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吴国的政治和经济
孙吴的兴起及其与山越的斗争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影响及于江东。黄巾大起义时，荆、扬各地农民更纷纷揭竿而起，围攻郡县，斗争十分激烈[48]。富春人孙坚曾在本郡镇压农民起义，以后随会稽朱到中原与黄巾作战；黄巾失败后，他又转战长沙、零陵、桂阳、豫章等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初平二年，191年）后，其子孙策率孙坚旧部曲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并吞了淮南刘勋所获袁术的百工、部曲三万余人，击破刘勋，控制了长江下游豫章以东地区。
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附了保据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下。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城（今镇江）徙治建业[49]。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据有荆州全部。
孙权势力在江南的扩张，遇到了山越人顽强不屈的抵抗。山越人是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散布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越人居平原地区和交通发达地区的，大致已经开始与汉人融合。住在山区的越人，称为山越，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租赋，“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50]。山越人种植谷物[51]，在出铜铁的地方，还能自铸甲兵[52]。不过《吴志》中山越、山民、山贼诸词往往混用。汉民山居阻险者与越人杂处，实际上已没有民族差别或差别无多。有些随同孙坚父子外出作战的江东人，以及一些割据险阻的甚至于参与过吴魏之间斗争[53]的山民如吴郡严白虎、丹阳祖郎、费栈等，其族属都难于确认。山越人或山民的渠帅，当以汉人大族为多。孙吴向南方内地发展势力，引起了山越人的疑惧，他们经常发动反抗斗争。山越的反抗不但是吴国统治者严重的后顾之忧，而且也使吴国兵员的补给遇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山越的牵制及蜀吴的不和，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曹丕卑词纳贡，迟迟不敢称帝。
嘉禾三年（234年），吴将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过三年的部署和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丁壮四万被补为军队，其余的则成为郡县编户。吴国以山越为兵，见于记载的前后达十余万，为编户的数量更多。山越出山是在吴国统治者的军事压迫下实现的，这对越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山越出山加速了山越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平原沃野的开发，使东南地区统一于孙吴政治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又有积极意义。
三吴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以来，山越人大量出山和北方农民大量南移，为江南经济发展补充了劳动力，提供了技术条件。三国时期，长江沿岸出现了许多屯田区，洲渚的弃地，人烟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些地方进行了开湖为田的尝试[54]。江南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是太湖沿岸和钱塘江以东的所谓三吴。永兴（今浙江萧山境）精耕细作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55]。三吴的丝织业很可观，民间普遍喜爱绫绮之服[56]，文人也好以蚕织为诗赋的题材[57]。三吴出产“八蚕之绵”[58]，诸暨、永安一带丝质很好，为御丝取给之处[59]。但是江南的纺织技术不高，织锦仍赖蜀国供给。永安六年（263年），吴国还从外地调发“手工”千余人到建业服役，可见江南手工业者数量的不足。南方民间主要的副业生产是绩麻，麻布产量比丝织物大得多。铜铁采冶比以前发达，产铁之郡设有冶令或丞，管理采铸[60]。会稽郡发达的铜镜制造业，从东汉以来一直没有衰歇，而青瓷业又在这里从汉代釉陶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三吴的富庶，联结三吴和建业的运河破冈渎也在这时修建起来。破冈渎从句容到云阳西城（今丹阳市境），于赤乌八年凿成，“以通吴会船舰”，沿途“通会市，作邸阁”[61]，军事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大。
为了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中心，设有典船都尉，监督罪徒造船[62]。长江中的大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可容3000人[63]，可见造船技术的进步。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龙二年，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吴国的使臣曾经多次泛海四出，朱应、康泰远至林邑（越南中部）、扶南（在柬埔寨境）诸国，大秦（罗马帝国）商人和林邑使臣也到达建业。这些活动，对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大的作用。
