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越南战争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已萌芽滋生，但不为人所重视。经过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等事变，清末一切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的运动，已全归失败。而国势阽危，日甚一日，于是许多仁人志士始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的重要性，相率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从事救国工作。
孙中山先生之前的历次救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其领导者对世界潮流认识不清，或对本国文化了解不够，故所提出之救国方案，不是偏于枝节，舍本逐末，便是似是而非，因袭皮毛。能够彻底了解西方文化而吸收其精髓，并配合中国传统文化，以提出渊深的理论与平实致用的救国方案者，首推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因躲避日本警察，留日时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孙中山于同治五年（1866）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香山县（今改名中山市）翠亨村，家世业农。孙中山十三岁以前完全接受中国旧式教育，他的国学有初步基础。他十三岁随母赴檀香山，入教会中学，三年卒业，成绩冠全校，再入阿湖学院毕业。年十八始归国。归国后，至香港求学三年。他二十一岁时返广州入美国教会所办的博济学院，次年转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半后以优异成绩毕业（1892），时年二十六岁。自檀香山归国到西医书院毕业，计已有九年。在此九年中，中山先生除研习西方科学外，并且延师教授中国典籍，孜孜勤读，数年不辍。故医校毕业之后，他的中西学识都已打下良好基础。这与曾、左、李等人的纯粹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与康、梁的间接接受西洋文化皮毛的情形迥然有别。尤有进者，中山先生虽然对国学下过苦功，但从未“为八股以博科名，工词句以邀时誉”（自述语）。康、梁等人，在这个时期正研摩八股，热衷场屋之学。两相比较，高低自有不同。
从光绪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1885—1894），中山先生于课余之暇及毕业后往来港澳等地，借行医之便，联络同志，秘密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工作，但他仍未放弃改革现状的希望。因为就中国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形势而论，如果革命爆发，即使革命能成功，国家的元气必大受损伤，甚至可能招致列强的乘机侵扰，所以甲午战争爆发，中山先生并不想立刻组织革命团体。他北游天津，上书李鸿章阐明“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救国根本大计。但李鸿章不能彻悟这几句话的至理。从此，中山先生才放弃改革的希望，认定清政府决不能负起救亡御侮的责任，始转而全力从事倾覆清室的工作。
离开天津后，中山先生即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894年11月）。兴中会宣言，首述中国积弱的情形：“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其原因在“政治不修，纲纪败坏”，而“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虞于目前”。所以他呼吁国人“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读以上所引述的文辞，兴中会仅是一种民间“讲求富强之道”的团体。盖当时风气未开，如果贸然标揭出革命的口号，必定引起许多人的疑惧，且为避清吏耳目及在港澳活动方便计，故宣言中不显露倾覆清朝的意思。
兴中会成立之次年（1895），中山先生即谋在广州举义，事败，陆皓东等人被捕就义。此为国民革命第一次失败。中山先生亦为香港所驱逐，为期五年。中山先生乃东游日本、美洲、欧洲，向各地华侨宣传革命。次年，在英有伦敦蒙难之事发生，于是中山先生之声名大噪，国际咸知其为中国革命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山先生离欧赴日，是时康、梁正奔走维新，甚少人膺服革命理论。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组织保皇党，亦处处与革命为难。据孙中山自述：“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1895—1900），此五年之间，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迨义和团事件发生，清廷大失人心，保皇党之气焰稍杀。自后在海外之中国留学生，始逐渐趋于革命之旗帜下，而中山先生亦于此期揭橥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山先生由欧洲赴日本，时留日中国学生最多，革命思潮亦最炽盛，但无统一之组织。中山先生乃联合各革命集团，共组“中国革命同盟会”。至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声势始渐趋浩大。
同盟会入会之誓词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语，此即涵盖三民主义的概念。同盟会并组织军政府，发表宣言，阐述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这篇宣言很重要，它不特简单明白地道出革命的宗旨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建国的三个程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亦首次标揭于国人面前。同盟会成立后，革命行动日趋积极，革命志士纷纷潜回国内举义，或攻占城池，或暗杀清吏，屡败屡起，前仆后继，终于宣统三年（1911）推翻了清政府，建立民国。时中山先生已四十五岁，距他立志革命已二十六年。
