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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文／龙应台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 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龙应台，华人最犀利的一枝笔，继思考家族情感的畅销书《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之后，龙应台再度推出15 万字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从父母亲的1949 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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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港生」怎么在台湾开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 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历史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象，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耻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聊以自慰，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秘密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