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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太宗贞观之治
(二)太宗的优点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后,是为太宗,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次年,改元为贞观。唐帝国经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领导,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贞观时代唐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展;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满,都不可多见。从唐初的各项制度看,太宗只是遵循前代的旧轨,但他在位时的唐帝国,仍然具有开国的新气象,这完全由于他的过人才识与气度所造成的。有人认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国优美开明文化混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怪杰;而大唐帝国的事业,也是胡族与汉族合作而成的。[参看王国维《咏史诗》(载《观堂集林》卷二十四)]
太宗在个性上最可称述的优点是知人善任,用人不问出身而惟贤能是尚,并且在这一方面能够摒除私人情感的好恶。此外他虚心好学,容纳直谏;他不特选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与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进步。在贞观许多名臣中,只有长孙无忌是他的亲戚,房玄龄、杜如晦是秦府旧属,可算是他的私人。其他如魏征、王珪、薛万彻都是建成的旧属,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部下,李 、程知节原是李密的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萧铣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举的部下,温彦博原是罗艺的部下,(罗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与太宗不合。)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彝、虞世南、裴矩都是隋的降臣。他们有的曾与太宗有仇,如魏征、薛万彻,但他能捐弃前嫌,重加委任,也颇有几位堪称“佞臣”的,如封德彝、裴矩,但他也能弃其短而用其长;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种的人才。此外他采纳封德彝的建议,命宗室登仕进之途,出任官吏,以革除他们坐享富贵的恶习。这办法自太宗创立后,历朝因之不替,因而唐朝宗室人才之盛,为古今所未有。
十八学士登瀛州,清代年画。十八学士指唐代李世民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开文学馆,罗致四方文士,以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等十八人,分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号为十八学士。
太宗的好学,也是值得赞扬的。在他作秦王时,因爱好文学而开一馆舍,名“文学馆”,用以延纳当时的文学知名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颖达等,都是文学馆的学士,他们分为三批,轮流在馆中值宿。他每当傍晚,到馆中与诸人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夜半。他即位后,在宫中设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于其中,选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职兼学士。听朝余暇,他把学士们召至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讨治道。贞观君臣的论治,传为千载的美谈。在前人中,他最喜欢陆机的诗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遗命以王字陪葬。此外他并大兴国学,当时国学生徒将近万人,四夷君长,也多遣子弟前来留学,一时学术大盛。
容纳直谏也是太宗著名的长处,他即位后,每以隋炀帝的愎谏为戒,因而尽力求言。朝臣中最能直谏的是魏征,征巨鹿曲城(今河北平乡县)人,曾干李密,密不能用。其后随密投唐,建成引为僚属,建成死后,太宗仍加以重用。魏征曾前后上疏数十,直陈太宗过失。他深明君臣一体之理,因此每谏必竭尽诚款,务求必行。他所谏诤的事,大致不外劝太宗实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礼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的放纵。有时气得太宗要找机会“杀此田舍翁(指魏)”,但结果每次他都容纳。史书曾有一段他们君臣间的有趣记录:太宗曾得到一只优良的鹞,时常加以调弄。一天,他正用臂架着他那只心爱的鹞,忽然看到魏征走来,便赶忙把鹞藏在怀中。魏征向他奏事,良久不止,等到魏征离去,那只鹞已经死在他的怀里。[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上一疏,批评太宗志业比起贞观初年渐不克终者十余条,太宗也都接受。十七年(643),魏征死,太宗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见《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其后太宗伐高丽无功,因而又思及魏征,说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耶?”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魏征对他的影响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太宗的才调,颇有与隋炀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纳直谏,过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伟大成就。魏征以外,朝臣如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论谏知名。
以上所说,都是太宗的优点,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他曾坦白承认他的若干奢侈行为,诸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等;并引为深过,劝太子治不可效法。此外他对臣下,虽然爱护备至,但举动有时未免过分。例如一次李 突得急病,医生处方说须用须灰治疗,他便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 和药。又如伐高丽时,将军李思摩中箭,他亲自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又如贞观初年发生蝗灾,他为了表示宁愿让蝗虫吃掉他的肺肠也不愿农作物受害的诚意,竟把几枚蝗虫,当众活生生的吞下肚去。这类举动,令人总觉得有些矫揉造作,其至有些使用权术的意味。这也许因为他出身于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养不深;虽然力求上进,一味仿效中国古代的贤君,却不能恰如其分,而致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大体说来,太宗仍是不可多见的令主,从他的毕生行事看,他的功是远多于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