在颠覆清室以前，国民革命运动有十数次失败，迄于辛亥革命（1911）始获得初步成功，究其原因，颇不简单：
第一是华侨社会之保守。许多人都认为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对革命事业有极大贡献。然华侨之能赞助革命，中间亦不知经过几许波折。按华侨离乡别里在海外孤苦奋斗，虽然身处西洋社会，但多数人均劳苦终日，无暇接受高深教育，对于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除民族主义的推翻清政府一点尚易接受外，其他均茫然不易理解。且自康、梁在海外组织保皇党后，由于康有为是进士，又曾做过“帝师”，比起中山先生的毫无功名来自易号召。加上梁启超擅长撰写富于煽动性的宣传文字，在所谓“名为保皇，实为革命”的模糊不清的口号之影响下，许多华侨知识分子倾向保皇，而反对革命。例如横滨的大同学校原是兴中会的势力，但康有为逃亡到日本后，竟使该校转入保皇党的阵营。檀香山本是兴中会的发祥地，革命势力很大，而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大力鼓吹保皇即革命，结果兴中会会员多半转入保皇党。中山先生辛苦获得的同志，竟因此丧失。这种情形，直到八国联军之役后，始有转机。华侨即使信仰革命，但各人在海外均有事业，不能直接参加革命行动，只能捐款帮助革命。而华侨出国时，均系赤手空拳，在外国人的歧视与凌辱之下，凭着力气挣钱，节衣缩食，始有积蓄，要他们将胼手胝足所得的金钱，捐助毫无希望的革命事业，确非易事。中山先生要凭他个人的学识、人格以及爱国热忱，去感动华侨捐款赞助革命，断非一般人所想象之易。所以每当中山先生筹计革命时，所需款项往往缓急不济，使举义之事功亏一篑。
第二是会党成员复杂。国民革命运动的初期，会党中甚少知识分子，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还醉心于改革，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腐朽的清政府上，所以中山先生只得致力于联络会党，以作举义的基础力量。中国社会秘密会党组织的源起，多带有历史上种族旧恨的色彩，但为时已久，若干会党人士已逐渐忘其本来宗旨，故其成员亦良莠不齐。经过中山先生的宣传，会党人士始告觉醒，起而归附革命运动。然中山先生不能个别地向每一会党人士宣传，只能使会党领袖接受感召，其他人士，则接受领袖号召，齐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其心中并无坚强的革命信仰，故其行动亦乏持久的热忱。甚至若干会党领袖亦认识不清，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谋在广州举义之前，会党领袖杨衢云争任“总办”，否则便不率众行动，中山先生为顾全大局，乃以总办之职让与杨衢云。会党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是屡次举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是留学生之意见分歧。自义和团事件后，中国海外留学生相率加入革命阵营，然其中能了解国民革命真谛者，亦不多见。如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大家对会名及誓词便意见不一：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者，有主张取消誓词中“平均地权”一语者。后经中山先生详加解释，始行通过。按当时人士所了解之革命运动，多限于倾覆清政府而止，对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多无信仰，因此对中山先生的领导，亦不能全部接受。
第四是革命运动的组织不健全。革命运动必须有坚强严密的组织，但因会党分子复杂，常将革命之机密外泄，几次革命均因此而遭受失败，使革命人士惨遭牺牲。海外知识分子多自视甚高，不愿服从他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中山先生在欧洲接受留学生加入兴中会时，若干人对誓词中的“对天盟誓”四个字即表不满，甚至有向使馆告密之背叛事件发生。因组织不健全，亦有个人行动，因之危害有计划之举义。如宣统三年（1911）4月8日温生才本意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意竟误炸将军孚琦。温烈士之舍身为国，自足令人景仰。然因此事刺激，清吏加紧严防，使4月27日广州之役的筹备工作大受影响。倾全党之力以谋一举的有组织行动，因之挫败，牺牲惨重，这与革命组织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
从上述四点，我们便可知当时进行革命是如何困难了。
颠覆清政府的革命，称“辛亥革命”，即辛亥那一年的革命（1911）。辛亥年共有两次革命举义：一是广州4月27日黄花岗之役，一是10月10日武昌首义。两次举义合称为辛亥革命，即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按同盟会筹划革命的中心地在香港，中山先生因被香港驱逐，乃将直接推行革命工作交付于黄兴、赵声、胡汉民诸人，自己则在海外筹款。辛亥前一年，黄兴等联络广东新军起事失败，气馁万分，中山先生乃自美国赴马来半岛之槟榔屿，召黄、赵、胡等人赴会，决谋大举。会议决定由中山先生筹款十万元，并以广东偏处南陲，一地起事，不足以震撼全国，乃筹划在京沪、武汉等地设置革命机关，准备响应。辛亥年元月，谭人凤由黄兴处携款潜赴武汉，以八百元付居正与孙武，武汉之革命机关遂以成立。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全党菁华“付之一炬”，为革命运动以来损失最大之一役。盖以往各役，奋勇牺牲者多为会党分子，而4月27日广州之役，参加者多为同盟会的优秀知识分子，为革命阵营之中坚。此役殉难烈士，有留日学生八人，此外多为学校教员、报馆经理、记者、侨商、军官、传教士、农民、工人。其年龄多在二三十岁之间，最幼者仅十八岁。其牺牲之壮烈，殉难之从容，真是“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人心之振奋固不待言，而清吏亦因之一闻革命便惊心落魄。4月27日之役以失败过速，各地革命党不及响应，然仍暗中进行革命工作，一百六十六日后，遂有武昌首义，一举而将清朝倾覆。