1996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的近十万枚孙吴简牍，对于孙吴的地方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根据其中的“吏民田家莂”及其他各类赋税缴纳档案，可以了解孙吴时期土地管理、农民负担的一般情况。另外还有大量户籍资料，反映当时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小。
江南大族的兴起 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同时，江南的大族地主也在尽力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吴国的勋臣，俸邑多至数县。他们的私兵由父子兄弟相传授，形成吴国大族的世袭领兵制度。一般武将立了战功，也可以得到增兵和赐屯田户的赏赐。孙权把吕蒙在皖城所获人马分给吕蒙，还赐给他寻阳屯田民600户，官属30人。吕蒙死后，孙权又赐守冢300家，并允许吕氏50顷土地不纳租税。官僚地主中这种人口分割的情况，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吴国土地如此辽阔，而吴国版籍所载竟只有52万多户，230万人[64]。
东汉后期，吴郡的顾、陆诸族，已是“世有高位”[65]。孙吴初年，孙氏子弟和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仕郡的非常多，是吴国政权的重要支柱[66]。在朝的官僚，陆氏一门前后就有“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67]。四姓长期操纵吴国政治，形成了每一姓的独特门风，在江南获得了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厚”[68]的称誉，这是江南大族统治趋于巩固的一种表现。
江南大族的政治特权，保障着他们掠夺土地，进一步扩充经济势力。顾、陆诸家多立屯邸，役使官兵，藏纳逋逃[69]。到了吴国晚年，江南大族不但“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且还拥有“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70]。据左思《吴都赋》所载，建业“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吴国左郎中曹翌墓中的铅地券，载明买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71]，也可以反映江南地主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
与大族地主经济发达同时出现的，是百姓的穷困。江南农民除了“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以外，还深受大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步骘少年时在会稽种瓜为生，他为了避免豪强焦矫的侵夺，不得不修刺奉瓜以献矫，而且还得忍受焦矫的凌辱。至于真正的贫苦农民，受大族地主剥削压迫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农民时常举行暴动。孙权不断用军队镇压各地农民暴动，还在赤乌三年（240年）命令郡县普遍“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72]，力加防制。
南北的军事形势和晋灭吴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曾先后数次向巢湖地区的孙权军队发动进攻。为了防止孙权的攻略，曹操还使江滨郡县民户内移，结果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十余万户惊走，皆东渡入吴。文帝曹丕在位时，魏吴时和时战。诸葛亮死，蜀魏停战以后，魏国认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73]，因此对吴军的攻击更为频繁。吴国“以洲渚为营壁，以江淮为城堑”[74]，用水师严密防守，并在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75]。但是吴军弱点在于缺乏骑兵远袭的力量，只能与魏军角逐于江淮之间，无法开拓疆土。江淮之间的魏军以骑步压迫吴军，屡操胜算，并且还几度临江窥伺建业。可是他们缺乏水师，无法横渡波涛汹涌的长江，徒然慨叹“武骑千群，无所用也”[76]。这种军事上的形势，是魏吴双方得以相持达数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氏灭蜀以后，南北军事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晋在蜀地大造战舰，训练水师，积极准备从上游攻吴[77]。这时吴国经过宗室争位的长期斗争，力量大为削弱。吴帝孙皓还以为长江天险，足以屏蔽朝廷，所以只顾大修宫殿，沉湎淫乐，并用极残酷的刑罚镇压人民。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在上游晋军的威胁下迁都武昌，企图加强守备。但是吴国的大官僚地主不愿远离根本，长住武昌；江南人民也疲于逆流供应，表示不满。民谣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78]，就是吴国上下一致反对迁都的反映。正在这时，江南汉人和越人的起义，又严重威胁着空虚的建业城。因此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上游的守备更松弛了。
天纪三年（279年），晋军五路大举攻吴，蜀中水师由王濬率领，顺流而下，吴军望风而降。天纪四年三月，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接受了孙皓的降表。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到此又归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