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国的政治和经济
屯田制和士家制 曹操在统一中原，奠定魏国基础的同时，还实行了许多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对北方社会转向安定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长期不断的豪强兼并战争，使北方农业生产难于进行，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死亡流徙。许多地主在战乱中也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大量地向南方和其他地点流亡。这样，北方农村中到处是“田无常主，民无常居”[6]，大量荒地无法开垦，农业生产严重衰败，人民生活在饥饿之中，就连靠抢劫来维持的地方军队，也得不到粮草。
当所有的割据者面对着这种艰难境况熟视无睹时，曹操却采取枣衹、韩浩的建议，着手屯田积谷。建安元年，曹操攻破汝南、颍川黄巾，夺得大批劳动人手和耕牛农具，在许昌附近开辟屯田，成效很大。接着，曹操令郡国置田官，招募流亡屯田，并用国渊典屯田事。国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7]，把屯田制度广泛地推行起来。
屯田区一般都设立在肥沃易垦或其他重要处所，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和屯田都尉等农官而不由郡县官管理，统属于中央的大司农[8]。屯田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屯田民（或称屯田客）是国家的佃客，他们被编制成军队形式，分种国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地租。屯田区的这种分成取租办法（当时称为分田之术）保证了国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获得日益增多的地租，而使屯田客不能完全占有自己增产所得，所以是一种“于官便，于客不便”[9]的办法。在这种剥削和束缚下，屯田客生活痛苦，为了备荒，甚至不得不种植产量特高的稗当粮食[10]。
虽然这样，屯田民一般不负担另外的徭役，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这自然比颠沛流离要好。在生产方面，屯田区能够保障农时，能够提供耕牛，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而且在技术上讲究精耕细作，不强求扩大耕种面积[11]，这些都适合屯田民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粮食的产量。屯田制具有这些条件，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北方的农业生产，保证统一战争的需要。
魏国屯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军屯。军屯以军士耕种，由大司农属官度支中郎将调遣。军屯的实行，对于开垦荒地，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应付战争的需要，魏国还建立了士家制度。士家有特别的户籍，世代当兵，或服挽船、养马、鼓吹等各种特定的劳役。士家中的妇孺与尚未轮代的男丁，也要为政府耕田或服役。士家身份低于平民。为了使他们不与平民混杂，法律规定士家的妻因夫死改嫁，或者女儿出嫁，都只能嫁给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冀州的士家有十万户以上。
屯田制和士家制，都是只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制度。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用租佃制度剥削佃客，并把佃客组成自己的部曲家兵。曹操建立的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豪强征敛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的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是豪强地主统治农民的方式在国家统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豪强地主的一种制约，使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从而阻碍国家的统一。
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建安年间，屯田客和士家成为国家榨取粮谷和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但是自耕农民也仍然是国家租调兵徭的重要负担者。曹操统一中原后，适应自耕农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特点，规定他们每亩土地交纳租谷四升，叫做田租，每户人家交纳绢二匹、绵二斤，叫做户调，除此之外，官吏不得擅自兴发。曹操还命令州郡督察豪强，“重豪强兼并之法”，并重用满宠、王修、司马芝、杨沛等人，打击严重破坏国家法度的豪强地主。
颁行租调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虽然多少改善了农民在经济上的处境，但是由于战争频繁，他们的兵徭负担，仍然未见减少。诗人左延年在黄初时写成的《从军行》里说：“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12]这种残酷的兵徭，在曹操时大概还要多些；而且内地农民所受徭役之苦，也不会比边地农民有多大的差别。
