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的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有多党竞争，比如梁启超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很多，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号令不出国门”。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摆在那里，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的同志”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苏联，即孙中山所说的“以俄为师”。国民党“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党来决定，这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则改称“总裁”，即一切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
我做小学生时，北伐以后就有政治学习，“党义”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要背三民主义。“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一共三条，答：一，民族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二，民权主义是它争取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三，民生主义是什么什么。而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节课做纪念周，纪念孙中山的，叫作“总理纪念周”，校长或其他老师带着我们背《总理遗嘱》，那是国民党的《圣经》，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或《再版前言》一样。每个教室里都挂孙中山的像，上边横批“天下为公”，那是孙中山题的，他喜欢那几个字，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副对联，下面是《总理遗嘱》。其实，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个教国文的老师是国民党党员，一次在课堂上说：“总理遗像上的这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人说要改一下，改成‘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宋蔼龄是孔祥熙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传说还有一个宋妙龄，可见当时国民党党性程度之低。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什么奉系的、直系的、皖系的，我都不了解。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唱些什么呢？说起来非常可笑，他们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三国里的战将谁最勇敢呢，首先就是赵云赵子龙，他在长坂坡单骑救主，一个人就把阿斗救了出来，成了英雄。他们把这个故事作为军歌，非常滑稽可笑，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就是《三国演义》了。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国旗和国歌都改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歌里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个国歌。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他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给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没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建设，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里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作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突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军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枪声零零碎碎地打了很久，但并不是大规模打，打一阵停一阵，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秘书汤鹤逸解放后在云南大学任教，后来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解放后据汤说，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何梅协定》，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天津、河北撤出，党部全部撤走，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而是交由西北军29军统治，成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
西北军是杂牌军，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主要是冯玉祥的，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撤出后，由冯玉祥的29军（冯玉祥那时候已经下台了，但他的军队还存在）驻扎在北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察哈尔现在是内蒙古和张家口一带。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出北京以后，情形又有变化。比如“一二·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一二·九”运动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7年夏天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