武昌首义成功的原因有四：
一、中山先生云：“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湖广总督瑞澂潜逃之原因有二：（一）广州4月27日之役革命志士舍命忘生，在光天化日、军警林立的广州市区横冲直撞的事实，使瑞澂一闻革命二字便丧魂失魄，毫无抵抗意志。（二）瑞澂本拟逃往租界求援于各国领事，诳称“拳匪之乱”复作。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过十年，外国人一提此事尚有谈虎色变之感。各国领事开会决议一致行动时，中山先生旧交法国领事罗氏云：民军称乃奉孙逸仙之命行动，孙氏所领导之革命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义和团可比，于是各国宣告中立。瑞澂求外力干涉不得，远飏上海，民军遂得据武汉。是瑞澂之逃，仍以广州4月27日之役与民军奉中山先生之名起义为关键。
二、武汉地处全国心脏，一旦为民军所占，全国震动。清廷正因将川汉、粤汉两铁路收回国有之事，激起川、湘、鄂、粤四省人民公愤，故全国国民一闻民军首义，莫不纷纷响应。时清廷正打算用预备立宪收揽人心，宣统元年（1909）各省已成立谘议局，中央继成立资政院。各谘议局议员多为热心立宪党人，不是清廷口是心非之伪立宪，他们屡次派代表向北京请愿，均无结果。清廷竟对请愿代表施行高压，因此激起立宪党人的反感。武昌首义，各省潜伏之革命党人乃因势利导，敦促谘议局议员赞助革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形势由是造成。
三、袁世凯运用其个人实力挟制清室，并暗通民军，固属纯为私利，毫不足取，然就当时形势而言，对清室之倾覆亦有影响。按袁世凯自义和团事件后，即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复受命练军六镇（每镇约一万两千人），成为清政府实力派首领。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慈禧与光绪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当政，立即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武昌首义后，清廷派北洋军两镇南下，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以便调度军队。袁初拒绝以示要挟，清廷只得承诺将军权全部授予，袁始出而视师。时驻滦州的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通电要求立即立宪，山西亦宣告独立，清廷震恐，北京人心惶惶，亲贵纷纷携眷避难，摄政王束手无策，乃宣布立宪，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袁始入京，并用出征名义，将禁卫军调出北京，于是清王室遂全部落入袁世凯掌握中，南北用会议方式解决清政府之途径遂开。
四、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除直、鲁、豫及东北三省外，均宣布已独立，但无统一之组织。武昌与上海两方的民军领袖，对召开各省代表会议的地点问题意见极不一致。双方坚持不下，最后决定在武昌开会时，而汉阳复失，武昌危殆，代表们遂在汉口租界开会。幸南京收复，代表们乃议决临时政府设南京。聚于上海之代表亦决定暂以南京为首都，并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武汉方面通电表示反对，认为不合法。两方几经磋商调解，遂改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然黄兴坚持不受。鄂、沪争持不决，民军不能组织统一政府，国家便有分裂危机。幸此时中山先生归国，民军内部之争执遂迎刃而解。各省代表推选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倾覆清室的工作乃得完成。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后，派唐绍仪为代表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议和上海（1911年12月），双方决议停战，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抑或共和的国体问题。迨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甚不快意，嗾使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等电请内阁维持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共和，欲恫吓民军。中山先生固不为所动，然“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暗示如清帝退位，决以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故和议表面决裂，实暗中进行。俟条件已谈判成熟，袁世凯再使段祺瑞等人通电赞成共和，清室见徒事挣扎已无济于事，乃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亦通电孙大总统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中山先生以推翻专制之目的已达，咨请临时参议院允其辞职，并以“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共和”为理由，向临时参议院推荐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2月15日，袁世凯当选，3月10日在北京就职。3月11日孙大总统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正式解职。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国民革命的初步工作始告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