“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制 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北方的一些豪强地主受到打击和兼并，无法独立称雄，不得不率部归降曹操。曹操善于统驭他们，拔擢他们为将校牧守，因此他们都成了曹操的重要支柱。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士大夫贫困不能自存[13]。有的还避难他乡，变易姓名[14]，通财合族[15]，丧失了族权和门第的凭借，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社会地位显著降低。管宁觉察到当时“妄变氏族”的普遍，“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16]，正是企图稳定这些士人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所以当曹操异军突起的时候，许多士人远道来奔，攀附曹操，庇托于他的帷幄之中，企图保全或挽回自己家族的势力。曹操也乐于借重士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官渡战前豫州郡县纷纷叛投袁绍时，曹操派出陈群、何夔等名士作豫州县令，这些名士都效忠曹氏，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来为他镇静地方，稳定局势。曹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原来袁绍辖区的名士为掾属；破荆州后，也大肆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这些士人也多成了曹操的得力佐助。
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同某些割据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不愿亲附曹操，或者貌合神离，对曹操桀骜不驯，讥刺侮慢，党同伐异，煽动“处士横议”。曹操对他们是早有戒心的。[17]
曹操统一中原后，开始向那些不亲附自己的士人展开了进攻。他声称要“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18]，先后杀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杨修，也杀掉了浮华惑众、倾动邺都的魏讽以及他的几十名党羽。在曹操统治的后半期中，由于“恃旧不虔”[19]而被处死的士人颇为不少。曹操与这一部分士人的斗争，表明他企图进一步突破大族名士势力的挟制以树立专制统治，这与他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和重豪强兼并之法的意义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曹操于建安八年（203年）下令，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十五年，他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十九年、二十二年又屡加重申。这些教令，责成所属把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以及“高才异质”的文吏，同那些亲附自己的大族子弟一起加以拔用[20]。崔琰、毛玢等人典选举，推行曹操的这一主张。“唯才是举”自然是以曹氏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依归的，但是这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对于重建专制统一的统治，也起了积极作用。
建安末年，刘廙上《论治道表》，建议使郡县守令居任稍久，三年乃加黜陟，黜陟以户口垦田增减、盗贼发兴和人民逃亡多少为标准。他认为官吏考课“皆当以事，不得依名”[21]。曹操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许。对官吏重事轻名，这就是“唯才是举”精神在吏治方面的贯彻。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22]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除授官职的依据（后来在齐王芳时，又增设州中正，也以籍隶本州的中央官员兼任）。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中，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以定品第，多少改变了名士“臧否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因此中正也就能够选出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用来充实官僚机构[23]。
经济的恢复 曹魏时期，北方的水利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曹操为了出击乌桓，于建安九年至十二年间（204—207年），在清水南端开凿白沟，在清水北端依次开凿平虏渠（滹沱水到泒水间）、泉州渠（洵河口到潞河间）和新河（鲍邱水到濡水间），其中白沟以北一段，就是隋代所修永济渠的基础。除此以外，曹操、曹彪、司马懿等还先后在中原地区开凿了另外一些渠道，如白沟同漳水间的利漕渠，漳水同滹沱水间的白马渠，滹沱水同泒水间的鲁口渠等。在河淮地区，曹魏时期陆续整修了睢阳渠，新建了贾公、讨虏、广漕等渠。上述航运渠道中，有些也具有灌溉效益。这许多水利设施，不但大大便利了北方各地的灌溉、漕运和交通，而且对巩固北方的统一也起了积极作用。
灌溉陂渠的修复和兴建，在曹魏时期也很普遍。襄邑的太寿陂，寿春的芍陂，萧县的郑陂，蓟城的戾陵堰和车箱渠，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刘馥在淮南，广开屯田，兴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24]。郑浑修成郑陂后，附近地带“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25]。
