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之顿挫
就中山先生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而言，推翻清政府仅仅是达到救国目的的必经阶段，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尚须继续努力。民国元年4月10日，即临时大总统解职九日后，孙中山在湖北各界代表欢迎会上演说时称：
仆此次解职，外间颇谓仆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今试即（以）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者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觉社会事业万万不可缓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前者乃牺牲自由之事，后者乃扩张自由之事，二者并行不悖。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国民多数造幸福”，所以他决定从事社会事业。社会事业仍嫌空洞，于是他提出修筑铁路一事。民国元年9月，中山先生一到北京，即向报界发表谈话，从此不厕身政界，“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他这种不计个人禄位、一心救国救民的宏愿，竟不能得到当时国人的谅解，甚至若干同盟会的会员亦不了解他高瞻远瞩的计划。盖多数革命党人都只抱狭义的种族主义而参加革命，误把排满当作目的。远在同盟会成立时，中山先生即谆谆训诫各党员道：“革命之宗旨，不专在排满。”他在《民报·发刊词》上即揭橥三民主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标。他说：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905）
1906年，他在祝《民报》纪元节的演讲词中，复再三说明“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但抱持狭义种族思想的人仍然很多，如光复会（后参加同盟会）的章炳麟等，宣称要创立汉人政府。他们便是极端的代表。
存有这类思想的人，一旦看到清政府被推翻，便认定革命已经成功，自不待言。
有人认为中山先生的排满思想亦颇强烈。中山先生发表的排满言论甚多，如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檀香山发表《驳保皇报书》一文说：
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吾土，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同年，他用英文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向西洋人阐明中国历史上素无排外之事。
迨自清代建国，政策就渐渐改变，全国对外都禁止通商，教士都驱逐出境，本国的基督教徒常被屠杀；而中国人也都不得移居中国边境以外，如有违犯便处死刑。为什么这样呢？不过因为满洲恐怕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后，知识开通而引起他们的民族意识，于是排除外国人于中国境外，并鼓励人民恨外国人。满洲人养成这种排外的精神，最后遂造成1900年义和团之乱的结局。现在都已知道这个运动的领袖，不是别人，而是皇族。由此看来，中国闭关自守政策，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
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使中国积弱不振，其责均在清政府，唯有打倒清政府，始可免于亡国。我们分析中山先生的许多排满言论，实是视清政府为拯救中国于危亡之境的障碍，排满乃是救国的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同盟会宣言（1905）“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例外。但我们知道同盟会是汇合若干革命团体组成，其宣言自得容纳各方意见。何况中山先生在宣言及加盟誓词中，坚持加上“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的主张，且口头告诫同志“革命之宗旨，不专在排满”，故宣言中的民族主义似乎以排满为目的，然排满之民族主义仅为革命宗旨之一，而非唯一。可见中山先生之排满，与一般人之排满，有极大的差别。此所以清帝一退位，章炳麟等人便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等人亦拥黎元洪另组“民社”也。
由于革命党人将国民革命的目的与手段混淆不清，故清政府被打倒后，革命阵营遂告分裂，已如上述。尤有进者，即平素膺服中山先生的党员，于民国成立后，亦有手忙脚乱，自乱步伐的事情发生。其最显著者，莫若黄兴与宋教仁。首先谈一下黄兴。按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仍株守其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人们从中已可略窥其宅心不良。然民军尚有实力，黄兴任南京留守，统率此辈民军，亦足以使袁世凯有所忌惮。唯黄兴为人忠厚，为表示彻底拥护政府，竟将革命军解散，并亲赴北京劝说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等人参加国民党（民国元年8月25日由同盟会合并小党而成），甚至劝袁世凯参加国民党。在黄兴心目中，以为一切旧势力，只要加入国民党，便可改头换面，成为革命之忠实拥护者。中山先生虽不赞成黄兴的做法，但亦禁阻不得。时民国初诞生，基础未固，革命武力一旦被消灭，反动者遂得肆其所欲。那些对革命毫无信仰之辈相率加入国民党，更促使革命力量软化。破坏革命阵营，莫此为甚。
其次是宋教仁。宋教仁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经理，擅长文学，娴于辞令，勇于任事，为同盟会中坚分子。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任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的法令，多由其擘画而成。是时宋教仁即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中山先生虽主总统制，但意见不为多数代表所采纳，故通过责任内阁制。迨袁世凯下令选举议员，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宋教仁便提出“毁党造党”主张，欲化林立之小党为两大政党，以实现责任内阁制。民国元年8月25日，在宋教仁的擘画之下，同盟会与其他四党合并改组而成国民党，推中山先生为理事长。中山先生对宋教仁的主张素不赞同，他认为民国肇基伊始，民智未开，未经训政时期，贸然实行宪政，必贻国家以无穷之患。早在同盟会宣言中，他已提出建国三程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以扫除各种积弊为主要工作。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国会议员，以组织国会”。第三期始宪法之治，“一国之政事，依宪法行之”。中山先生的这种见解，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不为大家所接受，故临时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约法规定即召开国会。他在《孙文学说》一书中曾感慨系之：
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
他既不赞成立即实施宪政，当然更反对筹组政党。但宋教仁仍执迷政党政治的理想，故中山先生要说：“余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如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实施矣！”
中山先生既无法开导当时多数党人的蔽固，乃主张将政权全部交与袁世凯，希能在安定中求进步。所以他退职后即到处发表从事社会建设的言论，想躬率党员，以在野之身份从事谋全民福利的工作，而不以政党之地位与袁世凯争政权。陈其美写给黄兴的信上曾说：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
陈其美之言，至足说明中山先生于民国初建时之政策。故中山先生虽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但始终未就职。
宋教仁不听中山先生规劝，欲按宪政常轨与袁世凯抗衡，自招袁之嫉恨。而国会议员选举之结果，国民党大胜，在参、议两院中得三百九十二席（参、议两院总计八百七十席）。如果国会召开，宋教仁政见必定胜利，袁世凯乃不惜以最卑劣之手段使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民国二年3月20日）。宋案之后，袁世凯已撕开假面具，积极备战。三个月后，遂有“二次革命”之举。又三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从此，国民革命事业，得再从头做起。
中山先生鉴于形势，宁可暂时满足袁对权位的欲望，以维持国家的和平安定，而可为此先天不足的新生儿——中华国树立几分基础。他弃大总统之位如敝屣，不惜委曲求全的动机在此。不幸宋教仁被刺，诚是革命阵营的一大损失，然尤其重要者，是革命党人从此失掉在和平中尽瘁建国工作的机会，而被迫不得不再从事流血革命的工作。
本书从中华世界的形成以至壮大，再历尽波涛汹涌、兴衰起伏。其间有光辉绚烂、耀烁千古的时代，也有暗晦腐蚀、堕落恣戾的时代；有血泪交织、可歌可泣的故事，也不乏卑劣残鄙、糜烂贱污的秽事。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批判与评估它的价值，也无论这些批判与评估的内容如何纷繁复杂，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即它自成一文化体系，独立发展，与古代的印度文化、近世的西洋文化，同为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对人类均有迥然不同的贡献。到辛亥革命，中华世界转向一个崭新的途径发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