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卷第八十
诗一
纲领
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振。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璘。
因论《诗》，曰：“孔子取《诗》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会做底，有不会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显然讥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宽，岂不是乱道！如《载驰》诗煞有首尾，委曲详尽，非大段会底说不得。又如《鹤鸣》做得极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今人解者又须要胡说乱说。”祖道。
问删《诗》。曰：“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贺孙。
问：“《诗次》序是当如此否？”曰：“不见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诸诗，元初却当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说‘岂弟君子’，自作贤者；如《泂酌》说‘岂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诗中》有可以比并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这般样子。”贺孙。说《卷阿》与《诗传》不同。以下论《诗》次序章句。
“《诗》，人只见他恁地重三叠四说，将谓是无伦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乱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朴》，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说人归附文王之德，后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纪纲四方之德，致得人归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说他鼓舞作兴底事。功夫细密处，又在后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线索内，牵着都动。”文蔚曰：“‘勉勉’，即是‘纯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后，文章真个是盛美，资质真个是坚实。”文蔚。
恭父问：“《诗》章起于谁？”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无‘故言’者，皆是郑康成。有全章换一韵处，有全押韵处。如《颂》中有全篇句句是韵。如《殷武》之类无两句不是韵，到‘稼穑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辈分章都晓不得，某细读，方知是欠了一句。”贺孙。
李善注《文选》，其中多有《韩诗》章句，常欲写出。“易直子谅”，《韩诗》作“慈良”。方子。
问：“《王风》是他风如此，不是降为《国风》。”曰：“其辞语可见。《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可学。以下论《风》《雅》《颂》。
“《大序》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所以析《卫》为《邶》《鄘》《卫》。”曰：“《诗》，古之乐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卫有卫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诗有鄘音者系之《鄘》，有邶音者系之《邶》。若《大雅》《小雅》，则亦如今之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又云：“《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去伪。
器之问“《风》《雅》”，与无天子之《风》之义。先生举郑渔仲之说言：“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但古人作诗，体自不同，《雅》自是《雅》之体，《风》自是《风》之体。如今人做诗曲，亦自有体制不同者，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今且就《诗》上理会意义，其不可晓处，不必反倒。”因说，“尝见蔡行之举陈君举说《春秋》云：‘须先看圣人所不书处，方见所书之义。’见成所书者更自理会不得，却又取不书者来理会，少间只是说得奇巧。”木之。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故曰‘《诗》可以观’也。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却因《周礼》说《豳诗》有《豳雅》《豳颂》，即于一诗之中要见六义，思之皆不然。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说恐是亡其二。”大雅。
问《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系者小，《大雅》是所系者大。‘呦呦鹿鸣’，其义小；‘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其义大。”问变《雅》。曰：“亦是变用他腔调尔。大抵今人说《诗》，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关关雎鸠’之义，却不与理会。”王德修云：“《诗序》只是‘国史’一句可信，如‘关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讲师说，如《荡》诗自是说‘荡荡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荡荡’；《赉》诗自是说‘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是说后世子孙赖其祖宗基业之意，他《序》却说‘赉，予也’，岂不是后人多被讲师瞒耶？”曰：“此是苏子由曾说来，然亦有不通处。如《汉广》，‘德广所及也’，有何义理？却是下面‘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几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乱事尔。若《鹑之奔奔》《相鼠》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乱之诗，而说《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戏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大雅。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义刚。
问“比、兴”。曰：“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亦然，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个物事。《风》《雅》《颂》，诗之标名。理会得那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植。以下赋、比、兴。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说，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僩。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后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诗，皆只是说风景。独曹操爱说周公，其诗中屡说。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较别，也是乖。义刚。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贺孙。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录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方子。振录同。
