，对废八股一事却非常坚持。觉醒了的在野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竟因此议而失去大多数为个人前途打算的士大夫之支持。梁启超戊戌年在京鼓吹废八股、兴学校激起众怒，险遭殴辱。反对新政的集团之所以声势浩大，与大家对废八股痛心疾首的心情大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说戊戌政变中新旧派的争执，不是变法的问题，而是政权的争夺问题。在摈斥康有为个人、满人恐惧汉人、旧人因进身之阶被中断而反对新人的各种不同的动机之下，各方力量利害一致，结成旧派，对抗由光绪皇帝为首想夺回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力的新派，结果是新派失败。对此梁启超看得最清楚，他说：“今旧党之阻挠新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害民也。”实乃为了保持政权而已。简而言之，戊戌政变不是因为变法而引起的政变，而是变人而有的斗争。尽管康、梁等人是为了达成一种救国的理想而以夺取政权为初步手段，但是反对者把保持政权当作了目的。
争夺政权得靠实力，再不然，也得运用极高妙的政治手腕才能成功。光绪皇帝是一个十足的傀儡皇帝，康有为对这一点没有正确了解，他拼命上书想说动皇帝，以为皇帝一采纳他的意见，便可以使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经过十年的奋斗（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维新），他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然后才发现皇帝是傀儡。事已至此，得暂时将理想搁起来，先为皇帝争政权。争回帝权的方法，确不高明。康广仁便批评他的老哥：“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谭嗣同颇有自知之明，他说：“嗣同之纷扰，殆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于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躐等，欲速躐等则无所得矣！”
谭嗣同的“性急”之短，与康有为的速变、全变政策相契合。新政诸人大都热情气魄有余，智虑缜密不足，如是艰巨的工作，而操切从事，焉能成功？
百日维新虽然昙花一现，但其影响不容忽视。
一、慈禧重新训政后，一切恢复旧观，视谈新政者如洪水猛兽。戊戌年冬，新授湖北巡抚曾鉌奏请变通成例，被劾为“莠言乱政”，而“革职永不叙用”。戊戌以前各地方官吏尚得就力之所及，推行少许新兴事业，自后大家对新政噤若寒蝉，无人再敢“莠言乱政”，由是清政府吸收新人物以逐渐改革的希望遂告消逝。
二、经过康有为等人十年的鼓吹，与乎外侮的刺激，各地知识分子相率觉醒而讲求“时务”者，颇不乏人。学会、报纸、学校纷纷成立，民智为之大开。北京的新政虽然失败，但讲求新学、热望改革的潮流并未因之而被遏止。这些在野的知识分子，见用改革的方法以达到救亡图存的途径已被堵塞，被迫另谋救国之道，逐渐与革命的势力汇合，使革命的势力由单薄而壮大，终于酿成辛亥革命。
三、政变发生时，康、梁在外国人的协助下，未遭毒手，他们逃亡海外，痛诋慈禧及一般顽固守旧大臣。租界内反对守旧派的言论，亦随处可见。太后虽有无上威权，但对托庇外国人势力下的新党，尽管切齿痛恨，亦无可奈何，遂因之迁怒外国人。基于这种心理，她竟闯下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滔天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