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蒙古南侵 南宋灭亡
蒙古对南宋全面的军事进攻 金亡之后，南宋政府希望收复黄河以南的地方，遂从淮西调兵进入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占据了洛阳。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开封、洛阳、归德三城恢复，然后北守黄河、西据潼关，以抵御蒙古。不料宋军刚开进洛阳，蒙古兵即前来争夺，宋军溃败，从洛阳撤退。在开封的宋军，也因粮饷不继和蒙古兵决黄河之水以灌开封，也全部撤退。从此以后，在四川，在襄汉，在蕲黄，在江淮之间，蒙古贵族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252]。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汉中向四川进攻，南宋守将在大安军（今宁强）的阳平关顽强抵御，终以众寡悬殊，全军壮烈牺牲。蒙古兵占领了剑门关以外的地方后即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个州郡相继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马蹂践的，只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长江的夔州一路。蒙古兵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夺和破坏之后，又从四川撤走了。在此以前，四川诸路的财赋收入，单是钱币一项，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万贯，解送到湖广、蜀、淮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多万贯，而金银绫锦丝绵之类尚全不计入。经过蒙古兵这次的掠夺破坏之后，短期内不能恢复起来，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计，南宋政府的军政费用，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253]。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的重要军事据点，是襄阳、德安、枣阳、随州四地。襄阳自绍兴四年（1134年）被岳飞收复之后，即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到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这里已经整整100年没有遭受过战祸，因而生聚繁庶，仓库中所积贮的钱谷不下3000万，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军器有24库。其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围攻襄阳甚久，始终不能攻下。但到端平三年春间，在南宋驻屯襄阳的军队中，北军与南军发生了冲突。北军的主将放火烧掉襄阳的府库城郭，投降了蒙古；南军的将官则趁势大肆抢劫了一番而撤离其地。襄阳城因此一度变为瓦砾之场，且非复南宋所有。德安、枣阳、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凡蒙古兵所到之处，总不免发生掳掠人畜，焚烧屋舍，蹂践禾稼，毁伤薪木等类事件[254]。
当蒙古军进入京西南路的信阳、光州诸地时，当地的农民曾在“义甲头目”和“牛社总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他们随宜剿杀截击蒙古军队。在京西、湖北两路中，乡民丁壮这样屯聚相保的处处都有。在刘廷美、廷辅兄弟领导下的一支民军有四万人以上，他们还到处招收山寨民丁、庄农与诸处溃散兵民，共同协力，在端平三年夏间又把襄阳、樊城、信阳诸地夺了回来[255]。
淮南东西两路是南宋驻屯重兵的地方。蒙古兵于端平三年冬季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于嘉熙元年（1237年）冬进攻安丰，于嘉熙二年秋进攻庐州，都被宋兵打退了。
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南侵军的斗争 蒙古兵在控制了川北的蜀口之后，曾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元年（1241年）两次侵入四川，攻破成都。在前一次的防御战中，宋的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死；在后一次，制置使陈隆之也因兵败被俘而死。从此以后，南宋政府不再在成都设置军事统帅，而把军事重点移至重庆。
南宋政府从嘉熙二年就派彭大雅去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到任后立即着手改变那里的残破局面。他“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今广元）、阆（今阆中），蔽夔、峡（今宜昌），为蜀之根柢”[256]。在此后多年抗拒蒙古的战争中，重庆城一直起着坚强堡垒的作用。
继彭大雅之后镇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使的是余玠。余玠采纳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县）人冉琎、冉璞的建议，在境内行军所必经的山险隘口，如钓鱼山、云顶山、青居山、大获山和大梁山等处，都因山为垒，修建了军事营寨，加以控扼，并把州治迁徙到这些堡垒中去。这样的一些军事防御据点，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或守嘉陵江，或备长江，彼此都能互相联络呼应。同时还在成都平原兴置屯田，贮积谷物，教练军旅。余玠还采取措施，减轻徭役以宽民力，减轻商税以通商贾，从各方面设法使这一地区内的农业和商业得以恢复和繁荣起来。
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兵由大汗蒙哥亲自率领，攻入四川。在保卫成都的战役中，云顶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这座山城中的军队因食尽而溃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其后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过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发挥了阻截蒙古军前进的重要作用。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击，蒙古兵进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后，才到达了钓鱼山的合州城下。
这时合州的知州是王坚。蒙古兵围攻钓鱼山城达九个月之久，王坚和他的部将张珏一直在那里固守力战。到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军因军中痢疫盛行，死伤极多，蒙哥汗又为宋军的飞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围而去。后来王坚被调走，由张珏继为合州守，他继续在那里练士卒，修器械，以兵护耕，教民垦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为水上城堡，以断绝蒙古兵的通路。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发兵数万来攻，被他打退。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张珏知重庆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坚守着合州、重庆及其周围的一带地方。第二年，南宋首都临安被蒙古军攻破，张珏仍在川中坚持战斗。直到1278年，他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兵败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257]。
襄阳、临安的失陷和南宋的灭亡 蒙哥为蒙古大汗时，命其弟忽必烈开府漠南，统治漠南汉地民户。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时，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围攻鄂州。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这时蒙哥汗已死在钓鱼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夺汗位，遂答应了贾似道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瞒不提，却欺骗宋度宗说：在前线上打了胜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派遣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约，贾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又成了蒙古贵族大举南侵的借口。
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来围攻襄阳和樊城。襄、樊两城夹汉水对立，汉水上有浮桥，两城可相互声援。两城中所储粮饷都可支用数年，沿长江上游诸州的商旅还可以取道襄阳之南，供应襄樊守军一些必需的物资。两城的守将依靠这些条件，长期坚守。被蒙古军围攻既久之后，两城的守将屡次向南宋政府告急求援，权臣贾似道却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到咸淳九年，蒙古军增强了水陆兵力，截断江道，断绝了宋军外援，切断了襄阳和樊城间的交通，采用水陆夹攻办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两城，在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阳便相继为蒙古军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蒙古。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操在贾似道手中。这年秋，蒙古丞相伯颜督率几路大军，水陆并进，向临安进军。其主力是舟师，由伯颜与阿朮率领，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南宋守将以战舰数千横列江面，迎战败绩，沿江的鄂、黄、蕲、江诸州相继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迫之下不得已出兵应战。他率领了诸路精兵13万人，还有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衔接，百有余里。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与蒙古军遭遇。蒙古军于长江两岸立炮射击，在长江中游则用“划车”数千艘，乘风直进。贾似道慑于敌军来势之猛。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13万大军一时溃散。
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去。宰相陈宜中先已从城中逃出，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共同拥立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广东雷州湾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昺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1279年蒙古遣张弘范率水军追击。文天祥抗击蒙古军于潮阳，战败被俘，张世杰的水军也被蒙古军打败，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断，崖山人食干饮咸十余日，皆疲乏不能应战，于是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