六义自郑氏以来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来失之。后妃安知当时之称如何！可学。以下六义。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丳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焘。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常了。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木之。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而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说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问：“《诗》虽是吟咏，使人自有兴起，固不专在文辞；然亦须是篇篇句句理会着实，见得古人所以作此诗之意，方始于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实，吟咏个甚么？然古人已多不晓其意，如《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问：“《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与旧不同。”曰：“《周礼》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诗》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类。如我将所云，作保祐说，更难。方说‘维羊维牛’，如何便说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说未得右助之‘右’。”问：“《振鹭》诗不是正祭之乐歌，乃献助祭之臣，未审如何？”曰：“看此文意，都无告神之语，恐是献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与宾尸皆有献酬之礼；既毕，然后亚献；至献毕，复受胙。如此，礼意甚好，有接续意思。到唐时尚然。今并受胙于诸献既毕之后，主与宾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古人祭礼，是大段有节奏。”贺孙。
《诗序》起“《关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诗者，志之所之也”，止“诗之至也”。敬仲。以下《大序》。
声发出于口，成文而节宣和畅谓之音，乃合于音调。如今之唱曲，合宫调、商调之类。敬仲。
《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国史。方子。
《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说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说。他做《小序》，不会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享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他不曾说者，而今但可知其说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高。
《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振。
问“止乎礼义”。曰：“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盖大纲有‘止乎礼义’者。”。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大序》只是拣好底说，亦未尽。淳。
《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说从别处去。如《小序》亦间有说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子细看这道理，便只恁说却。后人又只依他那个说出，亦不看《诗》是有此意无。若说不去处，又须穿凿说将去。又，诗人当时多有唱和之词，如是者有十数篇，《序》中都说从别处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风俗勤俭，其民终岁勤劳，不得少休，及岁之暮，方且相与燕乐；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无已太康。”盖谓今虽不可以不为乐，然不已过于乐乎！其忧深思远固如此。至《山有枢》一诗，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忧尔，故说山则有枢矣，隰则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一旦宛然以死，则他人藉之以为乐尔，所以解劝他及时而乐也。而序《蟋蟀》者则曰：“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盖风俗之变，必由上以及下。今谓君之俭反过于礼，而民之俗犹知用礼，则必无是理也。至《山有枢》则以为“刺晋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鱼藻》，则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采菽》，则天子所以答《鱼藻》矣。至《鹿鸣》，则燕享宾客也，《序》颇得其意。《四牡》，则劳使臣也，而《诗序》下文则妄矣！《皇皇者华》，则遣使臣之诗也；《棠棣》，则燕兄弟之诗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则燕朋友故旧之诗也。人君以《鹿鸣》而下五诗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赐者，则歌《天保》之诗以答其上。《天保》之序虽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归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却说得尤分明。又如行苇，自是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首章言开燕设席之初，而殷勤笃厚之意，已见于言语之外；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为欢乐；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今序者不知本旨，见有“勿践履”之说，则便谓“仁及草木”；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细细碎碎，殊无伦理，其失为尤甚！《既醉》，则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也；《凫鹥》，则祭之明日绎而宾尸之诗也。古者宗庙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则暖其祭食，以燕为尸之人，故有此诗。《假乐》则公尸之所以答《凫鹥》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诗，即所谓乐章。虽有唱和之意，只是乐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道夫。
《诗》《书》《序》，当开在后面。升卿。以下小序。
敬之问诗、书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处。如《易大传》、班固《序传》并在后。京师旧本《扬子注》，其《序》亦总在后。”德明。
王德修曰：“《六经》《惟诗》最分明。”曰：“《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文蔚。
《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节。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面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辈，要出脱回护。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诗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见葛而思归宁，序得却如此！毛公全无序解，郑间见之。《序》是卫宏作。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便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甚多。可学。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作。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见“黄耇台背”，便谓“养老”；见“以祈黄耇”，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理论。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亲暱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会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说不通，多为饰辞以曲护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间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底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说“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会，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说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说，后来遂生一场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说“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说着地，如何说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说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说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说天，不说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贺孙。