魏文帝、明帝时，中原地区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的恢复。洛阳的典农部民“斫开荒莱”，“垦田特多”[26]；洛阳以外，“四方郡守，垦田又加”[27]。由于流民还乡和设置屯田，关中的荒残面貌逐渐改变。战乱时到辽东避难的青州农民，都纷纷渡海回到青州。齐王芳在位时，淮河流域的农业有了显著发展。由于邓艾的倡议，许昌附近的许多屯田区陆续迁移到颍水沿岸和淮河南北。屯田兵民在那里广开陂渠，且田且守，“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28]。屯田的收获，除所费以外，每年可积谷五百万斛，这对于支持魏国攻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铁冶陆续恢复起来，利用水力鼓风冶铸的水排也得到推广[29]。《魏都赋》列述“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30]，可见两汉时期中原各地发达的丝织业，经过一度严重破坏后，又陆续恢复生产了。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商品交换也有了起色，关津重税有所减轻。魏文帝曾罢五铢钱，明帝时重新颁用。北方各地的道路得到修整，汉代以来陆续修凿的连接关东和关中的三门峡栈道，这时也由一支5000人的队伍“岁常修治，以平河阻”[31]。洛阳是当时北方的商业中心，贾贩很多，西域胡商也远道来此贸易。邺城列肆兼罗，户口殷盛，也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
世家大族势力的重起和司马氏代魏 在魏国经济恢复的时候，一些流散四方的地主陆续回家，招纳部曲佃客，重整旧业。过去以事功见用的以及敢于打击豪强的官吏，到魏文帝时多退居闲冗，让位给以经学和文章见长的人[32]，这些所谓儒雅之士，正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
明帝时，魏国政治已很腐败。明帝宫人众多，后宫所费与军费略等。他大修洛阳、许昌宫殿，征役急迫，农民脱离土地的现象又严重起来。他在荥阳附近广设猎场，破坏农田；猎场周广千余里，有杀场内兽者处死。这个时期，满朝官吏也都一改曹操时比较清素的风气，竞效侈靡。法律虽经整顿，制定了新律18篇，废除了从两汉因袭而来的大量的旁章科令，但是新律“科网本密”[33]，统治者又“用法深重”[34]，百姓手足无措。曹操为了“广耳目”而设立的专以刺举臣属阴私为事的校事官，到文帝、明帝时更为滥虐，校事刘慈数年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35]，其中枉屈的人非常多。这种种情况，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而且也激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死，八岁的曹芳（齐王）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飏、李胜、毕轨、丁谧等人，终日浮华交会，清谈玄理，在政治上变易朝典旧章[36]。司马懿是河内温县的大族，是当时魏国统治集团中最有谋略而又最煊赫的人物。正始十年（249年），他在京城发动政变，一网打尽了曹爽和他的党羽，掌握了魏国的权柄。嘉平三年(251年），太尉王凌（原为车骑将军，镇扬州）以淮南兵反；嘉平六年，李丰、张缉等在京城谋废司马氏；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以淮南兵反；甘露二年（257年），征东将军诸葛诞又以淮南兵反。这些连续发生的军事反抗和政变，都先后被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等人镇压了。
司马氏统治时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曹操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依旧实行，但是内容愈来愈起着变化。屯田制早已在破坏中[37]。按照制度本来不负担徭役的屯田民，也同自耕农民一样，为徭役所苦。有些屯田民不得耕作，游食餬口。屯田土地大量被官吏侵吞，何晏等人当政时，分割洛阳、野王屯田达数百顷之多。司马师还募取屯田民为兵，“坏乱旧法”[38]。魏国末年，司马氏更把类似屯田民的国家佃客即所谓“租牛客户”赏赐给公卿贵势之门，动辄成百户。屯田官和豪强地主都藏纳逃亡农民，所以到魏末时全国户籍中还只有六十六万多户。
九品中正制在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掌握机柄的中正官位把持在世家大族之手，如晋代的北地泥阳大族傅畅“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自魏至晋不衰[39]。通过中正品第入仕的官吏，久而久之也成为世代相承的贵胄，他们的子弟都可以获得较高的品第和官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士人品第自然唯依门第而逐渐远离“唯才是举”的标准。到了晋朝，经中正评定的九品人士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0]，九品中正制就完全转化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士族，从他们的家世源流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司马昭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由晋公升为晋王，势力日益扩展。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两年以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重演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