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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帝国 >
- 一、藩镇的割据
（四）藩镇的复盛
宪宗死，子恒立，是为穆宗。他即位后不久，河北藩镇又叛，最先叛变的是卢龙。卢龙节度使刘总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请求弃官为僧，唐室许之，改派张弘靖继其位。弘靖出镇卢龙后，不知适应当地的风习，例如旧日的节度使，大都亲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弘靖则不常与部下接触；又如卢龙人习于早眠，夜不燃灯，而弘靖的僚佐，多嗜酒放纵，有时深夜归来，烛火满街。这些都是镇人所不习惯的。此外，安禄山、史思明在当地仍深受信仰，俗称“二圣”，弘靖到卢龙后，发墓毁棺。而弘靖的僚佐，又常以“反虏”诟骂当地军士，因此激起镇人的怨愤。同年，卢龙军叛，将士囚弘靖而迎立朱滔的孙子克融为留后，于是卢龙再与唐绝。
成德、魏博也接着叛变。田弘正移镇成德时，曾携带魏兵二千人以自卫，请中央供粮，中央恐开例而不给，弘正不得已遣回魏兵。长庆元年（821），卢龙叛后不久，成德旧将王庭凑乘机作乱，攻杀弘正。庭凑自称留后，唐遣兵讨之，并委朱克融为节度使，以分其势；但以进战无功，不得已于次年命庭凑为节度使。魏博方面，当王庭凑叛时，节度使李愬正谋出兵，因染病未果。唐室乃起用田弘正子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并命其讨王庭凑，为庭凑所败。诸镇逼布“行河朔旧事”，布不从而自杀，部众乃拥戴牙将史宪诚为留后。宪诚所统为全军精锐，唐室怕他生事，乃以之为节度使。宪诚表面服从中央，暗中则与卢龙、成德相结。于是河北三镇又成割据之局。
河北乱事的无法收拾，与当时中央政府的裁军政策颇有关系。穆宗即位之初，两河平静。大臣萧俛、段文昌等认为国家安定，应大举裁军。唐室采纳其建议，密令全国军镇，每年将其部众每百人中，裁去八人。河北诸镇军士被裁者甚多，大都相聚为盗，终为朱克融、王庭凑等人用为叛乱的资本。及至遣兵讨叛，又派宦官监军，主将无法专决机宜。而中央又好遥授方略，朝令夕改，以致将士不知所从。河北便在这种情形下，再度失去。
自穆宗时河北再失，其后经敬宗（825～826）、文宗（827～840）、武宗（841～846）三朝的二十余年间，卢龙、魏博二镇，内乱相继。卢龙朱克融于敬宗时因乱被杀，其后节度使一职，更易频繁，但皆由镇将充任。他们对这个职位的获得，全靠军乱。魏博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成德则最为稳定，王庭凑死于文宗时，其后节度使一职，始终由王氏子弟充任，直至唐亡。武宗以后，河北三镇虽然仍为中央政令所不及，但它们的首领，因受制于强兵，有些自顾不暇，已远不如初叛时跋扈。
河北诸镇虽叛，但其他各地的藩镇，依然听命于中央。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自立为留后，唐室于次年讨平之，中央的威令颇行。同时河北诸镇，又日渐衰弱，因此藩镇已不是严重问题。而武宗以后的宣宗（847～859），唐室更一度有复兴之象。但继之以懿宗（860～873）、僖宗（874～888）的狂暴童昏，加以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又造成普遍的流寇之乱，尤以僖宗时的黄巢之乱，为祸最烈。唐室利用外族沙陀的军队讨平黄巢，乱平后，又以节度使的名位和广大的地盘，来安置沙陀首领和黄巢降将。因此黄河南北，又崛兴了两大割据势力：黄河以北的是沙陀部酋李克用，以南的是黄巢降将朱温。黄河南北原有的诸镇，其后渐被这两大势力所并吞。
关中地区的藩镇，本是属于中央系统的，但到唐朝末年，其中若干藩镇也同样与中央对立。最著名的有长安西面的凤翔节度使（辖今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西部、南部地区；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李茂贞，北面的静难节度使（即邠宁，辖今泾水沿岸地区；治邠州，今陕西彬县）王行瑜，和东面的镇国节度使（辖今陕西省东部地区；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国都的四面，有了这么三个强大而敌对的藩镇，唐室的危殆自不难想象。中央政府的军权操在宦官之手，军力无法与藩镇抗衡。而宦官与外廷的士大夫，又相互水火，各以勾结藩镇为慑服对方的手段。最后，士大夫派的藩镇战胜了宦官派的藩镇，宦官终遭消灭，但唐室的政权也随即为藩镇所接收。这些还要在后面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