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庄姜之诗，却以为刺卫顷公。今观《史记》所述，顷公竟无一事可纪，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无其事。顷公固亦是卫一不美之君。序诗者但见其诗有不美之迹，便指为刺顷公之诗。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至有不能考者，则但言“刺诗也”，“思贤妃也”。然此是泛泛而言。如《汉广》之《序》言“德广所及”，此语最乱道！诗人言“汉之广矣”，其言已分晓。至如下面《小序》却说得是谓“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此数语却好。又云：“看来《诗序》当时只是个山东学究等人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故所言都无一事是当。如《行苇》之《序》虽皆是诗人之言，但却不得诗人之意。不知而今做义人到这处将如何做，于理决不顺。某谓此诗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读了。如‘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诗本是兴诗，即是兴起下四句言。以‘行苇’兴兄弟，‘勿践履’是莫远意也。”又云：“《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郑诗》如《将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时男女淫奔相诱之语。如
《桑中》之诗云：‘众散民流，而不可止。’故《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众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诗》自《缁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萧’‘采艾’‘青衿’之类是也。故夫子‘放郑声’。如《抑》之诗，非诗人作以刺君，乃武公为之以自警。又有称‘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语，乃自谓之言，无疑也。”卓。
问：“《诗传》尽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苏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万一不见得是暴公则‘惟暴之云’者，只作一个狂暴底人说，亦可。又如《将仲子》，如何便见得是祭仲？某由此见得《小序》大故是后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诗，今只见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实得其人姓名？于看《诗》有何益也！”大雅。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煇。
郑渔仲谓《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拣，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振。
伯恭党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转可恶。振。
器之问《诗》叶韵之义。曰：“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韵多用吴才老本，或自以意补入。”木之。以下论《诗》韵。
问：“《诗》叶韵，是当时如此作？是乐歌当如此？”曰：“当时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铭》之类。”可学。
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段。又曰：“《周颂》多不叶韵，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儒用。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宽，后人分得密后，隔开了。《离骚注》中发两个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纫秋兰以为佩。”后人不晓，却谓只此两韵如此。某有《楚辞叶韵》，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方子。
叶韵，恐当以头一韵为准。且如“华”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车”是第一句，则第二句“颜如舜华”，当读作“敷”字，然后与下文“佩玉琼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华”，是第一韵，则当依本音读，而下文“王姬之车”却当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从吴才老旧说，不能又创得此例。然《楚辞》“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后下文“纫秋兰以为佩”叶。若“能”字只从本音，则“佩”字遂无音。如此，则又未可以头一韵为定也。闳祖。
吴才老《补韵》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寻得，当时不曾记，今皆忘之矣。如“外御其务”叶“烝也无戎”，才老无寻处，却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协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亦是协音汝也。“下民有严”，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却无道理。某后来读《楚辞》《天问》见一“严”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叶韵，“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打过去也。义刚。饶、何氏录云：“《中庸》‘奏格无言’，奏，音族，平声音騣，所以《毛诗》作‘鬷’字。”
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后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吴氏云：‘“严”字，恐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间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严’字自与‘皇’字叶。然吴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吴氏复疑‘务’当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女’音或通。后来读《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则与‘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谣谚皆押韵，如《夏谚》之类。散文亦有押韵者，如《曲礼》‘安民哉’叶音‘兹’，则与上面‘思、辞’二字叶矣。又如‘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下，叶音护。《礼运》《孔子》《闲居》亦多押韵。《庄子》中尤多。至于《易》《彖辞》，皆韵语也。”又云：“《礼记》‘五至’‘三无’处皆协。”广。
“知子之来扐。之，杂佩以赠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补”。“往近王舅”，近，音“既”，《说文》作，误写作“近”。。
问：“《诗叶韵》，有何所据而言？”曰：“《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辉。
“《诗》音韵间有不可晓处。”因说：“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韵与古合处。”子升因问：“今‘阳’字却与‘唐’字通，‘清’字却与‘青’字分之类，亦自不可晓。”曰：“古人韵疏，后世韵方严密。见某人好考古字，却说‘青’字音自是‘亲’，如此类极多。”木之。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坏了诗！”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